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震

摘要：

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不仅仅具有人们普遍指认的生态意义，更是一个复杂的同构性隐喻。雪豹作为一个极具隐喻性的意象，与彝族史诗中的英雄有着某种结构上的同一性，从而形成了相互隐喻的关系。从雪豹的命运触及到了民族的历史，乃至很多民族史诗中英雄之死的悲剧原型。雪豹所寄寓的诗人自身的族裔身份、生存经验、生存信念和价值选择，已经将这首长诗的意义空间延伸到了诗人的精神自传之中。诗人特殊的族裔身份，以及作品中大量的相关叙述，使大自然中的雪豹家族及其被猎杀的命运，与人类社会中某些特殊种族的文化焦虑之间，形成了潜在的隐喻关系。而诗人正是在这层隐喻关系中，讲述了一个种族的文化寓言，并以此消解诗人复杂的文化焦虑。

关键词：同构性隐喻； 悲剧原型； 精神自传； 文化焦虑； 文化寓言

当我开始阅读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①的时候，三个潜在的前提无声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使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它们的存在：一是吉狄马加30多年的诗歌写作经验；二是吉狄马加作为一个彝族诗人的特殊身份，以及他与生俱来的彝族文化遗传；三是这首长诗背后大量的潜文本。这些前提的存在让我坚信这首长诗绝不仅仅是一种人们轻易即可认定的所谓“生态写作”。

那么，在生态意义之外，《我，雪豹……》还具有何种阐释空间？是什么让诗人用如此宏大的结构去叙述一个在报纸、电视、电影、纪录片中司空见惯的关于动物保护的主题？这些问题，正是我要去阅读这首长诗，并写这篇文字的真正动因。

一《我，雪豹……》：一个多重隐喻的文本结构

阅读经验告诉我，任何一个成熟的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这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都存在于大量相关文本的链条之中，同时，任何一个成熟的文本都不是由单个意义链条构成，而且每一个意义链条都应该是自足的，只不过某个意义链条会处于文本的前台，而其它的意义链条则会潜藏于文本的幕后。在阅读中，我不仅看到了《我，雪豹……》与一些文本的相关性，而且发现了其前台意义背后潜在的更大的意义空间。

《我，雪豹……》的前台意义当然是关于动物保护的生态主题。而且诗歌的副题和注释所披露的乔治·夏勒，就是一位美国知名的动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雪豹研究专家和作家。诗中也的确叙述了大自然中的一个雪豹家族，及其被猎杀的经历，并且以此构成了作为一个文本的自足性。然而，这个副题和注释，以及诗人对雪豹家族及其被猎杀经历的叙述，在诗歌中也仅仅是维护了作为一个生态写作的文本的自足性，而不能构成封闭这个文本意义空间的正当理由，尽管它们会对阅读产生某种遮蔽性的暗示作用。

在前台意义的背后，《我，雪豹……》已将触角深入到了更深层次的意义空间。其一，雪豹作为一个极具隐喻性质的意象，与彝族史诗中的英雄（譬如阿鲁举热）有着某种结构上的同一性，而且形成了相互隐喻的关系。进而从雪豹的命运触及到了民族的历史，乃至很多民族史诗中英雄之死的悲剧原型。其二，雪豹所寄寓的诗人自身的族裔身份、生存经验、生存信念和价值选择，似乎已经将这首长诗的意义空间延伸到了诗人的精神自传之中。其三，由于诗人特殊的族裔身份，以及作品中大量的相关叙述，使大自然中的雪豹家族及其被猎杀的命运，与人类社会中某些特殊种族的文化焦虑之间，形成了潜在的隐喻关系。而诗人正是在这层隐喻关系中，讲述了一个种族的文化寓言，并以此消解诗人复杂的文化焦虑。

或许，这部长诗还指涉到了更多的意义空间，但在我看来，至少有上述三个处于同构状态的意义空间，潜藏在《我，雪豹……》的叙述之中。这三个空间互为隐喻，形成了一个自足的、多重隐喻的文本结构。本文将在以下部分，对这个结构，以及三个意义链条作一扼要分析。

二英雄之死：《我，雪豹……》的悲剧原型

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我曾经读到了大量关于猎人的篇章，如《森林，猎人的蜜蜡珠》、《最后的召唤》、《一个猎人孩子的自白》、《孩子的祈求》、《梦想变奏曲》、《猎人岩》等。②这些作品在彝族尚存的万物有灵语境中，对猎人既尚勇力又具悲悯情怀的矛盾性格，作了史诗般的叙述，猎人作为猎杀者，显然在这些作品中具备了民族史诗中传唱的英雄的人格特质。而在《我，雪豹……》中，诗人同样在英雄史诗般的叙述中，向我们讲述着一个被猎者的故事。作为被猎杀者的雪豹，同样是被作为民族史诗中的英雄来叙述的。这两类出自同一叙述主体，却站在矛盾两面的诗歌文本，在构成某种互文效果的同时，也揭开了诗人无意识中通往民族史诗悲剧原型的秘密通道。

这两类同时礼赞猎杀者和被猎杀者的诗歌，看似矛盾，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因为在吉狄马加讲述的所有猎人故事中，最动人的部分不是他对猎人勇武和杀戮的礼赞，而是猎人对被猎者的悲悯和同情，以及猎人之死。在《猎人岩》中有这样的诗句“假如有一天猎人再也没有回来/它的篝火就要熄了/只要冒着青烟/那猎人的儿子/总会把篝火点燃……篝火是整个宇宙的/它噼噼啪啪地哼着/唱起了两个世界/都能听懂的歌”。猎者与被猎者尽管有时会分属于两个世界，但最终它们又是同属于天地之间的两种值得悲悯的生灵。篝火发出的有似神灵的语言，在沟通、弥合和护佑着生与死两个世界、猎者和被猎者两种生灵。

在《我，雪豹……》中，被猎杀的雪豹同样具备史诗中英雄的人格特质。雪豹的这种史诗英雄的人格特质，来自诗人反复吟诵的雪豹诞生于神灵的“高贵的血统”“我是雪山真正的儿子/守望孤独，穿越了所有的时空/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我守卫在这里/在这个至高无上的疆域”、“我的诞生/是白雪千年孕育的奇迹/我的死亡/是白雪轮回永恒的寂静”；也来自史诗英雄固有的强大勇力，“我也是一个将比我的父亲/更勇敢的武士/我会为捍卫我高贵血统/以及那世代相传的/永远不可被玷污的荣誉/而流尽最后一滴血”。

同时，雪豹还被赋予了大美、大爱和生生不息的强大威力，这些都是史诗英雄的人格特质“流星划过的时候/我的身体，在瞬间/被光明烛照，我的皮毛/燃烧如白雪的火焰/我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犹如一条银色的鱼/消失在黑暗的苍穹”、“我的足迹，留在/雪地上，或许它的形状/比一串盛开的/梅花还要美丽……”

诗人对雪豹“生的威力”的描述，几近迷狂：

追逐离心力失重闪电弧线

欲望的弓切割的宝石分裂的空气

重复的跳跃气味的舌尖接纳的坚硬

奔跑的目标颌骨的坡度不相等的飞行

迟缓的光速分解的摇曳缺席的负重

撕咬撕咬血管的磷齿唇的馈赠

呼吸的波浪急遽的升起强烈如初

捶打的舞蹈临界死亡的牵引抽空抽空

想象地震的战栗奉献大地的凹陷

向外渗漏分崩离析喷泉喷泉喷泉

生命中坠落的倦意边缘的颤抖回忆

雷鸣后的寂静等待群山的回声……

然而，所有的高贵、所有的美、所有的爱、所有的生的愿望和威力，随着一声枪响，被猎杀了。又一个史诗情境中的英雄倒下了。至此，我有理由相信，诗人对雪豹被猎杀的抒写，来自诗人无意识中潜藏的种族记忆：英雄之死。这种记忆至今在诗人生长的大凉山彝族的多部史诗中被传诵着。如彝族英雄史诗《阿鲁举热》中的阿鲁举热，就是彝人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的创世之神支格阿龙的英雄化身。③他是其母卜莫乃日妮姑娘，因天上的老鹰在其头上绕了三转，老鹰身上的三滴水（血）滴在她的身上而受孕所生，并为老鹰所养。长大后，他因寻找母亲而被富人日姆变为奴仆。阿鲁举热既有巨大的勇力，又有博大的悲悯情怀。他曾为了拯救生民射下了六个太阳、五个月亮，制服了蟒蛇和大石蚌。他搭救了三只鹅。鹅为了感谢他，送给他自己身上的羽毛作神箭，帮他找到九十九柞长的头发作神线。阿鲁举热用神箭和神线杀死了日姆。而这样一位英雄最后却为奸人所害，掉入大海被淹死了。英雄史诗中阿鲁举热的巨大勇力、博大悲悯和被害致死，与吉狄马加诗中的猎人、雪豹显然具有直接的文化遗传关系。或者说雪豹被猎杀故事正是来自彝族史诗中英雄之死的种族记忆。

史诗本身出自各民族的英雄时代，因此所有史诗都是唱赞英雄的。而史诗时代的英雄都是神与人的合体，既具备神性，又具备人性，集神的意志与人的祈愿于一身，构成了史诗时代最高的人格理想。因此，无论是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被光明之神射中脚踵而死，还是彝族英雄阿鲁举热的溺海而死，英雄之死造就了人类最早的悲剧意识，它意味着人类理想和希望的集体幻灭，可以说它是很多民族悲剧的原型。

同时，英雄之死也决定了人类对悲剧的基本认识，无论是黑格尔所说的“两种普遍的、合理的力量之间的冲突”，还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之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或者是尼采曾关注的迷狂的狄奥尼索斯精神（酒神）和静穆的阿波罗精神（日神）的相遇，抑或是鲁迅所说的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人们对悲剧的认识始终没有超越英雄之死的原初内涵。

在《我，雪豹……》中，或者在吉狄马加的整个诗歌写作中，无论是雪豹被猎杀的悲剧，还是猎人之死的悲剧，都可以被认为是英雄之死这一种族记忆和悲剧原型的延伸。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悲剧体验，重返《我，雪豹……》的生态意义，就会发现，迄今为止文艺作品中对生态问题的所有关注和批判，还未有达到《我，雪豹……》的深度和高度者。

三《我，雪豹……》：一个民族诗人的精神自传

这部长诗的标题《我，雪豹……》，已经暗含着诗人自己与雪豹之间的某种隐喻关系，而诗中对“雪豹”身世和生存经验的抒写，以及一系列的生存信念和价值选择的表达，可以说，《我，雪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构成了诗人自己的一部精神自传。

在《我，雪豹……》中，一再出现“雪豹”对“祖先”的追述：“毫无疑问，高贵的血统 / 已经被祖先的谱系证明”；“我的梦境里时常浮现的/ 是一代代祖先的容貌/我的双唇上飘荡着的/ 是一个伟大家族的/ 黄金谱系！”等等。这种对自身家族谱系的求证，在吉狄马加早期的诗歌中已经出现，表现出诗人强烈的身份认同的愿望。对于绝大多数诗人来说，身份认同似乎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而对于一个少数族群的诗人来说，身份认同可能意味着对自己文化血统和母语的回溯和重温，而文化血统和母语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正是他写作的根源。母语，在这里不仅仅是指本国或本族的语言，而且是指一个种族最早从大自然中习得的，并用以命名世界的语言，是一个种族童年的乡音。母语除了作为一种语言和文字符号之外，更是一个种族认识世界、命名世界和表述世界的独特方式。直言之，母语就是一个种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是一个种族文化血统和种族无意识的存在形式。④对于吉狄马加来说，尽管他的诗歌写作用的是汉语，而且是在接受了系统的公共教育之后的行为，但在他的语言中人们可以明显地感知到不同于汉语的种种语言方式。彝族祖先用来命名和表述世界的方式依然深深左右着他，使他成为坚持汉语写作的诗人中卓尔不群的一位。但同时，包括彝族在内的少数族群对世界的独特命名，正在面临着“被命名”的境遇。主流族群，乃至全球化的同质化规训，正在试图忽略或改写各个不同族群对世界的命名，使人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唯一化、唯我化。这便是路人皆知的全球化灾难，也是作为一个诗人的吉狄马加渴望身份认同的真正动因和合理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身份认同是一种抗争，是一种存在宣言，同时对于诗歌写作来说，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方式。

《我，雪豹……》作为诗人精神自传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便是其中透露出的诗人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在《我，雪豹……》中，“雪豹”生存的场域是布满岩石和白雪的雪山，是一片无边的寂静，在那里，雪豹和岩羊、赤狐、旱獭以及所有的动物和植物，共同守护着雪山的沉默。而且“……在这个/充满着虚妄、伪善和杀戮的地球上/我从来不属于/任何别的地方”。在这里，我明显感觉到了“雪豹”生存的一种孤绝感那种天地之间可怕的、无边的寂静，与虚妄、伪善、杀戮围困下的危机四伏。这样的体验，同时也凝结着诗人对当今诗歌精神生态的准确判断和诗人在这种生态中的生存经验与生命体验。这个世界甚嚣尘上的战争、杀戮和恐怖主义，勾心斗角的商业规则，操控一切的技术主义，自然生态的恶化，物种的消亡，以及种种寄寓着独特世界观的文化的毁灭等等，不正是需要诗人像雪豹面对那个孤绝的世界那样，去面对的生存境遇吗？由此，诗人与“雪豹”在这种孤绝感中再一次相遇，再一次成为一对相互隐喻的孪生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