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梅

摘要：

胡发云的小说一直都致力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在记忆和遗忘的缠绕中越来越清晰地传递着一种立场：拒绝遗忘。知识分子的精神分化、现代人的自我救赎、历史真相的追寻与反思是胡发云小说记忆与遗忘主题的重要构成，其中既包含对个体生存境遇的剖析，也包含对种种抹杀过去、篡改历史的行径的否定和批判，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深刻的历史理性精神。

关键词：胡发云；记忆；遗忘；救赎；真相；反思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对历史进行选择性遗忘。也许在很多情况下，遗忘是被迫或无意的，但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对过去的遗忘和漠视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真实境况。正如李欧梵所言：“我们现在处于一片后现代全球化浪潮影响下，人们早已失去了历史和记忆，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记忆更是毫无意义。”①很多历史，不仅对年轻一代是认知的盲区，即便在很多亲历者那里也成为记忆的黑洞。令人欣慰的是，总有一些人采取各种方式抵制遗忘的侵蚀，不断唤起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和反思。胡发云就是其中一位有力的践行者。他的小说不断提醒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告诉我们“没有历史的当代人是可疑的”。

人记忆什么？又遗忘什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记忆和那样的遗忘？这些问题始终回旋在胡发云的小说中。他一直都致力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在记忆和遗忘的缠绕中越来越清晰地传递着一种立场：拒绝遗忘。对胡发云而言，小说是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从不堪回首到勇于回首不堪，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民族必须跨过的一道坎。”②以小说的方式叙述历史，当然不仅是为了重构历史，更是为了面对当下和走向未来。或许作为记忆的渗透，文学可能是一种私人的行为，而作为一种抵抗遗忘的方式，文学便被潜在地赋予了某种历史的担当和责任。这正是胡发云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理性精神所在，也正是胡发云小说的重要意义所在。

一坚守抑或妥协：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变奏

胡发云的小说常常隐含着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变奏。林子/肖（《处决》）、老海/老朝和老阳（《老海失踪》）、思想/孟凡和师总（《思想最后的飞跃》）、吉为民/张小娜等（《隐匿者》）……他们构成记忆/遗忘的基本模式。尽管故事发生的背景各异，但有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就是坚守记忆者总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并最终走向或失踪或死亡或虚无的结局。记忆，对于坚守者而言，不仅是一段经历或生活，更是一种精神和心灵的依托，是抵达真相的重要途径；然而遗忘的现实力量是如此强大，在与遗忘的抗争中，记忆成为坚守者的墓志铭，遗忘则成为健忘者的通行证，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分化也在这种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变奏中彰显出来。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老海失踪》里的生态思想，而我更好奇的是哪些因素促使曾经是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和省电视台名记的老海选择了皈依山林的不归路。在得到老海失踪的消息后，多位好友前往寻找。正是在寻找的过程中，老海丰富的过去经由多人的回忆得以呈现。随着记忆碎片一个一个被拼接还原，一个又一个谜团不断解开。应该说，在老海的所有经历中，推动老海走向原始森林乌啸边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有关战争刻骨铭心的记忆，二是一次新闻的乌龙事件。

老海以营级干部的身份进入大学，但在同学老阳眼里看来“他更像一个哈姆雷特，总有一种隐藏得很深的忧郁”，这种印象已经传递出老海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英雄”形象，暗含了某种悲剧的宿命。思思在大学里组织了一次关于理想情操的系列讲座，第一讲就安排老海谈谈他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经历与感受，老海却坚决不讲。老海说：“我厌恶那一场战争。”作为恋人的思思和作为朋友的老阳老朝都不明白，一个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军功荣立者，何以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那时，全国正沉浸在战争的兴奋与胜利的豪迈中。无数歌曲、小说、影视剧都在颂扬那一场战争，拉开了新时期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宏大序幕。但老海的反常恰恰体现出他作为亲历者对战争的记忆从本质上是和思思他们不一样的。“营造单一的记忆神话和压制不同记忆必然是同时进行的。”③战争的本质是暴力，而战争的基本形式是杀戮，战争的直接目的和最高目的则是胜利，战争就是如此残酷彻底地否定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性。老海说他一直没有弄清楚这场战争的意义，为他亲自杀死的那些人悔痛到五脏六腑都疼起来。最后让他对那场战争彻底改变了看法的是一头水牛：“老海握住冲锋枪，一边扫射一边就冲了上去。跑到跟前一看，那黑色掩体竟是一头壮硕的大水牛，它静静地侧卧着，背对着他们。腹窝里，蜷缩着三个越南孩子……那双美丽善良的大眼睛里泛着一层泪光，静静地看着天空。”老海说，他从此再不能忘记那双眼睛。那温暖善良又充满疑惑的眼光，让他看见了人类的罪恶，看见了自己的罪恶。所有关于战争辉煌人类伟大的说教都被这一双眼睛的光芒摧毁了。

小说结尾老阳在老海留下的影像中追寻着老海最后的行踪，那些关于乌啸边的生命怎样被人类野蛮残忍地驱逐和猎杀的情形，无疑是多年前老海在战场上关于那头老水牛的记忆的延续。这段记忆里闪现的是当代文学中长期以来缺乏的某些因素：恐惧和震惊。我们习惯了战争文学里死亡经过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再定义后成为充满道德色彩的牺牲或罪有应得，习惯了战争作为末日审判式的仪式以敌方在垂死挣扎后被击毙宣判正义的胜利。在这种惯性思维里，暴力的诗意遮蔽了战争对生命的摧残和凌辱，遗忘了战争对人性尊严的践踏。胡发云却通过一头老水牛写出了对血腥暴力的恐惧，对生命毁灭的震惊。这里“没有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④ 。老海关于战争的记忆与参加远征军的穆旦如出一辙，那头作为掩体的牛是记忆中无法抹去的绝望。老海拒绝思思安排的演讲，事实上拒绝的是集体塑造的记忆假象，真相是他的个人记忆里只有死亡、暴力和残缺。他选择以沉默抵抗集体的无知。这一次老海拒绝演讲就已经暗示了他不可能告别过去，告别历史，也断绝了走向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

也正因为这种内在的坚持，老海在进入电视台工作后才那么格格不入。作为新闻组组长的老海执意不按上司的授意更改新闻通稿，致使“名记”老海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小说里的一种拼词游戏颇有意味。每个人写四张纸条，第一张写“某某”，第二张写“和某某”，第三张写在什么地方，第四张写做什么事情。大多数人都认认真真地写上一些非常正经的话，如小明──和妹妹──在家里──做作业；工人──和农民──在祖国大地──干四化；孙悟空──和猪八戒──到西天──去取经等等等等。结果经过重新排列组合后大家听到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了荒诞派的杰作：如“张红卫和猪八戒在床底下干四化”、“李新民和严芬在男厕所里捉蛐蛐”、“老阳和叶欣欣在美国白宫卖甘蔗”……在这种拼接中，任何正经词汇都会在不经意间变得离题万里或恶俗不堪，而写作者却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编辑者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这个拼词游戏，真是意味无穷，每一个词语都绝对正确，但它会让所有的语言突然转弯，让意义变得面目全非，任何严肃认真的文字在此都会被解构。历史的讲述不也常常以这样的面貌出现？老海偏偏无视这虽不无荒诞却普遍存在的现实法则，他要坚持的是历史和现实的本来面目。小说里老海对那位北京要员新闻的处理方式正透出他的那份坚持。老海最终选择在乌啸边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方式，此时主导的已不是记忆本身，而是一种混合着遥远的过去气息的当下行动。乌啸边与梅丫、跛足熊的生活，充满的是生命的和谐状态与质朴的真情。那是老海从血腥战场和虚假新闻最匮乏的地方出发寻找到的栖息地。

如果说《老海失踪》里老海最终以失踪的方式延续了他的记忆，那么《思想最后的飞跃》里的那只猫则以沉默然而更为决绝的方式坚守记忆。孟凡欢喜地乔迁新居，却不断因为那只叫思想的猫生出事端。曾经荣辱与共的猫与孟凡产生了巨大分歧。孟凡因为现实生活困境不断妥协，曾经认为一去报社“思想便堕落，笔头便愚钝”，还是从清苦的高校到了他曾经很不屑的报社，又因为利益的诱惑配合那个叫师总的投资商化解了一场烂尾楼危机，从此工作生活都混得风生水起。只是先祖的精神品格渐渐在记忆中隐没，选择在现实面前妥协的孟凡永远无法走进先辈们的精神世界。当年祖父卖房义无反顾地割断与往日的联系，是为了一种信仰和理念，为了一种正义的冲动。为推翻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身为“武昌巨富”的祖父毅然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品格，被孟凡有意遗忘了。但作为“御猫之后”的思想却固守其高贵的传统，许多古老又顽固的习性让它与这不接地气的高层楼房格格不入，最后思想“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烈士般坚定地向窗外一跃。对思想来说，这是一种决绝的告别，更是一种记忆的坚守。小说将那只有着贵族血统的猫命名为“思想”实为神来之笔。“思想”与“孟凡”，一个深刻，一个平庸；一个坚持，一个妥协；一个慷慨赴死，一个苟活于世。最反讽的是，前者是猫，后者是人；当曾经的“思想者”孟凡日渐堕入庸常时，“御猫之后”却仍在坚守“思想”。

对遗忘的描写，是一种独特的记录历史的方式，记忆的消失恰恰证明其曾经的在场。胡发云常常在遗忘的荒野中思索个人与时代微妙而又深奥的问题。《如焉@sars.come》借助网络这只无形之手，撩开被遮蔽的历史，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则是达摩和毛子这两个知识分子形象。达摩和毛子都在年轻时就开始思考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却在九十年代以后逐渐分化，达摩化成散落民间的草根知识分子，无论世事怎样变化，达摩的精神情怀始终没有改变，而毛子显然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径，那里充满了现实的诱惑和利益的计算。毛子的蜕变尤其令人深思。这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人物，用达摩的话说是一个当今知识分子的活标本。胡发云并没有把毛子处理成一个道德败坏十恶不赦的坏典型，他的睿智和勇气在于他对毛子蜕变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深入剖析。达摩和毛子在辩论时提出的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深深触痛着我们的神经。毛子的遽然折转始于那年夏天。毛子发出像狼一样的干嚎声，又整夜整夜不睡觉，医生说他是精神失常并发失忆症。毛子的“失忆”显然并非仅仅是生理上的疾病，更重要的是他从此成了一个“思想上的失踪者”。“失忆”后的毛子完全变了一个人，诸如高雅的文章行贿、滥用马列理论以赶政治潮流等等达摩所不齿的一次又一次“失贞”，换来的是职称、房子、名誉的全面丰收。虽然仍有卫老师那样坚定而又理性的理想主义者和达摩那样清醒而又达观的民间知识分子，然而当越来越多失忆的毛子大行其道时，那实在是令人担忧的现实。

二自我救赎的可能：照亮记忆的黑洞

记忆是自我存在的根基，没有记忆就没有自我。昆德拉在《笑忘录》里说：“只需要有一点儿风吹草动、一丁点儿的东西，我们就会落到边界的另一端，在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爱情、信念、信仰、历史等等。人的生命的所有的秘密就在于，一切都发生在离这条边界非常之近甚至有直接接触的地方，它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以公里计，而是以毫米计的。”⑤边界的两边，一边是记忆，一边是遗忘。越过了边界，就是一个一切都被遗忘了的世界，人的生存也就没什么意义可言了。像《处决》中的林子、《驼子要当红军》中的老红军、《麻道》中的老李，无不是在边界上行走，只是林子因为普遍的遗忘最终堕入虚无，老红军和老李却因为敞开了记忆的黑洞而获得全面的救赎。

《处决》中的林子在异国的清晨突然产生返乡的冲动，可是当她踏上故土之后却发现，自己念念不忘的苦与乐、爱与恨永远只能存在自己的记忆中了。在“文革”初期，林子、肖和钟曾经是革命而又浪漫的三驾马车，他们曾经有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结果却无一例外地成为牺牲品。三十年前，以革命的名义，林子和钟在一号的指令下对肖执行了一次处决行动。三十年后，林子是怀着偿还孽债的心情去寻肖的，见面后才发现他早已不是记忆中的那个肖。林子很想和肖谈往事，谈谈那次“处决”和“处决”之后各自的遭遇。但身为小学副校长的肖却一直在谈他的校办工厂，对往事显得十分淡漠。“身边这个头发花白满脸沧桑的瘸腿男人，是三十年前那个睿智沉着正直厚道的风华少年演变而来的，但他已经不是那个肖了。”那个维系自己少女懵懂情怀的男子肖已全然变得陌生。林子满怀憧憬的回归充满了遗忘和不能沟通的暗礁，原来怀乡不过是不能忘却的记忆错觉的可怜外衣。

“一切都被很快地遮盖，一切都被很快地替代，一切都被很快地遗忘。”过去已经不可逆转，故乡也没有心灵的栖息地。因为遗忘，人们相互间就无法沟通，不可避免会产生痛苦和虚无感；因为遗忘而难以回到过去，更不用奢谈未来。“我们孤零零地活在现在，活在眼前。”遗忘的普遍存在让林子感慨不已。但问题是，“现在”不断在变成流逝的瞬间，只有凭借过去的经验和回忆，这些既往的瞬间才能确定“存在”，所以在小说结尾林子心中一种虚无感油然而生。

或许正如昆德拉所言：“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⑥在强大的遗忘面前，林子无论是怀念还是忏悔抑或期待都在瞬间变得轻飘起来，她的回归突然变得毫无意义，她的自我认同也因此出现巨大裂隙，当所有的记忆与心情都找不到着陆地的时候，她便也只是一个叫小岛林子的日本女人。林子和肖都曾经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既是革命者，又是受害者，他们选择记忆或遗忘的态度以及他们如何做出承担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则是作为后来人是否愿意继续思考先辈及其那个时代，并反思今天的生活世界。作为亲历者的肖对往事已失去谈论的兴趣，作为后来者的儿子移居日本后已经不关心关于故乡的所有人事，甚至连母语也不愿说了，无情的遗忘法则让试图坚持记忆的林子显得那么无能为力。只有认识了历史，才能认识自我；只有知道自己曾经做过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是谁。否则便只能像林子一样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却无法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林子以过去的记忆来抗拒遗忘，却以失败而告终；在普遍遗忘中试图保存自我记忆，最终却陷入虚无。三十年后回到故乡的林子遭遇到的只有尴尬和虚无，她对过去的寻找得不到现实的认同，站在街头失去方向的林子已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同一性。这是在现代社会中因为遗忘失去家园找不到归宿的普遍悲剧。林子就在这“边界”上背负着记忆的重担，身边就是遗忘的深渊，而正是在边界上的生存状态，意义才呈现出来。在此，胡发云是以对遗忘状态的书写来抗拒遗忘，以文学的形态来抵抗历史的黑洞。遗忘以空白状态遮掩了历史不愿示人的一面，小说家则以对遗忘的写作来抵达历史缺失的真相。

与《处决》中林子因为普遍遗忘而陷入虚无不同，《驼子要当红军》里的个人记忆却在抵达历史本相的同时使老红军获得了最后的救赎和重生。小说的背景是“文革”结束以后的和平年代，但故事却不断回溯到战争年代，解构我们关于战争和英雄的认识，瓦解我们的历史偏见。可可的岳父爬过两次雪山，过了三次草地，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红军”。功勋卓著的老红军在子女面前享有绝对的权威，在他们心中是威严又神圣的天王，“远远听见他皮鞋的踏踏声，汗毛都会立正的”。但“这个古怪的老人像一座神秘的古堡，所有向内的门窗都紧闭着，不让你看见里面的任何东西”。可可和岳父谈中国革命史时，岳父给他讲的那些大多也是教科书上的、电影中的，而不是他自己的。而且他只讲和日本人打仗，不讲和国民党打仗。这里老红军的讲述明显经过了某种修正，抹去历史中的瑕疵和尴尬，只留下符合规范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其实是遗忘的变体，是另一种形式的遗忘。人们总是以一种记忆反对另一种记忆。“人从来就想重写自己的传记，改变过去，抹去旧痕，抹去自己的，也抹去别人的，想遗忘远不是一种简单的想要作弊的企图……遗忘，既是绝对的不公正，也是绝对的安慰。”⑦老红军有选择的讲述与千篇一律的教科书和电影一起不断强化了人们关于红军的符号化理解：高大伟岸的形象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小说里作为老红军“革命引路人”的赵部长却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记忆。一是老红军参加革命的动机：原来那些革命者当年参加革命，就像现在农村青年外出打工一样，在家里看不到前途，只想出去闯世界有口饭吃，至于到哪里去、打什么工，是啥也不懂的。赵部长因为老红军家孤儿寡母的，不同意他参军，吓唬他说要参军就先把你家房子烧了。老红军竟然真去烧了自家房子，还连带邻居们的房子也变成一片火海，寡母也从此没有了音讯。二是西路军食人的惨烈情形。在极度饥饿和严峻的形势下，那个孩子模样的马家军骑兵使赵部长和包括老红军在内的部下得以生还。这两个故事对被神话的红军形象无疑有巨大的杀伤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才是虽不免残忍但却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历史真相。老红军自从参军离家后再也没回过家，也只字不提叶落归根的老话。当他和孙子赵归华一起在网上寻找恩施农妇邢桂花时，他终于不再避讳过去的历史，哪怕有瑕疵，却是记忆与人性的双重复归，老红军终于得以表达愧疚，解开心结，从神坛上走下来的老红军更加可亲可敬。那首童谣（“驼子要当红军/红军不要驼子/因为驼子的背太高/容易暴露目标。”）曾经让老红军恼羞成怒，到小说结尾却能引发自嘲与会心一笑。此时，赵部长讲述的那些历史分明在老红军心中复活了，这复活的记忆使老红军在暮年得到一次心灵的救赎，他终于可以坦然地交代后事，可以回到故乡，重回母亲的怀抱。孩子们则真正感到了父亲以往身上的那种自信、豪迈、一往无前的精神，还在他苍老虚弱的身体深处潜伏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重生，因记忆的复活而随之复活的另一个自我，让老红军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获得真正的新生。

《麻道》则以颇有趣味的方式写出个人记忆的复活具有更加不可思议的功能。小说开篇写哲学研究员老李“在五十而知天命的这年，遇到了两桩事。一是查出了癌症。二是迷上了麻将”。哲学、麻将和癌症就这样奇异地组合在一起。老李在体检中查出肝癌，一度悲痛绝望，却在麻将声中得到拯救，小说以谐谑的方式写“老李便这样一天一天地打牌，一天一天地滋养着自己的哲学智慧，竟将对那肝的恐惧减轻了许多”。最后那肿瘤竟然减小了三分之一，创造了癌症奇迹。麻将神力无边真是让人称奇，但细读小说就会发现麻将真正的神奇之处在于连通了老李与父亲的亲情，再现了早已消失的历史记忆，是这记忆拯救了老李的身与心：“老李的手一触到那一章章冰凉圆润的小方块，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想起了父亲。他甚至觉得不是他，而是父亲坐在这张牌桌前。许多年来已非常遥远非常模糊了的父亲，此刻突然变得清晰起来。”父亲除了做生意，唯一钟爱的就是麻将，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曾被他深恶痛绝的东西，成为他与父亲之间唯一的联结。老李曾经很坚决地拒绝麻将，“为了‘老板这两个字，他半辈子都郁郁寡欢如鲠在喉。他省事后，痛恶一切与‘老板有关联的事，包括五金店，当然还有麻将声。”因为一种沉重的罪恶感和耻辱感，很长时间以来，他很憎恶很鄙薄他父亲，他努力要成为与他上辈人完全不同的一代新人。他入党、当国家干部，还升任到副处级，研究着一门最高尚最科学最先进的学问。一切都显示老李与“罪恶”的五金店小老板完全隔断的新生活。然而现在“如同癌症摧毁着他的肉体一样，麻将摧毁着他的内心的一种什么东西。”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可以说，正是麻将的出现让老李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在为散乱于荒野中的父母立碑后，老李“脱口而出：朝闻道，夕死可也”。这是老李对历史和生命的全新感悟，也是老李在绝处逢生后获取的全新自我认同。

三在反思中前行：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胡发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鲜活的个人记忆也构成当代历史最有力的见证。在小说中揭开历史的真相，并在反思中获得前行的力量，也是胡发云一贯的夙愿。作为“文革”亲历者，胡发云一直致力于在小说中建构一个真实的“文革”，《晕血》、《处决》、《如焉@sars.come》、《隐匿者》、《葛麻的1976-1978》、《媒鸟5》……直至最近的《迷冬》，那些被遮蔽的人和事构成胡发云小说中独特的“文革”记忆。小说常常会参与形成和建构人们对历史（“文革”）的认识和想象，正因为如此，胡发云的“文革”叙事呈现出巨大意义。当下流行的“文革”叙事大多是将政治从日常生活中掏空，呈现出被过滤的日常生活，更常见的则是各种各样的私人生活，而这种私人生活的细节越真实，或许当时的社会生活就会被遮蔽得更甚。拒绝忘却历史造成的创伤，敞开遮蔽，澄清真相，反思历史，避免重蹈覆辙，构成胡发云“文革”叙事的主要追求。

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是胡发云进入“文革”记忆的重要通道。《葛麻的1976-1978》和《媒鸟5》中的葛麻和齐齐都是极为普通的人物，或者说他们都是“群众”中的一员。“葛麻是一个渺小的人，一个卑微的人，一个对人民没有多大作用的人，有时还是个低级趣味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菜，就是让人下饭喝酒的小菜。”结果就是这样一盘“小菜”，为了一两级工资的现实利益不断抗争，在擅用权术的许科长和杨主任那里竟然变成了“四人帮”在工厂里的“代理人”、“帮派骨干分子”。小说在“文革”后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我”的回忆中，写出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当“我”被一个又一个宏大话题和宏大事件所包围时，葛麻的生活让“我”再次正视历史的荒诞。葛麻有一席话让“我”内心前所未有地震动：“葛麻后来又说，我后来想明白了，那几年，他们把我弄出来搞，把大家都闹糊涂了，他们自己就躲了过去。葛麻说，下次再搞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是以前那个样子了。我问会是个什么样子，葛麻说，我们那些踩麻木的都说，那还不把他们往死里搞？就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我”之所以会“震动”，或许是因为葛麻顿悟到了权力被异化的本质，或许更因为这一席话里暗含的某种重蹈历史覆辙的可能性。《媒鸟5》则以老齐齐回忆的方式写出了“一个说话人的传记”。“语言”是人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谁会说谁就控制了群众。在齐齐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说话的革命，齐齐凭借能说会道的本事参与到这场革命，并一度拥有令人艳羡的某种权力。问题是齐齐说的话是以泯灭个人独立思考为前提的，在权力的游戏中，他不过是一枚棋子而已，最后又在更高权力的控制下成为“媒鸟5”，变成连名字也没有的关在权力笼中的无数只鸟中的一只。群众首先就要泯灭个性，当某一个体被裹挟进群众中时，他就立即丧失了独立的可能，因为融入群众的首要条件就是消灭自我，巨大的社会遵从和行为依附心态也影响着他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观念。小说揭示的告密文化在人类历史中源远流长，在“文革”中则被发挥到极致。一方面是因为更强大的权力的驱策，另一方面是因为每个人对权力不自觉的追逐，那些蠢蠢欲动的群众相互践踏与攻讦，人与人之间就这样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人人自危。齐齐引以为傲的事业原来不过就是一个失去自我的“告密者”（《葛麻》中那个当众告发葛麻的青工不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在身边朝夕相处的最接近的告密是最致命的，“让我们每个人汗毛都竖起来，背脊发寒”。葛麻和齐齐的历史遭际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每个从那段历史中走出的个体有意无意都参与了悲剧的制造。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用一个简单化的政治定性将一段历史束之高阁，而众多参与者却心安理得？

这样深度的反思是极具力量的。怎样在文学中重启记忆，在反思中前行，并最终祛除暴力，是当代作家重要的历史使命。《隐匿者》中的吉为民选择了公开为自己曾经犯下的暴力行为忏悔。暴力和由暴力造成的精神创伤是当代人极为惨痛的记忆。“以‘革命的名义，暴力和残害由一种‘必要的恶冠冕堂皇地变成了‘正义事业。”⑧副市长吉为民，因为偶然在报上读到题为“隐匿者”的文章，三十二年前早已遗忘的一幕再次出现在记忆中。在1966年8月的一天，吉为民和另外两个同学张小娜、何延辉一起对母校文博中学的校长索一夫进行审问，并率先打了索校长一个耳光，索校长夜里用派克钢笔戳喉而亡。当这段被有意遗忘的记忆在那篇文章中复活时，一种沮丧到近乎绝望的情绪猛然升腾起来。因为这三十多年来从未忆起的往事，吉为民其实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就连那时的声音、色彩、光及各种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只是但求遗忘而已，以逃避这永远无可逃避的罪过。”曾经的“隐匿者”吉为民决定为记忆中的深重罪孽忏悔，他找到索校长的女儿索咪咪，让自己当年的恶行袒露在阳光下。吉为民的行为是一种充满责任感与道德意识的历史承担精神。然而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忘却经历中的某些尴尬，消除生命中的某些瑕疵，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⑨。当初的参与者张小娜、何延辉而今都是政商界的要人，通过各种方式掩盖当初的真相，钱老师、老市长貌似公允，实则也各有心机，他们何尝不是各种“隐匿者”？最后吉为民的仕途因他坚持忏悔而断送，胡发云在此表现出深切的现实关怀精神和忧患意识。“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⑩忏悔和反思本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反遗忘方式，然而吉为民的现实遭遇却令人不得不再次正视遗忘的强大力量。

长篇小说《迷冬》里的一个细节再次延续了这种思考，小说里林老师的自杀与《隐匿者》中索一夫的自杀何其相似。多多在事后多次反躬自省，虽然因为对林老师的批判大会意外中断，多多侥幸躲过了对林老师“刺出最后一刀”，但多多不无清醒地意识到，作为林老师最得意的门生，知道林老师的所谓“罪行”必然更多更致命，自己很可能没有足够的勇气扛下去，无论是“竹筒倒豆子甚至添油加醋”，还是“顾左右言它避重就轻”，都是不可原谅的。这种自我反省和批判意识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迷冬》的出现也预示了胡发云更为宏大的企图，这是总题为“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三部曲之一，胡发云在《迷冬》后记里说，他的目的是要“写一个十年文革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有别于三十多年来形形色色的“文革”故事的：“在文革被遮蔽、被变造、被涂改数十年后，当我再次面对这个遥远又切近的话题时，我对自己只有一个最高要求：我的经历，我的见闻，我的感受，我的思考。让我笔下的一切，经受历史的检验。”显然，这个试图以过去的那个特殊时代作为写作对象的计划是有难度的，因为种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都蕴藏其中，而一个作家能背负起来的或许也只有他自己的个人记忆，但正是这样的个人记忆却有整个历史的折光效果，它会隐约透露出时代的复杂性。小说采用了回溯性叙事的策略，以多多的视角回望自己的残酷而又难忘的青春年代，历史的纵深感和沧桑感行走在字里行间。这种“回溯”式的叙事形式在胡发云的小说叙事中并不少见，追忆是连结往昔与当下的有力途径，对往事的追忆是为了抵达对身处其中的当下的言说。主人公多多孤独、多愁善感的性格和那个火热的革命时代格格不入。但正因为多多与时代的疏离，《迷冬》获取了观照那个时代的更为客观的视角，在三十多年后回望那段历史时空下人的生命历程与精神境遇使得小说具有独特的历史感。小说真正追问的是历史中的个体命运，也正是这样的追问将笔触从个体引向了全体，从内部视野自觉地延伸到了外在视野，青春的迷茫与狂欢、人性的善与恶、权力的翻云覆雨、命运的波谲云诡都会引发人们不断去反思这场劫难的深层原因。

结语

萨义德曾经谈道，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挖掘出遗忘的事情，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遗忘变成一种常态，记忆则是一种奢侈，而文学则是拒绝遗忘的重要防线。或许是因为意识到所有的记忆终究抵不过时间的销蚀，胡发云用文字抵抗着历史即将被抹去，抵抗着记忆即将被遗忘。遗忘与记忆，认同与回归，清理与反思，是亘古长存的文学母题，也反复萦绕在作家的艺术思维中。“记住过去并非要睚眦必报，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将陷入‘集体无意识中同样行为错乱，同样无法面对未来。”面对曾经饱受的劫难是正视还是忽略，是记忆还是遗忘，不仅是个人艺术良心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自我反省与自我救赎能力的反映。

胡发云是一个与遗忘作抗争的人，他拒绝忘却历史造成的创伤以及由这创伤而来的经验与教训，他希望将毫无意义的残酷变成一种意义。“遗忘与记忆”的主题既包含对个体生存境遇的剖析，也包含对种种抹杀过去、篡改历史的行径的否定和批判。只有像这样具有历史承担意识的写作才能重新引导人们免于历史的淡漠或无知，进而直面与反思历史，德国前总统科勒曾称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勒是“为了抗拒遗忘而写作，提醒人们认识到自由的价值”。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胡发云的写作。

注释：

①李欧梵：《历史与记忆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开幕词》，见《墨痕深处文学·历史·记忆论集》，樊善标、危令敦、黄念欣编，OxfordUniversityPress2008年版，第1页。

②胡发云：《谁来回首不堪（代序）》，《隐匿者》，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下文中凡未注明的引文均出自中篇小说集《隐匿者》。

③⑩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8页，第1页。

④王佐良：《代序：一个中国诗人》，见《蛇的诱惑》，曹元勇编，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

⑤[捷克]米兰·昆德拉：《笑忘录》，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⑥⑨[捷克]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马洪涛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第2页。

⑦[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1页。

⑧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前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4页。

胡发云：《迷冬·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页。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页。

雷颐：《历史的裂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