闫新

摘要：

本文以1945年至1979年韩国电影中涉及美国形象描绘与表达的电影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文本诞生的社会历史语境，梳理分析其中美国形象的呈现方式与演变脉络，从而折射出韩美关系的变化，以及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韩国民众对于美国及其所代表的现代化的态度和认识。希望通过历史语境的呈现、文本内容的分析以及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为我们理解韩国电影、韩美关系及当代韩国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韩国；韩国电影；美国形象；现代化

历史、记忆、欲望、恐惧等人类意识和情感都深植于各种文艺作品之中，这些作品表征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也充当着大众话语的代言人。电影作为人类艺术殿堂中的一员，同样也发挥着类似的功用。而在大众与消费性文化占主导的现代社会中，电影作为大众话语的显性载体，作为兼具商品与艺术双重属性的特殊媒介，较之于其它古典艺术和传统媒介或许更能直观地反映大众的信仰价值体系与情感生存状态。因为电影总是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通俗的影像叙事）表现大众的诉求，而大众也总是用最客观直接的方式（观看消费行为）回应电影的内容和观念。“对于现代韩国而言，正是电影联同文学一起，以其特有的语言与风格，真实而具体地再现了韩国的民族生活与国家状况，共同构筑了韩国的想象。”①“电影创作者在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趋势中能够找到他们的位置，并在电影中充当大众话语代言人的角色。”②本文正是以1945至1979年（韩国民主浪潮与反美主义兴起前的历史阶段）韩国电影中涉及美国形象描绘与表达的电影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文本诞生的社会历史语境，梳理分析美国形象在其中的呈现方式与演变脉络，从而折射出不同发展阶段的韩国民众对于美国的态度和对韩美关系的理解，并以其反观他们对于本国及自身的认识。希望以此勾勒出一幅更具大众文化特征的韩国历史面貌，为我们认识和研究韩国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一想象与向往（1945-1961）

19世纪伊始，整个东亚都在西方文明的强力主导下被“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化”成为所有东亚国家近代史中最为显著的关键词。对于韩国来说，“倘若现代化空前的范围和程度被广泛地认为代表了韩国现代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成就的话，现代化可以被视为20世纪韩国集体社会经历的主要构成核心。”③所谓“现代化”，事实上主要指的是一系列转型，包含从封建王朝到民族国家，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集权统治到民主制度，从人情社会到规则社会，从乡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等关涉人类生存各个层面的转变。而由于现代化及其所包含的各个层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在西方文明主导下进行的，所以现代化在本质上可以说就是西方化。“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根据西方模式，摧毁传统的社会秩序，不仅再造经济基础，而且重组从最广泛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和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④就韩国而言，无论是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还是造成南北分裂的朝鲜战争，其近现代主要的历史变革都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力量直接推动下完成的，且韩国现代化的起点与进程更是直接建立在韩美同盟的基础上。所以如此看来，韩国的现代化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化。

1945年9月8日，盟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宣布以“三八线”为界划分韩国与朝鲜，并任命阿诺德为韩国的军政长官，由此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政时期。鉴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美国电影占据了韩国国内的各大影院。在1946年3月10日至12月31日期间，韩国上映的259部电影中，美国电影高达149部，占据了整个韩国电影市场份额的58%。⑤同时由美军政厅提供的旨在介绍美国国情、宣传美国政策的新闻片也在韩国各影院大量上映。此外，由于当时韩国电影工业基础薄弱，一些本土电影的制作设备都是由美军提供的。由此可见，在韩国正式成立之前，美国就已对韩国电影的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1948年，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上台伊始便同美国签订了《韩美联合防御互相协定》、《韩美经济援助协定》、《韩美军事顾问协定》等五个协定，将韩国未来的命运交付给美国。相应地，美国则通过这一系列协定以及后续签署的条约将韩国的军事、经济、政治等重要部门和领域牢牢掌握在手中。在此基础上随之而来的便是韩国的迅速美国化。政治、经济和安保直接依赖于美国的扶持和援助，文化方面则在美国大众文化的支配和影响下逐步转型。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1年秋天，韩国开始正式进口外国电影。从1951年到1959年，韩国总共进口了1059部外国电影，其中好莱坞电影以818部的数量占据了绝大部分份额。⑥而这一时期韩国国产片的总量仅为321部，且“模仿好莱坞的欲望愈发强烈，不仅是电影的素材、场面调度、角色的设定，类型和表现样式亦是如此”⑦。韩国电影人通过模仿好莱坞来与好莱坞竞争，韩国大众则通过好莱坞电影追赶时代的步伐，感受现代化的气息。好莱坞电影携带着美国的国家形象、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信仰进入到韩国大众的视野中，迅速而顺利地占据了文化主导地位。在冷战体制与热战压力下的1950年代，韩国朝野普遍对美国充满感激之情，亲美崇美成为韩国一种主流的对外情感。“战后的韩国社会极其穷乏，美国大众文化大举登陆韩国后，由于和当时韩国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使其成为更加强力的想象空间。”⑧对于刚刚接触到现代化的韩国民众而言，美国作为韩国的援助者和保护者成为了现代化的代名词、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成为了人们心中对未来韩国的想象与期许。

这一时期韩国电影中的美国形象也大致反映了当时韩国大众对于美国及现代化的这样一种态度和认识。1958年在韩国轰动一时的影片《自由夫人》（李炳逸，1958），讲述了一个教授夫人由家庭主妇变为职业女性后迷恋交谊舞，并和一位大学生产生了暧昧关系，最终造成了一系列悲剧的故事。在片中舞厅的场景里，“人们的嘴里用晦涩的英文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礼物‘朋友‘晚安‘我爱你等晦涩的外来语。不仅外来语变成了日常用语，社交活动也追随着美国人的习惯”⑨。片中大量出现的城市空间与娱乐舞厅，涉及婚外恋的时髦话题，以及女主角通过成为职业女性挣脱传统身份定位，并拥有了愉快自主的社交生活等内容都明显地反映出美国新文化的影响。在好莱坞电影的熏陶下，“过往在价值观上被忽视的爱情，性和普通人的生活等，成为1950年代电影的重要主题”⑩。1958年的影片《自由结婚》（李炳逸，1958）掀起了一股主张自由恋爱、自主结婚、乃至自由离婚的风潮。影片中的大女儿在新婚旅行中闹离婚，二女儿因恋爱被家里反对而离家出走，三女儿则拒绝了父母介绍的结婚对象。虽然父母对女儿们离经叛道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但最终所有的自由恋爱和结婚行动都以成功结尾。片中大女儿离婚后逃去的地点正是美国，她摆脱了父母和韩国所代表的前现代传统价值伦理，奔向了象征自由独立的现代伦理价值的美国，并最终收获了曾经对其贞洁产生过怀疑的前夫的道歉。在女儿们及美国所代表的现代观念与父母及韩国所代表的传统观念的对抗中，电影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同样在1960年的影片《朴老头》（姜大振，1960）中，父亲所代表的韩式传统价值也在与儿女们所代表的美式现代价值的冲突中败下阵来。朴老头是一个泥瓦匠，辛辛苦苦将儿女们养大，对子女关爱有加。但他不同意儿子出国工作，因为觉得坐飞机太危险，也不同意两个女儿自由恋爱。直到大女儿男朋友的姑母从夏威夷赶来，臭骂了朴老头一顿，并嘲笑他连红茶都不会喝后，朴老头才开窍答应了儿女们的要求。影片通过一个家庭的纷争，表现了一代人对于现代化的厌恶和不安，以及另一代人对于现代化的拥抱和向往。而美国则以极具象征意义的方式存在其中，成为了影片中强有力的叙事力量。它不仅代表着年轻一代的价值和梦想，也成为了判定文明进步与否的标准。1950年代的韩国在摆脱殖民统治，经历朝鲜战争后开始与西方文明接轨，踏上了奔向现代化的起跑线。自由、理性、金钱、发展等新事物、新观念汹涌而来，但父权、乡土、宗族等旧事物、旧观念尚未褪去。这一时期的韩国电影从各个方面呈现了这种现代与前现代的混合状态，折射出韩国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时代特点。1950年代的人们对于美国和现代化是敬畏而向往的，本土生活与传统文化的价值在理想主义的情绪下被重估，电影构筑起一种对于未来生活的乐观想象。

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影片是以批判的态度审视韩美关系、驻韩美军以及美式新文化的。《自由夫人》、《命运之手》（韩滢模，1954）、《恶夜》（申相玉，1952）和《地狱花》（申相玉，1958）等影片中出现的“洋公主”，便揭露出韩国社会的堕落一面以及美军管制下下层民众的悲惨状况。影片《地狱花》中，男主角英植靠阿谀奉承在美军基地混饭吃；女主角索妮亚的母亲是韩国人，父亲是美国军人，而索妮亚的身份却是“洋公主”。片中，靠着美军混饭吃的男女主角英植和索妮亚最终都命丧枪下，其中蕴含的隐喻和控诉不言自明。不过，由于当时美国理想化的观念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韩国电影中的美国形象多以正面为主。它更多地承载着人们对于现代化的想象和向往，充当着人们看待当下的重要参照与时代坐标。

二怀疑与挣扎（1961-1979）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作为现代化的象征和导师以及韩国国土与体制的守护者，满足着人们的想象，也支撑着人们的希望。但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韩国民众来说现代化不再是遥远的幻想，而是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日常体验。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开始变得直观而真切，并在遭遇“5·16军事政变”后，对其渐生怀疑甚至失望的情绪。“60年代既是社会发展时期又是分化时期”，一部分人接受了政府的产业化目标，以发展经济作为最高价值理念，进而也顺带接受了西方现代价值观；而另一部分人则持反对意见，他们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面前进退失据、不知所措，希望能够保留传统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在社会人群开始分化的状况下，人们对于美国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复杂，群体代际间的差异和裂痕开始逐步显现。在此背景下，韩国电影中的美国形象及其所代表的现代化在面对不同受众时亦呈现出更为多元的面貌。

殖民解放后出生的年轻观众大多在美式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他们将自由主义、个人追求、民主思想作为生活的准则，对美式大众文化具有很强的认同感，1960年代是他们享受青春片的时代。《家庭教师》（金基悳，1963）、《青春教室》（金洙容，1963）、《赤足青春》（金基悳，1964）等影片掀起了60年代的青春片热潮。“从那些穿着皮夹克和牛仔裤、跳着扭扭舞，在咖啡馆开心翻着美国拳击杂志打发时间的青年们中可以看到詹姆斯·狄龙和马龙·白兰度的影子。” 在这些影片中，美国依旧富有吸引力，并充当着在残酷现实中挣扎的年轻观众的安慰剂。但年龄更大的人群，特别是被现代化进程抛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则开始呼唤传统生活与价值伦理的回归，将象征现代化的美国视为家族主义、父辈权威的敌人。他们在爱情片和通俗剧中“一面欣赏着别人的悲剧，一面进行自我安慰”，抒发着传统逝去的感伤，暂时躲避汹涌而来的现代化。一些喜剧片也以诙谐荒诞的方式谴责那些丢掉传统，崇洋媚外的人，以此满足保守观众的道德偏好。影片《男子美容师》（沈雨燮，1968）讽刺了那些唯流行和外国制造是好的拜金女；《男子与妓生》（沈雨燮，1969）则对那些在家庭中不能扮演好各自角色的男性和女性给予了训诫。

由此可见，进入1960年代后，美国及其所代表的现代化依旧是韩国电影和民众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但不同于前的是，韩国电影与观众都开始建立起情感与价值的本土坐标，美国与韩国开始互为参照。人们不仅通过美国来看待韩国，也开始通过韩国来看待美国，开始从自身的角度审视判断周遭的事物，并逐渐从观念、经济和阶层上结成利益共同体进行着话语表达。在当时并不宽裕的舆论环境下，韩国电影中美国形象的变化集中显现了社会和民众的变化，也反映出民间意志与官方意志之间的差别。但由于朴正熙政府通过军事政变这一非法手段上台，为了寻求合法性必须依赖美国的支持，所以并不提倡有反美倾向的内容出现在电影中，反美甚至有可能被等同于亲共或叛国。因此在1960年代的韩国电影中，美国仍然勉强维持着理想化的正面形象。但值得一提的是，在1963年政府修改《电影法》使电影审查变得更加严厉之前，借助相对自由的创作氛围，影片《误发弹》通过从朝鲜流落到韩国的宋哲浩一家的生活，极为生动地描绘了1950年代韩国社会的贫困与黑暗，反映了1950年代的韩国在美军管制下的真实状况。片中男主角会计事务所职员宋哲浩工资微薄，过着悲惨无比的生活。极度的贫穷使他家破人亡，并迫使他的妹妹成了以美军为服务对象的“洋公主”。这部电影由于深刻揭露了韩国社会的凋敝腐败以及与敌对国朝鲜有关联曾被长期禁映，多年后才重见天日。片中虽未直接提及美国，但却将其隐射为腐败政府的后盾以及冷漠的袖手旁观者。这部电影中所包含的反美情绪，将在1980年代后期集中爆发。

1972年韩国迎来了维新时代，朴正熙通过“维新宪法”获得了等同于终身制的总统任期，确立了以他为中心的独裁体制。政治空间的完全封闭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的不平衡状况成为了韩国1970年代的显著特征。这使得“政治权力所要求的社会文化价值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政治对文化的强烈压制具体到电影领域是1973年政府公布第四次修订的电影法。这一次修订的电影法以设立韩国映画振兴公社为中心，极大强化了政府对于电影业的控制。其中，制作公司许可制使得独立电影制作者越来越不可能自由制作电影，使市场形成了少数电影公司的垄断；外国电影进口配额制使得大部分电影制作者为了获得进口配额而制作本土电影，导致本土电影质量急剧下滑；剧本和成片的双重审查则使得韩国电影的内容题材囿于一个狭小空间，严重压抑了创作者的热情以及对现实的关注。这一切致使韩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与韩国经济的增长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落差，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下降至20%-30%，整个电影业几乎处于破产边缘。在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根据畅销小说改编的通俗剧（例如《都市猎人》、《冬天的女人》、《星星的故乡》），模仿香港电影的武侠动作片（例如《侠客金斗汉》、《拉上拉链》、《死亡的胜负》），面向低龄观众的青少年电影（例如《少女的祈祷》、《真的真的不要忘记我》、《高校活宝》），以色情为卖点的女招待电影（例如《O嬢的公寓》、《你知道花女吗？》、《我是77号小姐》），以及作为政策宣传工具的国策电影（例如《证言》、《世宗大王》、《五戒》）等远离普通生活与社会现实的影片构成70年代韩国电影的主力。这一时期的电影表现的“是想象而不是现实，是好奇而不是血泪，是性的高潮而不是人们的愤怒，鼓励的是消费而不是劳动”。正如当时韩国导演河吉钟所说：“韩国电影在哪里？根本找不到它。它既没有萌芽的种子也没有遗产，只有不成熟的模仿和肮脏的唯利是图。”

但这一时期文化审查的高压和舆论空间的紧缩，并没有继续催化美国成为韩国民众心目中自由民主的希望，反而使更多人开始对美国心生厌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民众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美国正是朴正熙独裁政府的强力后台，是其合法性的直接来源。美国在输出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支持独裁政权，对暴政袖手旁观，这直接打破了许多民众对于美国浪漫主义式的幻想。同时，驻韩美军在韩国频繁犯罪却长期享有刑事裁判权，严重损害了韩国的主权，也让很多韩国民众难以忍受。另一方面，“60～70年代，是韩国民族主义意识恢复与重建的一个重要时期，韩国的民族主义不仅得到了重塑，而且开始在各个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朴正熙主导的改良民族主义，以经济独立为基础大大增强了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而民族主义不仅表现为一种追求民族凝聚、寻求民族最大利益的倾向，同时也表现为对现实的反抗愿望和对意识形态的不满，兼具独立性、反抗性和排他性的特征。在民族主义逐渐兴起的社会背景下，韩国民众越来越难以忍受韩美之间不对等的双边关系。国家安保的过度依赖，军事指挥权的渡让和政治经济的被动，使得民众逐渐由亲美走向反美（当然这里面也蕴含着反政府的情绪）。在韩国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韩美关系的特殊性，美国既充当了助燃剂，又成为了其针对的重要对象。此外，在进入1970年代后，美国开始调整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政策。1970年代初，美军第七师从韩国撤军，美国开始缩减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并要求韩国共同分摊防御费用。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后，以人权外交对韩国政府大加鞭挞，又因“韩国门”贿赂事件对韩国加以制裁。“这导致了韩国人民的愤怒，他们既反对朴正熙独裁政权，又反对美国对韩国施加庞大压力。”政府层面基于同盟关系和安全利益考虑，虽未刻意利用民众来对抗和批判美国，但也不再鼓励在文艺作品中继续美化美国形象。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形势，官方和民众的双重不满，使得过往理想化的美国形象在韩国电影中迅速冷却，并逐渐与本土社会现实内容一同消失在韩国的银幕中。只剩下吉他、生啤、长发、牛仔裤等青年文化符号出现在类似《傻瓜的行进》（河吉钟，1975）、《寻找女人》（河吉钟，1976）、《是的是的，今天再见》（李长镐，1976）等青春片中，成为韩国电影中残存的美国文化遗产，些许地透露出部分民众对于美国的认同以及对维新体制和官方文化的反抗。

现代化从想象到来临，民族主义从缺失到兴起，主权地位从依附到独立，在不断变换的社会历史语境下，韩国电影始终保持着对国家、民族和现实的关注，用影像和故事记录下时代的脉搏。纵观40～70年代的韩国电影，其中美国形象的演变脉络清晰可辨。从国土的救世主到冷漠的旁观者，从现代化的导师到社会分裂的制造者，从自由民主的象征到反动独裁的后盾，韩国电影中美国形象的嬗变，不仅反映了韩美关系的不断调整，折射出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同时也让我们看到韩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而这其中包含的韩国主体意识与民族主义的觉醒，也正是80年代反美主义兴起，美国形象在韩国电影和文化中不断走向负面，并在当代延续的重要原因。本文从韩国电影中的美国形象入手，希望通过对历史语境的呈现、文本内容的分析以及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为我们理解韩国电影、韩美关系及当代韩国提供一些思路。

注释：

①②③④ [美]闵应畯，[韩]朱真淑，[韩]郭汉周著：《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金虎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第5页，第180页，第183页，第82页。

⑤参见[韩]金钟元、郑重宪：《韩国电影100年》，[韩]田英淑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⑥参见[美]闵应畯，[韩]朱真淑，[韩]郭汉周：《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金虎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⑦⑧⑩[韩]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编著《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周健蔚、徐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第155页，第142页，第199页，第242页。

⑨[韩]李孝仁：《追寻快乐战后韩国电影与社会文化》，张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第113页，第106页，第28页。

“洋公主”：在韩国由于贫穷而沦为以美军为服务对象的妓女。

“5·16”军事政变是指发生于1961年5月16日，由韩国陆军少校朴正熙发动的一场旨在推翻民主党执政的军事政变，并颠覆了第二共和国的民主党政权。1963年12月17日，朴正熙正式就任韩国第5届民选总统，称为“第三共和国”。

刘银萍博士论文：《民主主义与韩国反美主义以20世纪八十年代为例》，第27页，第65页。

“韩国门”是指1976年10月，在华盛顿的南韩商人朴东宣和其它代理人向美国国会议员行贿， 以期取得美国优先考虑对南韩的军事和经济支持。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文系2015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韩国电影中的异域形象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SB0021；2014年度四川师范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校级项目 “韩国电影中的异域形象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HYA006）

实习编辑刘晓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