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亮

“皇姑屯事件”：日本军权蔑视政权之肇始

王希亮

[内容提要]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无视日本的政令、军令和法令，擅自制造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企图趁乱独占东北，实现日本大陆侵略扩张计划的第一步骤。皇姑屯事件不仅是日本在东北的武装部队第一次排斥政权约束，独断专行之举，而且首开日本军权蔑视政权之先河，尤其是日本军政当局竭力掩盖事件真相、袒护事件制造者的处理结果，直接刺激了军部激进派的狂妄，导致日本军权膨胀，甚至凌驾于政权之上，为后来日本树立法西斯军人独裁政体埋下了伏笔。

皇姑屯事件日本军部日本军权膨胀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以卑劣手段杀害中国东北政权最高领导人张作霖的重大事件。更重要的是，该事件透视出日本驻外武装部队无视本国军令、政令及法令，擅自采取军事行动之端倪。也是日本军部①以军权压政权，蔑视政权，甚至凌驾政权之肇始。

一、关东军蔑视政令之先声

1928年4月10日，国民革命军向山东济南城发起总攻，日本驻济南总领事与驻在武官分别给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总长发电，请求出兵“保护现地居留民”。田中内阁排斥在野党及关西财阀的反对，决定派遣第6师团5000余兵力侵入山东，但指令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驻扎青岛，静观局势。然而，福田师团长应济南武官酒井隆少佐的请求，4月20日，“独断率部进入济南”，事后竟然“获得参谋本部的追认”。②同年4月30日，张宗昌弃城逃跑，国民革命军一部进入济南。从5月1日起，日军在济南城恣意妄为，肆意开枪杀害无辜民众，甚至残害国民政府外交公署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制造了杀害中国军民6000余人，伤1700余人的济南惨案。5月16日，日本政府阁议通过《关于维持满洲治安措置案》，内中指出，“战乱扩展京津地区及祸乱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之措施”。③随即以备忘录的形式通告南京政府及张作霖，并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芳泽谦吉当面劝说张作霖退回关外。

5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获知内阁《措置案》后，决定调动第14师团的一半兵力进驻锦州，第40混成旅团进驻奉天，司令部也移驻奉天，准备待张作霖大军退回关外时，两下夹击，一举解除奉军武装，进而实现独占东北的野心。关东军认为，“当前如不动兵，则将失掉时机，有使帝国声明成为一纸空文之虞”④。但关东军如果擅自将兵力移出关东厅或满铁附属地，是属于违反《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之行为，而且也违反日本的军令和政令。明治宪法规定，“日本陆海军部队没有天皇(大元帅)命令，不得离开卫戍地或驻屯地一步，也不得参与战斗行为”⑤。日本陆军刑法第7条也规定，“司令官对于权力外不得已之事，没有理由擅自进退军队，违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徒刑”⑥。尽管参谋本部“同意关东军的具申意见”，但必须获得天皇的正式命令，即“奉敕命令”。⑦而“奉敕命令”则需要通过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的田中义一向天皇奏请，首相“如果不予承认，则不能向天皇提出裁可申请”⑧。对于关东军的调兵举动，外务省表示反对意见，发出训电指示，“只要北伐军不追击至关外，没有必要解除奉军武装”⑨。这样，“参谋本部与外务省的立场呈现微妙的差异”⑩。另据皇姑屯事件直接制造者河本大作的供述，“内阁总理田中义一左推右拖，不履行奉敕命令的发出手续……关东军为等待敕令空过了宝贵的时间……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日夜焦虑如何脱此困境”⑪。在这样的背景下，村冈长太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杀害张作霖，借此“打乱其军队的指挥系统”⑫。村冈把任务指派给关东军参谋竹下义晴中佐，经过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少将、驻天津军司令官铃木一马少将等人策划，最后决定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出马运筹和指挥。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死于非命。

从关东厅军事部成立到1919年关东军独立以来，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武装部队身体力行大陆扩张政策，肆意以武装手段干涉中国内政。诸如出兵阻止革命党人登陆辽东半岛，怂恿和支持巴布扎布叛乱，以及出兵阻隔郭松龄反奉大军等，但这些军事干涉活动均获得日本国内军政当局的首肯或支持。而皇姑屯事件则是日本驻外军队(关东军)无视日本政府政令及外交决策，独断专行策划的第一起事件。按常理，任何国家的军队必须服从政府或最高领导人的指令，军权归属于政权的统辖之下。然而，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自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的军部直属大元帅(天皇)统帅，军部作为天皇的“辅佐”机关(统帅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平行，内阁无权“干犯统帅权”。因此，军部握有两柄尚方宝剑，一是“统帅权独立”；二是“帷幄上奏权”⑬，“它可以独往独来，不但自身不受监督，而且可以监督和制约其他权力”⑭。为保证“统帅权”不受“干犯”，从1900年到1913年，日本内阁中的陆海军(省)大臣(包括次官)一律由现役武官担任，并由军部指派人选。陆海军大臣只对军部负责，不受内阁控制，一旦内阁决策不符合军部的意愿，军部可以拒绝指派人选，或采取辞职等手段要挟内阁，威胁内阁遵从军部的指挥棒，甚至可以直接倒阁。1913年，在政党内阁的强烈反对以及护宪运动的冲击下，陆海军大臣改由退役陆海军武官担任，尽管这些退役陆海军武官仍同军部保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陆海军的预算、编制等项以及各种决议案需经内阁或国会通过，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军部的“独走”，也因此埋下了军部忌恨政党政治，从此以军权压政权、蔑视甚至凌驾政权的伏笔。

二、“皇姑屯事件”调查、处分及倒阁内幕

皇姑屯事件发生当日，日本民政党6名议员到现场调查，发现残留火药是“中国军队不具备的、日本军用的高级黄色火药”，“连接火药和爆破装置的电线尚未撤去，其电线一直连接到日军的铁路监视所”。日军退役中将贵志弥次郎也将现场调查情况直接报告给田中首相，“认定与日本军人有关联”。⑮1928年6月26日，陆军部装模作样地对河本大作进行了询问，尽管没有询问出什么结果，但河本在陆军部荒木贞夫、小矶国昭、小畑敏四郎等3人到东京车站出迎自己时，“已暗中向荒木、小矶、小畑吐露了真相”⑯。随之，陆军省、外务省及关东厅联合组成调查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联合调查。9月22日，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书，“足以动摇田中的安心度”。10月23日，由调查委员会成员关东厅事务官大场再次提出报告，“从侧面披露系河本的计划所为”。这样，田中内阁以及陆军部对事件的真相已经心知肚明。在野党趁势搬出元老西园寺，向田中施加压力，要求对事件制造者严加处罚，“并期待政友会内阁能够约束军部”⑰。1929年1月21日，在野党议员在第56次帝国议会上提出《要求公布满洲某重大事件决议案》，要求内阁公布事件真相，田中以事件尚在调查之中予以推诿，致使该决议案未被通过。对于朝野内外严惩事件制造者的呼声，尤其是元老派的出阵，令田中内阁左右犯难。而陆军参谋本部的表态坚决，决定“掩盖或模糊事件的真相”⑱，并组成以作战部长荒木贞夫为中心的团队，研究为事件制造者开脱的方案，“全陆军似乎要赌上组织的命运挑战田中首相”⑲。陆军省大臣白川义则甚至以辞职为要挟，“如果陆相辞职，将迫使内阁总辞职，为了避免总辞职的命运，非答应陆军的要求不可”。结果，“田中屈服了陆军(部)”。⑳1929年7月1日，日本当局以“警备责任”为由对河本大作予以停职处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以及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同时转为预备役。㉑1930年7月1日，河本的停职处分撤消，转为预备役，1932年10月又被任命为“满铁”理事，河本摇身一变，继续充当践行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马前卒。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在野党针对“满洲某重大事件”的处理结果，不断向田中内阁施压，陆军部转圜于在野党与内阁之间，一方面竭力为关东军及当事者开脱，一方面展开倒阁的切实步骤。本来，以强硬派著称的田中义一上任以来，出兵山东、召开东方会议、推行“满蒙积极政策”，其一系列举措与陆军部合拍。但是，陆军部借助皇姑屯事件倒阁的根本目的并非只是针对田中内阁，而是为了铲除政党政治，树立军人执政的军事独裁体制。

1920年，日本右翼思想家北一辉推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北一辉认为，日本目前的现状背离了明治维新的理想，甚至向封建时代倒退，由于“引进英法德俄的制度”，使日本堕落成“东西混淆的中世纪国家”。北一辉主张，日本应该进行一场“国家革新”，“排除天皇和国民之间贪图私欲的权力者和财阀”，“当务之急是建立君臣一体的国家”，所以要在“国民总代表天皇之下”，废除达官贵族特权阶层，限制私有财产，一切资本生产活动均在国家统一之下。北一辉还主张，“国家革新的主体是军队”，那些“贪图荣誉地位的高级军官”不能作为依靠的对象，只有发动“少壮派下级军官”才能展开“国家革新”运动。㉒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很快在军人中流传，特别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日本军人主要来源于农村，这些人大多是法律规定没有土地继承权的“二男”、“三男”，他们期盼通过“国家改造”获得切身利益。正因为如此，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开始思考“国家维新”和“军队改造”的途径。

1921年，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驻苏联武官小畑敏四郎和巡回武官冈村宁次三人在德国的巴登巴登旅馆会晤，此三人均是“天保组”中的精英㉓，一直怀有“国家维新”、“改造陆军”的意愿，被称为陆军“三羽鸟”㉔。此次邂逅相遇为他们提供了纵论天下，畅谈“维新”的机会。三人商议如何网罗势力，逐步控制军部的权力，提高日本陆军的战斗力，进而建立举国一致军事体制。不久，他们相继联络了北白川亲王、朝香宫亲王等在军队中任职的皇族，这些人组成的集团被称作“巴登巴登集团”。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三羽鸟”陆续回到国内，继续以“改造陆军”为号召，联络赞成其主张的军人，并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团体的名义，经常在东京涩谷区的“双叶亭”饭店聚会，所以其集团又称为“双叶会”，而加入这个团体的军人，也扩大到从第15届到第18届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其主要成员有人们熟知的石原莞尔、东条英机、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铃木率道、铃木贞一、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草场辰巳、根本博、武藤章、田中新一、冈村宁次等陆军派重要人物。这些人当时都是少佐以上军官，若干年后，东条英机爬上总理大臣的高位，其他人也都升任陆军大臣、军务局长、作战部长、总司令、方面军司令、参谋长等要职，“占据了陆军省中枢和第一线的要职”。㉕

围绕皇姑屯事件，“双叶会”展开了积极的幕后活动。1929年1月12日，在东京的“双叶会”成员集会，“研讨张作霖爆破事件的善后处理以及救助河本的措施”。1月13日，“双叶会”部分成员拜会出任陆军大学校长的荒木贞夫，“向其汇报关于张作霖事件的对策运动”，随后“与永田(铁山)会面”。1月17日，冈村宁次、永田铁山、东条英机3人“就爆破事件密谈”。2月3日，冈村等人拜会小矶国昭少将(参谋本部人事局长)，“就河本事件及其他事情恳谈约两个小时”。2月13日，接替河本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石原莞尔离开东京前，冈村“受东条委托”，与石原会晤一个小时，“就河本事件在东京的反响磋商”。石原莞尔在赴任之前也是活动频繁。2月17日，石原拜会荒木贞夫。2月21日拜会小矶少将。2月22日拜会荒木和小矶。2月23日上午，石原“与小矶国昭、东条英机、冈村宁次会晤，商定方针”，“商讨河本事件的善后问题”。㉖所谓“商定方针”，系指关东军今后对满蒙的方针，在这次秘密会晤中，几名陆军部干员明确提出，“今后中国方面如果出现重大挑衅行为，当断然发动武力，一举解决满洲问题”。㉗

1929年5月，“双叶会”与士官生组成的“国策研究会”合并，组建“一夕会”，成员达40多人，包括从第15届到第25届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当时都是少佐以上军官。“一夕会”推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为顾问，并决定支持陆军大将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等三名将军主持军队改革，实现重建陆军的目标。也有评论认为，“‘一夕会’是为了维护河本而组建起来的陆军团体”㉘。5月24日，在“一夕会”成员的推动下，军事参议院会议上，“做出(皇姑屯事件)与国军毫无关系的结论”。于是，“陆相白川特派次官阿倍向田中首相申述陆军的主张”㉙。“一夕会”还通过真崎甚三郎致函上原勇作元帅，请上原在上层运动。

陆军派的巨大压力迫使田中首相首鼠两端，从最初赞同西园寺等元老派严惩肇事者的态度，转向屈服于陆军派，也导致在向天皇报告时前后矛盾，遭到天皇的训斥。㉚1929年7月1日，在宣布对河本的“处分”后，田中内阁也宣布总辞职。当年9月29日，田中患急病死去。

三、“皇姑屯事件”后果及影响

“皇姑屯事件”绝非孤立的事件，如同推动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从此引发日本军权难以遏止的畸形膨胀，直至日本彻底崩溃。尤其对“皇姑屯事件”的袒护和包庇，使军部激进派越发有恃无恐，从蔑视政权到凌驾政权，直至扳到政党政权，树立法西斯军人独裁政体。

1930年，日本内阁在《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上签字，海军军令部发起攻势，颁布题为《政府决定发布回训之处置涉及影响统帅权》的质疑文件，强调“帷幄大权专由海军军令部长和陆军参谋总长辅翼，国务大臣应在辅弼之外”，“问题在于，作为主管大臣的外务大臣超越海军大臣及海军军令部长的辅翼职责……内阁总理大臣不计海军军令部长明确的反对意见，未经海军军令部长的同意，就擅自发布回训内容”。㉛于是，围绕“统帅权”问题，军政、司法乃至社会各界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争。由海军高级将领组成的“洋洋会”，攻讦“政府对全权代表所发回训，引发关联统帅权的大问题，冒犯大权，世人议论哗然，海军内部愤慨至极”。㉜海陆军少壮派军官趁机掀起“维护统帅权”运动，各种社会右翼势力也积极配合，成立起诸如“伦敦条约反对同盟”、“军缩问题同盟”、“全日本学生革正联盟”、“反对卖国条约全国学生同盟”等组织，喊出“打倒软弱外交”、“维护统帅权独立”、“坚决反对卖国的伦敦条约”等口号。㉝1930年11月，右翼团体干员佐乡屋留雄行刺了滨口首相，滨口身负重伤，次年死去。刺杀滨口事件拉开了日本军权膨胀的序幕。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军权蔑视政权的升级版。9月20日，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不惜冒犯“统帅权”，命令第39混成旅团越境支援关东军，明显违背明治宪法“没有天皇(大元帅)命令，不得离开卫戍地或驻屯地一步，也不得参与战斗行为”㉟的规定，但陆军大臣南次郎却为之辩解称，朝鲜军擅自越界是出于“用兵计划”，“9月21日关东军向奉天移动，如果支那军乘机攻击其空虚，要出大事情，所以林司令官独断出兵满洲，参谋总长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判断认为是适当的”。㊱随之，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帷幄上奏”天皇，为朝鲜军擅自越界转圜，天皇当时“提醒”一句“将来要充分注意”㊲，但还是下达了“允许越境”、“越境支援关东军”的命令。9月22日，内阁会议“追认”越境部队的“预算”经费。这样，从天皇到内阁，均肯定了驻朝鲜军擅自越境的合法性。

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虽然出台了“不扩大方针”。但事实上，从日本政府和军部，到外交机构、财阀乃至昭和天皇均旗帜鲜明地支持关东军的侵略行为。1932年1月7日，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板垣征四郎返回东京汇报，天皇破例予以接见，并下发敕语盛赞关东军，“满洲事变爆发系自卫之必要，关东军官兵果断神速，以寡克众，迅速征讨，尔来承受严寒，扫荡各地蜂起之匪贼，完成警备之任，或在嫩江齐齐哈尔，或在辽西锦州，抗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皇军威武宣扬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汝等官兵宜继续坚忍自重，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朕信倚期待之”。1932年9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转任侍从武官长，进宫面谒天皇，昭和天皇又下发敕语，“卿之关东军司令官身在异域，神速应变，果断赴急，以寡克众，宣扬皇军之威信于中外。朕今亲闻复命，更深嘉卿等勋绩及官兵之忠烈”。本庄繁感激涕零，发表声明称，“关东军建此武勋，之所以受到天皇嘉勉之敕语，对后方支援的诸位不胜谢忱”。㊳毋庸置疑，天皇敕语是对关东军擅自发动武力侵略的最大肯定和最高评价，也一扫日本朝野上下对关东军的质疑。包括后来的“天津事件”、“一·二八事变”等，都是日本军权膨胀的产物。

在日本国内，军权膨胀导致暴力恐怖事件的张狂。详见下表：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恐怖主义活动事例表㊴

需要指出的是，上表中大多事件发生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后，法西斯军人及右翼团体发动暴力恐怖活动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在铲除政党内阁的同时，把水搅混，转移视线，以策应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侵略行动及炮制伪满洲国。

军事政变及恐怖主义活动直接推动了日本军事法西斯国家体制的进程，尤其是“二二六事件”后，1913年废止的现役武官担任陆海相制度被恢复。从此，陆海军大臣由军部指派，不受内阁的控制。尤其当内阁的决议、编制、预算等有不符合军部意图时，军部采取拒绝选派人选，或者唆使陆海相辞职等手段要挟内阁，甚至直接树立由现役武官担任首相的军事独裁政权。结果，军部如同“牵动国家庞大组织的牵引车，牵动着日本历史急转弯”。㊵

[注释]

①一般意义上，日本军部包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军事参议院以及教育总监部，但由于陆军的强势，动辄以军部的名义颐指气使，军部也就成为陆军部(或称参谋本部、陆军中央部)的代名词。

②⑩⑯⑰⑱⑲㉘㉙㉚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戦争への道》(1)，满洲事变前夜，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第300页，第306页，第320页，第320页，第319、320页，第320页，第326页，第326页，第327页。

③④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第155页

⑤㉟㊳[日]千田夏光：《天皇と勅語と昭和史》，东京：汐文社，1983年，第149页，第149页，第151、167、168、184、186、172页。

⑥⑧⑨⑮⑳㉗㊵[日]大江志乃夫：《张作霖爆殺》，东京：中公新书，1989年，第14页，第15页，第15页，第18、21页，第122页，第46页，第155页。

⑦[日]户部良一：《日本陸軍と中国》，东京：讲谈社，2003年，第86页。

⑪河本大作供述，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九一八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7页。

⑫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7卷，《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3页。

⑬皇姑屯事件中，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之所以没有使用“帷幄上奏权”，报请天皇颁布敕谕，唯一顾忌的是军费开支绕不过内阁的通过。

⑭武寅：《日本军国主义与强权政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㉑在日本，转为预备役的军官不属于处分。

㉒[日]天道是：《右翼运动100年の轨迹》，东京：立花书房，2000年，第36—38页。

㉓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徽章类似江户时代的货币“天保钱”，故称陆大毕业生为“天保组”，这些人毕业以后多在陆军省或参谋本部任职，握有幕僚重权。

㉔日语计数禽类或兔子的量词为“羽”。

㉕[日]高桥正卫：《二·二六事件》，东京：中央公论社，1972年，第145页、第146页。

㉖《冈村宁次日记》、《石原莞尔日记》，见[日]大江志乃夫：《张作霖爆殺》，东京：中公新书，1989年，第47页、第48页。

㉛海軍軍令部：《回訓ノ决定発布ニ当リ政府ノ執リタル処置ガ統帥権ニ及ボス影響》，[日]稻叶正夫等编：《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第58页、第59页。这里的“回训”指日本政府对伦敦会议日本全权代表发出的指示。

㉜《軍縮会議に関する洋洋会の行動に関する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ァレンスコ—ド，B04122576100。

㉝《ロンドン海軍会議一件/条約批准関係/日本の与論と新聞論調》，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ァレンスコ—ド，B04122576000。

㉞国内日本学专家蒋立峰、汤重男先生认为：“1930年的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可以说拉开了军权取代政权的序幕”，蒋立峰、汤重男：《日本军国主义论》(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7页。

㊱《满洲事変に関する報告》，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ァレンスコ—ド，A03033724400。

㊲[日]児岛襄：《天皇》第2卷，东京：文艺春秋，1974年，第140页。

㊴依据[日]高桥正卫：《二·二六事件》，东京：中公新书，1972年，第119—123页；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编，郑钧，范菲，赵军译：《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84页；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2—166页等绘制。

责任编辑：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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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5241(2015)04-0006-06

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黑龙江哈尔滨15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