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梅

摘要：

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的发展始终受到社会发展和历史思潮的影响。启蒙思潮的发展导致理性主义兴起和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阶段，这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的重要影响是客观、理性和实证的态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在此影响下也转向客观和整体性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就基本确定了20世纪上半叶文学研究的大致框架，科学性赋予文学研究推陈出新的特点，造就了它在20世纪的繁荣发展直至“枯竭”。研究人员的专业化也是其影响的结果之一。

关键词：文学研究；现代性；整体性；转型

2003年，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出版《理论之后》（After Theory）宣告文化研究理论“终结”，引发了理论研究何去何从的热烈讨论。回过头来看，文学研究虽上可追溯到亚里斯多德，但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繁荣发达的行业，其业态已远不再是一个像亚氏或达·芬奇那样的通才就能生产其所处时代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了。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学研究也完成了其转型，但其具体变化却为学界忽略。为行文方便，本文将主要以小说理论为代表论述文学研究在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20、30年代发展为比较成熟的学术生态过程中所经历的情形，并称之为“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其原因在于各文类的创作、批评和理论研究并非截然分开。比如，小说创作繁荣的19世纪晚期，意象派诗歌的理论和实践在各国也得到广泛响应。同时，小说作为18世纪才开始兴盛的文类，是文学大观园的后来者，它的理论研究更加滞后，在这个时期里更能够反映出其从无到有、从不系统到系统、从零星到全面的发展过程，也更能够明晰地看到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对其产生的影响。

与“文化”或“后现代”等人文学科研究术语一样，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定义也莫衷一是，但学界都不否认它指称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泛发生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中音乐、建筑、绘画、雕塑和文学等领域显著的创新思潮和实践。根据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文学术语词典》的定义，现代主义虽然其含义因使用者而异，但广为接受的是“有意识地使用激烈的方式摆脱西方艺术和文化的某些传统，质疑支撑社会、宗教、道德等确定无疑的陈规。”① 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现代性，用庞德著名的话来说就是抛弃过去的“创新（make it new）”。赵一凡将西方现代性概括为“科学精神、民主政治和艺术自由”，这股浪潮席卷社会，文学和艺术领域不能幸免②，其中“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理性原则。时间上，文学史家将现代主义文学上溯到19世纪50、60年代，下行至20世纪20、30年代，以20年代为高峰。确切地说，其标志性事件在法国是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于1857年分别发表《恶之花》和《包法利夫人》。在英国是1890年文学杂志《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发表奥斯卡·王尔德题为《批评的真正功能与价值》的对话体文章。在这篇大为不敬的文章中，王尔德颠覆了维多利亚时期文艺批评与文学关系最重要的实用理念，尤其是马修·阿诺德超越短期现实利益和宗教救赎的文学观，宣称艺术除了自身不表达任何东西，具有绝对的独立性。③至此，文学创作和研究与社会道德的实用性纽带被割裂，撇开了诸多与文学无关的因素。在美国，亨利·詹姆斯1884年发表《小说的艺术》，宣布到了该认真思考建立小说作为艺术的理论的时候。小说创作的理论研究已经引而待发。

一

语言镶嵌在文化中，作为语言产物的文学及其批评和理论研究也不例外，深受社会发展潮流的影响。贝尔（Michael Bell） 在为其编辑的《英国文学背景：1900-1930》（The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 1900-1930）撰写的导论中说：“不可否认，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它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但是考察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则是批评精微而又持久的职责。”④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启蒙运动在19世纪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神学思想影响力减退给人认识世界、认识历史打开了新的空间，寻求新的社会、政治和科学权威，寻求决定性力量的需要得到强化。笛卡尔、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观念主导了科学和社会领域的发展，实验成为思想家们重要的方法论。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巩固了18世纪洛克、狄德罗、拉马克和德布奈等思想家关于人类与动物之间进化关系的思想。“自哥白尼以来，还没有哪一种科学理论如此深刻地扰乱西方世界的信仰。达尔文主义成了19世纪大辩论的大战场。”⑤ 而这场大辩论的战场之广泛，从英国生物学家、科普作家艾伦（Grant Allen）的话中可见一斑：“大家都在谈论进化。像电、霍乱病菌、妇女的权利、大煤矿热和东部问题一样，它也‘在空气（in the air）中。”⑥ 这场大辩论对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地考察和实验成为主流。19世纪末，实验科学和理论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给它带来声誉，成为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主要源泉，这赋予它政治地位，增加了它影响社会的可能性。从优生学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从孔德的实证哲学到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都可以见到达尔文主义的魅影，其影响持续的结果是19世纪产生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思想，诞生了一批新的学科，如遗传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1905年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分别发表了《性学三论》和《相对论》，继续帮已经站稳了脚跟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张目，自然主义甚嚣尘上，文学史变成生物学的一个分支⑦。福楼拜、左拉等作家用客观、无动于衷的态度撰写自然科学主义的文学作品。科技和工业的发展使社会繁荣昌盛，社会生活发生转型，既产生了教育的需求，也满足了教育的需要。

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小市民的规模和实力壮大，资产阶级民主向下扩散，最终汇聚为全面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浪潮，其表现之一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各国大都经历了一次政治和高等教育转型。在这次转型中，创立于中世纪的古典大学逐渐被破除宗教派别的世俗学院（academy）取代。这种学院具有提升民智和进行科学和职业教育的实用特点，虽然不能像牛津、剑桥或哈佛等古典大学那样授予学位，学术地位比较低下，但是它们受到社会中等民众的欢迎。18世纪晚期，苏格兰的四所大学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阿伯丁与爱丁堡大学推行改革，开设自然科学和实用课程，招收非国教青年入学，吸引了大批来自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学生，大有超过牛津剑桥之势。⑧

高等教育的扩大意味着受过更好教育的读者群体增加。早在1904年，斯蒂芬（Leslie Stephen）就在其《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和社会》（English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中就注意到“读者群体的逐渐扩大影响到以他们为对象的文学的发展。”⑨ 瓦特（Ian Watt）从读者群体的构成和小说的形式两方面论述了读者数量在小说艰难兴起中所起的作用。⑩18世纪英国的阅读群体虽然无论是人数还是阅读能力都不容乐观，但是因为印刷技术使得书籍日益廉价，降低了大众阅读的门槛，同时大众教育的发展使得文盲和半文盲大大减少，经过一个世纪的曲折发展，情况仍有了很大改观。1900年，英国基本实现全民识字，迎来了“普通读者”时代。这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识字人群金字塔基座的扩大意味着塔尖相应地得到扩充。文学教授的数量因教育规模的扩展得到同步扩展，文学教育和与其他领域一样行进在了现代化和专业化的道路上。另一方面，以F.R.利维斯、詹姆斯·乔伊斯、福楼拜和泰欧菲尔·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等为代表的诸多知识精英都担心人数巨大的“无名大众（faceless masses）”虽然识字，但并没有欣赏和鉴别能力，尤其痛恨资产阶级的小市民意识。因此，为了使自己艰深的作品走向广大读者，作为站在社会思想和文艺创新前沿的乔伊斯和艾略特等现代主义作家给自己的作品做了大量的注释以使普通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也是引导大众阅读文学作品的著名随笔。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等布鲁斯伯里（Bloomsbury）圈的剑桥知识分子还利用广播等现代传播工具教育大众，在1932至1933年以《阅读的艺术》在英国广播公司做过一系列讲座。这些知识精英的做法表明大众阅读能力的提高需要文学专业人士和素养高的人士进行引导，这为文学的批评和理论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二

上文所述现代主义作家基本上处身机构之外，他们为培养教育“普通读者”做出努力，阐发自己的创作理论。19世纪晚期之后，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由专业机构中的学者组成，这与欧美国家在20世纪初教育的全民普及是一致的。在高等教育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之前，文学批评者主要是作者型批评家，他们既是作品的创造者，也阐述创作观念，或者对创作实践进行总结，或者答复别人的质疑，甚至跟同侪交流经验技巧。悉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和雪莱都是诗歌创作的高手，他们的《诗辩》都阐述自己诗歌创作理念，解答质疑，维护自己的立场。亨利·詹姆斯和乔治·艾略特都名为《小说的艺术》的文集则是小说界的代表。他们以创作为主，提出的文学理论或观念多是经验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出版机构的文化人也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就。他们或撰写批评，或编辑刊物，也操刀搞创作，但其主要职责是文学作品的协助生产者，沟通读者和作者，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只是其副业。此类著名人士有豪威尔斯（William D. Howells），他主编《大西洋月刊》近20年，期间创作了六七部小说，还撰写了一系列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还有一些人是像卡莱尔（Thomas Carlyle）那样的自由文人，用今天的话说，是自由撰稿人或自由职业者，他们固定或不固定向多家刊物投稿。卡莱尔长期为《苏格兰百科》撰稿，是著名的社会问题讽刺评论家，但出版了《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这样杰出的批评作品。无论哪一种情形，对当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传布作品的阵地。

但是，19世纪晚期一些苏格兰大学开设有关修辞（rhetoric）和纯文学（belles-lettres）课程之后，一种新型的研究人员出现了，他们就是身处大学或其他专门研究机构的学者型批评家。最早成名的这类批评家有道登（Edward Dowden）和马森（David Masson）。两人分别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担任英文与修辞和英语文学教授，以其莎士比亚、雪莱和弥尔顿研究著称。在美国较早成名的大学文学批评学者有白璧德，之后，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理论和理论大家出自大学，塞恩斯伯里（George Saintsbury）、布拉德利（A. C. Bradley）到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弗莱（Northrope Frye）再到晚近的科莫德（Frank Kermode）、布鲁姆（Harold Bloom）以及赛义德（Edward Said）等等无一不是大学教授。这类批评家身兼教职，著书立说，以研究促进教学，以教学推动研究。由于进入机构的门槛高、所处机构的学科建设或课程设置要求以及评价体系等限制，他们一般都接受过良好教育，创新愿望强烈，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强，大学成为文学研究和传播的重要阵地。即使不是大学教授的作家和批评家也会在得到一定认可之后获得到大学演讲或开办讲座的机会，比如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艾略特的《诗歌的作用和批评的功能》都是到大学讲演后产生的名篇。他们虽然不是大学教授，但是大学的影响力和学术权威地位对他们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人员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前者有赖个人兴趣和欣赏品味，多做主观的印象式评价，虽然以自身审美体验为批评基础，但有流于浅显之虞。后一种批评家的研究起点也是自己的欣赏趣味，但由于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随着研究经历的增加，会更多地依靠学术的理性，多做系统性思考，因此，其成果一般更具概括性，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更强的特点，有时却也有消解了审美感受的缺憾。不过，大量的文学阅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者型批评家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的弱点。另外，大学在建设文学课程的学科体系时，像其他学科一样也走体系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因此需要将与文学无关的因素去除。王尔德的“为文学而文学”的观念故此得以实现，因为按照科学的思维观念，文学批评必须首先适应或源自文学作品本身，而不是预先设定标准。美国批评家斯平加恩（J. E. Spingarn）1911年就在其《新批评：一次讲座》（New Criticism： A Lecture）里总结过现代文学批评的地位，认为无论印象式批评还是非印象式批评都具有共同的观念，即它们的任务是阐述作者试图表达的内容，然后判断这一目的实现程度，而不是以对自然或古典模式的模仿等标准来衡量作品，因此，所有像文类、修辞、主题、社会背景和道德判断等概念都应该抛弃，以直觉面对艺术家的想象。直面作品的文学理论研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追求不能以科学方式论证的人文学科的规律和效果，应该说符合现象学的方法论，像自然科学一样走在了理性研究的轨道上。

三

除文学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外，现代化在文学研究的方法上打下了最为清晰的印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先后进入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也不能避免这一历史洪流的裹挟，迈出了自己科学化和客观化的步伐。在自然科学的强势影响下，文学创作除前文提及的自然主义创作外，还有王尔德、佩特（Walter Pater）等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实践、各国都风行的意象派诗歌创作等等。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方面，人们与过去传记式、道德教诲式批评划清界限，竭力研究“文学之为文学”的要素，力求“为批评而批评”。在俄国，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力求建立文学之为文学的形式主义理论；晚些时候，英美批评界一方面斩断作品与社会的联系，戒除“意图谬误”和“情感谬误”，聚焦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本身，造就新批评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努力建立小说理论的框架，探索文学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规律。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在1890年到1930年间重要观念和理论体系迭出，形成“百家争鸣”的蓬勃态势。在小说文体发轫的英国，小说的创作和批评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教诲型，无论作者还是批评家都强调写作和阅读给人的实际功用。殷启平等撰写的《英国小说批评史》总结英国小说评论的基本情况时说：“纵观1800年至1884年英国有关小说的评论或争论，几乎每一种观点都要强调小说的某种实用功能，即它给个人或社会乃至人类带来的某种好处”，并列出了道德、社会、认知、预言和愉悦五种功能。

但是经过“人人都在谈论进化”的思想大冲击之后，作家们谈论“物竞天择”，创作优生学作品，批评家和理论家们尝试用科学的办法透视文学作品、总结文学规律也就很自然了。艾略特提出了诗歌创作中的“客观对应物”，在批评中大量引用作品论证其对作者表达思想情感的作用。具有科学批评意识的瑞恰慈（I. A. Richards）在课堂上进行诗歌批评实验，证实了赖丁（Laura Riding）和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其《现代诗歌概览》（A Survey of Modernist Poetry， 1927）中提出的假设，即读者欣赏诗歌时主要依靠诗人已有声望而不是自己对作品的深刻体会，并将实验结果写成专著《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1929）出版，把科学研究的方法完整地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此外，瑞恰慈的“比较意识形态实地调查”不仅有目的三重，即提供文化新实践、研究新技术和教学新方法，而且操作步骤力求严谨客观，完全与科学报告一致，可以说是文学研究史上实证研究的巅峰。瑞恰慈在实验中对诗歌的系统研究和发现，如阐释理论、价值观念之无法证实性和批评的十大困难及其改进办法等既证实了艾略特的诗人“催化剂”说和机智论（wit），也给新批评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源头，是文学科学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不过，在进行这个实验之前，瑞恰慈早在1926年就感觉到科学技术对人类的不利影响，认为人类只有依靠诗歌才能恢复其情感的平衡。基于此，可以认为瑞恰慈的研究是建立在科学地认识文学使之帮助人类更好地生活的基础上，而且，从当今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情况看，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虽然瑞恰慈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及其成果在欧美文学界产生了间接促进新批评流派形成的巨大影响，但是采用科学方法研究并取得了同样重要成果的还有俄国形式主义和普罗普（Vladmir Propp）的民间故事结构研究。形式主义文论着力发掘文学语言之“文学性”（literariness），由于20世纪学界的“语言学转向”已广为认知，相比而言，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研究却不为人注意。普罗普的处女作《故事形态学》一鸣惊人，改变了他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普罗普针对当时民间故事研究多拘泥于讨论局部问题，另辟蹊径对此进行整体研究。他敏锐地注意到：“当数理科学已经拥有严整的分类法、为学界认可的统一术语系统、薪火相传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时，我们则没有这一切，” 因此，与当时大多数研究者从“外部引入材料的分类，而不是根据实质从材料中得出来”的方法不同，普罗普从故事的内部出发，分析故事中稳定的功能或行动，考察不断重复出现的功能和行动类型，找出神奇故事的整体性状。在评述《故事形态学》一书时，谢尔盖·尤·涅赫留多夫把普罗普称作为“世纪人”——在一个时代的文化或社会生活留下鲜明印迹者，评价说：“在人文科学中提炼和运用结构方法的初步尝试之一要归功于他，这本书（《故事形态学》）这时（60年代）在结构符号学研究的新语境中获得了新生。” 确实，普罗普的研究方法给后来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启示，将其扩大到普通叙述学的情节研究。格雷马斯纵观普罗普、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研究和艾蒂安·苏里约的戏剧研究，确信存在着独立的叙述学科并不断努力，取得了斐然成就。因此，可以说普罗普的研究是索绪尔之外的结构主义和经典叙述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来源。

当然，20世纪初具有科学思维的不仅有瑞恰慈和普罗普等，英美文学界的一批理论家从事小说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虽然不一定统一但广为接受的“术语”和研究体系，形成了小说美学的第一次高潮。虽然王尔德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和文学仅表达自身的原则，但是真正推动小说理论研究的是詹姆斯在其系列小说序言中表达的创作观念，尤其是他的“意识的中心（center of consciousness）”、“感觉容器（vessels of sensibility）”及其偏爱使用的第三人称“展示法（showing）”等技巧的运用以使小说创作“客观”起来，减少了当时常见的全知全能叙述者的主观干预，走出了小说创作客观化和现代化的第一步。之后，卢伯克（Percy Lubock）的《小说技巧》（1921）专门梳理了詹姆斯小说创作中的形式和技巧问题，提出了著名的“视角”概念，使其创作经验系统化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同一时期，对小说理论研究做出系统探索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还有福斯特和缪尔（Edwin Muir）。虽然伍尔夫在《小说的艺术》中批评《小说面面观》（1927）随意、忽视小说的审美价值，但是福斯特在这一系列讲座中试图使小说批评系统化，从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模式和节奏八个方面探讨小说艺术的内在特性。他总结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小说批评的共同规律。虽然他的不少观点确实不够严谨，但他提出的“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为使用。

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是他作为成功作家到高等学府做的系列讲座，虽然经过深思熟虑，但毕竟是讲课，学理性有所欠缺，而缪尔的《小说的结构》（1928）则是“有意而为之”的小说理论探讨。缪尔开门见山提出“本书的目的是研究小说结构的原理”之后，详细分析卢伯克的“视角”说、福斯特的“人物”说和约翰·卡卢瑟兹在《山鲁佐德，或英国小说的前途》中提出的“模式说”的利弊，一再表明自己要做的是寻找适用于所有小说的“普遍原理”。他把小说分成情节小说（侧重时间）、人物小说（侧重空间/场景）、戏剧性小说（情节和人物结合型）、纪年小说（空间和时间结合型）和时期小说（集中于某些年代），可以看出他确定小说类型的因素有情节、人物、时间和空间，后三种分类乃这四个因素不同侧重的组合。缪尔非常重视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甚至断言“戏剧性小说的想象世界是在时间范畴，而人物小说的想象世界在空间。” 遗憾的是，他这部寻求小说整体结构的理论没有产生像卢伯克和福斯特的著作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从近年来学界对空间的研究热潮看，缪尔对小说空间的重视具有超前的洞见。因此，也可以说，他的《小说结构》是小说理论研究的成功之作，实现了作者的初衷。也许正因为他探索的是小说结构的整体规律，读者得到的收获不是那么具体可用，但对文学研究本身却是大有裨益的。至此，“西方小说美学的首次崛起”得以完成。

18世纪之前，人类基本处于农业经济时代。19世纪初步完成的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了机器和技术时代，人类文明的形态发生变化。机器文明的重要特点是技术持续不断进步，人类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呈现加速度发展趋势并形成主导地位，其所要求的理性和客观精神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全民接受教育是社会生活现代化的结果，大学和学者型批评家占据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既是文学研究科学化的结果，也使它具有了一些科学的特性。另一方面，大批学者委身机构使得其研究成果与大众读者的关联度下降。以客观和整体思维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19世纪末推动了包括小说理论研究在内的文学研究系统化，并在整个20世纪都持续产生影响。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普通叙述学等文学批评流派的兴起和发展都是在其作用下取得的研究成果。韦勒克和沃伦对文学理论的系统建构、弗莱的文学循环论、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体系、奥尔巴赫（E. Auerbach）对贯穿西方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研究等都是在抽象的整体思考中取得的成果。现代性科学研究内在的创新需求及加速度发展作用于文学研究使得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学理论研究呈爆炸式发展，重大理论迭出，各种“转向”纷呈，既促进了文学理论建构的繁荣，也为后现代文艺创作和理论的解构埋下伏笔。

注释：

①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7th ed. Boston： Heinle & Heinle， 1999. p. 167.

②赵一凡：《现代性》，《外国文学》2003年第2期。

③Chris Baldick.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 1890 to the Present.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6. pp. 25-26.

④Michael Bell. ed. The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1900-1930. London： Methuen， 1980. p. 1.

⑤罗德·W·霍尔顿、文森特·F·霍普尔：《欧洲文学的背景》，王光林译，重庆出版社1991版，第291页。

⑥转引自Angelique Richardson. “The Life Sciences： ‘Everybody Nowadays Talks about Evolution. in David Bradshaw.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 6.

⑦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69页。

⑧Hilde De Ridder-Symoens. Univers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8-140.

⑨⑩转引自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版，第33页，第33-58页。

Todd Avery and Patrick Brantlinger， “Reading and Modernism： ‘Mind hungers Common and Uncommon.” in David Bradshaw.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 244.

一般观念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一小批社会知识精英的自娱自乐，是脱离社会大众的一种文学潮流，但是托德·埃弗里和帕特里克·布兰特林格发掘了大量为人忽略的事实，表明现代主义精英与普通大众读者的共生和促进关系。详见Todd Avery and Patrick Brantlinger. “Reading and Modernism： ‘Mind hungers Common and Uncommon.” David Bradshaw.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p. 243-261.

J. E. Spingarn. New Criticism： A Lecture. New York， 1911. 转引自Chris Baldick.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 1890 to the Present.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6. p. 29.

殷启平、高奋、童燕萍：《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版，第54页。

瑞恰慈将隐去作者姓名的诗作分发给其同事和任教班级的学生，请他们写下自己的批评和感受。收回的结果表明读者在作品赏读时严重依赖诗歌作者这一附加符号文本，甚至无法理解诗歌的逻辑结构，显示了读者狭隘的文学观念以及科学的文学专门训练的重要性。

Chris Baldick.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 1890 to the Present.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6. p. 79.

详情请参见I. A. Richards. Pract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Literary Judgment.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Co.; LTD， 1930. p. 6.

详见瑞恰慈：《瑞恰慈：科学与诗》，徐葆耕编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8-21页。

弗拉基米尔·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版，第2页。

谢尔盖·尤·涅赫留多夫：《弗·雅·普罗普与<故事形态学>》，贾放译 ，中华书局2006版，第3页，第6页。

A. J. 格雷马斯：《叙述语法的组成部分》，王国卿译，载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版，第95-96页。

一般观点认为索绪尔是结构主义理论发展的源头，一方面是他的结构性语言学研究时间较早，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出版；另一方面是20世纪语言研究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受到高度重视，而普罗普的研究成果晚十二年，另外，本文认为语言障碍和前苏联政治导致的曲折传播过程也是阻碍学术交流不可忽略的因素。

埃德温·缪尔：《小说结构》，载珀·卢伯克、爱·福斯特、爱·缪尔：《小说美学经典三种》，方土人、罗婉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版，第344页，第374页。

比如，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享乐》（或《家丑》》（Cake and Ale， or Th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中其人物说：“我读了缪尔的《小说结构》，结果什么也没有学到。”

方土人：《西方小说美学的首次崛起》，载珀西·卢伯克、爱·福斯特、爱·缪尔：《小说美学经典三种》，方土人、罗婉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版，第2页。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实习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