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祥

抗日战争前后溥仪亲历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王庆祥

［内容提要］“末代皇帝”溥仪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亲身经历是最有力的历史证言，能够证明日本人在九一八事变前对溥仪的长期勾结、豢养和培植，能够证明日本关东军对伪满洲国傀儡“执政”和“皇帝”的操纵与摆布，能够证明前苏联囚俘溥仪真确地揭露了日本军阀在我国东北实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真相，也能够证明溥仪后半生的成功改造已使他成为正义和公理必胜的形象代表。

抗战胜利末代皇帝溥仪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是以清朝皇族即爱新觉罗氏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的，他是道光皇帝旻宁（1782-1850）第七子奕譞的嫡孙。道光有九子，这一族系即晚清通称的“近支皇族”。在近支皇族中，60年间先后出了四代皇帝。道光传位于第四子奕詝（1831-1861），即咸丰皇帝；咸丰传位于长子载淳（1856-1874），即同治皇帝；同治无子嗣，传位于载湉（1871-1908），即道光第七子奕譞的次子，是为光绪皇帝；光绪亦无子嗣，传位于溥仪（1906-1967），即奕譞第五子载沣的长子，是为宣统皇帝。

“末代皇帝”

溥仪冲龄即位，当上娃娃皇帝，6岁时发生辛亥革命。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宣统退位后仍保持尊号，留居紫禁城，史称“逊帝”，接受传统的封建帝王教育。直到1924年11月5日被冯玉祥驱逐出宫，面临三叉路口的选择。他要去英国留学，却因“英王陛下政府对溥仪朝廷没有任何兴趣”而未能达成。后又趋于“东渡”留学，虽然也碰到难题，日本方面还是接纳了他，让他藏身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保护他的安全。两个半月后又引导他秘密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定居于天津日租界。此时的溥仪已经20岁了，思想趋于成熟，行动可以自由，他能够自己思考、自己决定、自己说和做了，主旨是要挽回从他手上失去的国家政权。溥仪日记与诗稿中留下很多记录，充分表达了他复辟清朝的强烈愿望。为此也生出许多错误，甚至相信日本军阀，陷入其为侵略中国而布设的各种阴谋，且已在张园和静园留下罪恶的记录。这都是一页页与国家和民族息息相关且能够见证许多重要事实真相的历史，是不可以忘记的。

溥仪在天津一住七年，他依靠清朝遗老，联络各地有实力的军阀，联络各帝国主义国家驻津领事馆和驻军司令部以及各国来华军政人物。溥仪在天津接触最多的还是日本人，他致日本摄政皇太子裕仁的亲笔函；与日本驻津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小泉六一中将都有合影；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参谋还承担着奉命“御前进讲”时事的使命，竭力向溥仪灌输日本才是其复辟的“第一外援力量”，至今还能看到吉冈安直、金子定一等就此写给溥仪的信。

1928年7月4日，国民党第41军军长孙殿英派工兵将乾隆和慈禧陵寝中珍宝盗掘一空。溥仪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可知已同当年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结下仇怨。溥仪还亲笔画了一幅“刺杀孙殿英”的漫画，逼真呈现出当年的心态。

日本驻津领事馆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却一直在溥仪身上做文章，为了充分利用这位能够影响中国的政治人物而耍尽阴谋并屡屡得逞，溥仪把最亲信的人派往日本留学就是一例。1929年3月2日，溥仪为培养效忠自己的军事力量，派胞弟溥杰、妻弟润麒赴日本留学，并为之题字“奋勉向学，毋忘复辟”。临行前溥仪还与溥杰、润麒合影，他本人想办而难以办到，就把希望寄托在胞弟和内弟身上了。溥仪和溥杰诗来词往隔海步韵的一段佚闻当然是更有兴味的，溥仪的诗总是充满对溥杰的期待之情。有一首《寄秉藩》，其中写道：“浩浩去千里，悠悠岁华长。念子增寥寞，宿夜常哀伤。目击四海沸，坐视邦家亡。久欲奋双翼，继子游东方。奈为俗营牵，日夜交徬徨。勾践志报吴，薪卧兴胆尝……”诗中有对胞弟的思念，有对时局的评估，有对自身处境的哀叹，有对前程的求索，这是兄弟间的心声交流。

离津出关

九一八事变给溥仪带来“重大转机”，同时也给他带来终生的自责和永远的悔恨。笔者有幸得以集中起溥仪一生的亲笔手稿，发现九一八事变这加了引号的五个汉字正是他重复最多的用语！从九一八事变次日起，溥仪身边老臣们就围绕“对日方针”展开“历史之辩”。陈宝琛、朱益藩等“但主拒，不主迎”，郑孝胥则主张“境内一律开放”。溥仪倾向何方呢？他这时还很欣赏胡嗣瑗“宜静观变化，相机筹之”的看法，一度拒绝日本人的劝诱。面对前程和选择，是否“驾幸东北”，仍充满犹豫。继而真情显露，他要利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政治形势，实现“大清帝国”的复辟。

土肥原贤二先后在天津和沈阳出任特务机关长，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和几种中国方言。1931年11月2日，他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翻译官吉田忠太郎，乘着夜色来到静园“晋见溥仪”。溥仪确实想过利用九一八事变复建大清帝国，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军阀身上，但不是要去当傀儡。土肥原为了让溥仪上钩，甜言蜜语，巧舌如簧，施展骗术，“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表示，“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而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他“到东北去主持一切”。当溥仪问“这个新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时，土肥原说“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实行帝制的国家”。

11月11日深夜，在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大肆骚扰华界的“天津事件”烟幕下，溥仪由郑孝胥父子等辅弼，先登上小汽船“比治山丸”离开码头，强行闯过白河上中国军队检查站，而于半夜时分到达大沽口外，换乘日本商轮“淡路丸”号，暗渡白河，离津出关，踏上险途，留下在津“风雨路”最后的足迹。临行前溥仪还留下钤有“宣统御笔”印和郑孝胥手刻“滹沱麦饭”印的“明志”御笔，要在困境中完成“中兴圣业”：“诚敬为本，无人我之见，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荣辱不惊，生死不易，志存极物，不使一夫失所。辛未仲冬书。”

溥仪“离津出关”的历史教训很沉重，从溥仪本人的角度说，主观理念上的复辟目标必然导致政治现实中的叛国投敌；从政府的角度说，可以对比民国政府纵容盗掘乾隆、慈禧陵寝与新中国政府把溥仪改造成为新人的政策。不同的政策，成就叛国者和公民两种不同的结果。前者结怨成仇，展现了民国的失误，后者以公民为荣，表明了改造的成功。

伪满伪皇

自1932年至1945年，溥仪先后出任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执政”和“皇帝”，听任日本关东军操纵摆布，裁可反动诏书和法令，出卖中国东北主权和江山，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协助殖民统治者残害东北人民，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历史证明，溥仪选择了屈辱。

从1931年11月13日至1932年3月8日超过百日，对溥仪来说就是“百日之灾”。其间，溥仪的代表郑孝胥和罗振玉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坂垣征四郎经历了几轮谈判和争斗，在成立自主型帝国还是出任傀儡“执政”这个根本问题上，溥仪到底还是屈从了板垣的威胁和利诱，以所谓“一年为期，转行‘帝制’”为台阶而接受“执政”。看来，起作用的东西还是土肥原贤二在两年前就用过的。当年他用“王道论”和“满洲皇帝”勾引张学良未能成功，现在又用它诱惑溥仪，总算有了回响。

1932年2月16日至29日，日本关东军召集东北汉奸巨头，在沈阳召开所谓“建国会议”，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马占山等出席，宣布建立“新国家”，溥仪为新国家元首，名为“执政”。3月1日，日本关东军安排张景惠以“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满洲国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3月8日上午，溥仪和婉容离开汤岗子对翠阁宾馆前往长春，下午3时在日本特务和汉奸簇拥下到达。3月9日，溥仪身着西式大礼服，走向就任伪满“执政”的前吉长道尹公署衙门大厅。第二天，溥仪以信函方式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了《日满密约》，伪满政权就此走入历史。旨在复辟大清社稷重温“皇帝梦”的溥仪，却由关东军决定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了。

1932年5月4日，溥仪在伪满执政府勤民楼内会见李顿调查团。遵照关东军的旨意，溥仪对李顿说：“我是由满洲民众的拥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由自愿的。”溥仪会见调查团的过程，曾被大肆宣传，但假的东西总要露出马脚。人们看清了溥仪的处境，也能看到溥仪应付特殊环境的政治手腕。

1934年3月1日，溥仪第三次“登极”，在一座范围不大的“豪华监狱”里，当上屈辱的傀儡皇帝“笼中天子”。溥仪为表示敬天，依古礼在长春杏花村搭设“天坛”，“登极”日上午，他身着光绪皇帝穿过的清朝龙袍，乘坐红色卤簿车，在掌礼官“恭导”下行“告天即位”古礼，这是溥仪当“康德皇帝”十几年中的唯一一次，日本主子不允许他因袭《大清会典》按旧制办，强调“满洲帝国”并非“后清”。

辱我“康德”

1934年2月22日溥仪在“登极”前最后一次“最高级会议”上说，他崇拜先祖康熙的德政，希望即位后改元“康德”，这件事总算由他决定了。然而，他在伪满年代的所作所为，实属辱我“康德”！

就任伪执政以后溥仪急于建立武装力量，遂以从天津带来的霍殿阁、霍庆云等十几名保镖为基础，又从北京皇族及满族子弟和内蒙王公子弟中，陆续招募200多名青年，编为三个队，仍称作“护军”。但这已经不是原有意义上作为“皇宫”警卫性质的“护军”了，实为一支变相陆军部队。溥仪视护军为私人军队，为复辟清朝的军事力量，他重视并干预对护军的管理和教育，极力灌输忠君思想，经常命佟济煦赴队进行所谓“精神讲话”，要求每个护军都要“尽忠于一人”，绝对服从他。日本人终于发现在溥仪身边出现了漏洞，不能允许他拥有武装力量，伺机扼止护军发展。机会在1934年7月来了：溥仪生父载沣来“满”探亲，溥仪派护军到车站迎接，连这样的家事也遭到关东军抗议。理由是“车站属于中东铁路附属地，不允许日军以外任何军队介入”。“皇上”也必须就此“道歉”。然而，关东军司令官对护军的惩治却并没有就此了结。

护军中许多人来自武术之乡——河北沧州，又有武林世家刀枪棍棒的霍家真传，颇让人望而生畏。尤其那些吃过大刀片苦头的日军，听说护军肩上背着那东西就胆战心寒，怕早晚成为刀下之鬼，遂由关东军司令部下令，通知伪满军政部，取消护军的大刀片。关东军对护军的警觉和限制，终于酿成数年后的“大同公园事件”。其事发生在1937年6月27日，结果是由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的东条英机向溥仪提出：撤换护军领导人、把参与打架的护军撵出满洲。溥仪乖乖照办，有两名护军排长和十多名护军士兵被撵走，护军各层领导也都换了日本人，原来意义上的护军已不复存在。

溥仪在伪满年代两次访日，而这短短的五六年间恰恰让“康德皇帝”经历并感受了从伪满“颠峰”上滑落的真实历史过程。

1935年4月2日，溥仪为了“答谢日本天皇的知遇之恩”而首访日本。途中适逢日本神武天皇祭日，溥仪在他乘坐的“比睿”号军舰上行“遥拜”之礼。4月6日抵达东京，天皇裕仁亲往车站迎接。4月7日参拜京都千代田区靖国神社，亲悼自明治维新以来在历次侵华战争中战死的日军亡魂。4月9日由日本天皇裕仁陪同出席在代代木练兵场为他举行的阅兵式。当年雄心勃勃的“康德皇帝”很羡慕德国元首希特勒，恨不能像希魔那样拥有强大军事手段和极权，颇为注意从电影或画报上观察希魔的外貌和动作，并在他的小天地里偷偷摹仿。然而，他渐渐失望了。伪满组织法明文规定，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溥仪却只能在按关东军旨意颁布的法令上画“可”。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太上皇”，溥仪要定期拜会，凡事都要严格照关东军旨意办。为严密监视和控制溥仪，1935年关东军派时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官的吉冈安直到其身边，称“帝室御用挂”兼关东军参谋。伪满14年间溥仪经历七个“太上皇”：本庄繁（1931年至1932年8月）、武藤信义（1932年8月至1933年7月）、菱刈隆（1933年8月至1934年12月）、南次郎（1934年12月至1936年3月）、植田谦吉（1936年3月至1939年9月）、梅津美治郎（1939年9月至1944年7月）和山田乙三（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自武藤起都是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全权在手。

1940年6月22日，溥仪奉关东军之命第二次访日，这回是要把日本国民供奉的天照大神迎到伪满，使信仰归一，把“友邦”升格为“亲邦”。溥仪很难受，在东京车站与日本天皇握手后就再也没心思参观游览了。7月10日傍晚，他极不情愿地携带代表天照大神神体的宝剑、铜镜和勾玉三件神器仿制品返回“新京”。为供奉天照大神，在伪满皇宫东南角修建了“建国神庙”。1940年7月15日，溥仪“御临”“建国神庙”镇座祭。他后来回忆说：“我每逢动身去神庙之前，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着北京坤宁宫行礼。’”

1942年5月8日，南京汪伪政权“主席”汪精卫“访满”。面对当年谋刺摄政王的仇人，溥仪也不得不与之握手，心中却有难言之痛。同年9月，所谓“建国十周年”却是在“肉蛋”和“玉碎”的气氛中来到的。溥仪在3月1日颁发《建国十周年诏书》和《恩赦诏书》，而庆祝典礼则于9月15日在长春南岭体育场举行，身穿陆军正装、前胸左侧挂满勋章的溥仪，“幸临”“庆祝观兵式”，这“十周年”的礼炮实已敲响伪满的丧钟！

悲情后宫

早在1935年，“皇后”婉容就被打入冷宫了。1937年4月册封了“祥贵人”谭玉龄，1943年5月册封了“福贵人”李玉琴，延至1945年8月19日被苏军俘获，溥仪和“皇后”婉容以及“祥贵人”、“福贵人”在内的每个皇室成员，都陷入了大灾大难中。事实上，早在伪满建国之初婉容就考虑过自己应有的去处。当受国联指派的李顿调查团1932年5月进入东北时，婉容就采取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行动，乘机派人接触了代表团中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历史就是这样安排的，婉容不但逃不出去，而且愈陷愈深。政治上的压抑转化为思想上无尽无休的苦闷，她怀念清朝，憎恨伪满。她向往大清皇后的地位，却因眼下虚伪的身份而深感耻辱。既然得不到皇上的真心，干脆就投入随侍的怀抱，却因此而被关进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冷宫，只能靠鸦片度日。1946年6月20日晨5时，婉容病死在延吉，结束了抑郁、痛苦的一生。

文绣离婚走了，溥仪又在1937年4月6日册封满族小姐谭玉龄为“祥贵人”。以婚姻进占“满洲帝宫”，这是日本人久已内定的秘策。婉容“私通”事件曝出后，菱刈隆根据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益，明确反对溥仪废“后”，担心内廷“丑事”外扬，将影响伪满皇帝的尊严，并波及社会安定和日本的殖民统治。后来菱刈隆调任，溥仪就打算利用1935年1月下旬赴旅顺避寒的机会，先把婉容隔离于旅顺，再宣布废“后”。然而，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同样干预溥仪家事，“废后”之举再度受阻。日本人深知，“废后”固可反对，迎立新“妃”却属势在必行，乃欲趁机选日本女性为新“妃”，以便生出有日本血统的孩子。然而，溥仪并不驯顺且已有防备，遂把选妃使命秘密交给了岳母大人立太太，也就是抚养婉容长大的她的姨母兼继母恒馨，恒馨先找了几家满族女儿都不合意，后来选中他他拉氏家的女孩谭玉龄。

典礼过后，17岁的中学生谭玉龄有了“祥贵人”的名份。她有娇美的容貌和温柔的性格，给绑在日本战车上的“康德皇帝”送来几许温暖，几丝柔情。然而，1942年的夏秋之际谭玉龄突然病重，吉冈安直在紧张抢救时出现，并与日本医生长时间秘密谈话，其后不再积极施救并很快离去。濒临死亡的“祥贵人”，再也没有说出一句话，呼出最后一口长气，闭上还在流泪的双眼默默而逝，这是1942年8月13日凌晨。谭玉龄之死，因溥仪怀疑系被吉冈安直所害而成为政治性的未解之谜。溥仪追封谭玉龄为“明贤贵妃”，还把她那张满脸稚气的初中女学生全身“玉照”，一直保存到其成为公民之后，并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下“我的最亲爱的玉龄”几个字，珍藏在庄士敦赠送的皮夹内带在身边。谭玉龄之死清晰地折射出日本关东军控制溥仪的程度和手腕，折射出在虚伪宝座上的傀儡皇帝的心态种种，这是她所背衬的政治和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1943年春天，溥仪的宠妃谭玉龄死后刚半年，可以说是“尸骨未寒”，“皇上”仍处在伤痛中，吉冈却拿来许多日本女子的照片让溥仪再选。娶日本女子无异于在床头替关东军司令官安插耳目为防备日本人的监视，溥仪决定找一个年幼的中国女孩作为结婚对象。吉冈遂又拿来60多张中小学校的女生照片，结果选中了长春南关国民优级学校年龄最小的李玉琴。她才15岁，既不懂人情世故，更没有社会经验，溥仪仅仅是把她当作任意摆布的家庭玩物而纳入“宫闱”的，“福贵人”李玉琴成了“政略”旋涡中的牺牲品。

李玉琴的宫妃生活在伪满垮台后结束了，被溥仪抛弃在山沟里的“福贵人”，又流落到皇族中间，为溥仪守节多年，空耗妙龄青春，遍尝辛酸苦辣。后来囚居伯力的溥仪被引渡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李玉琴仍在苦等、寻找，直到1955年在抚顺重逢。然而这以后多次会面，包括中国监狱史上空前的“狱中同居”，其结果却是离婚。“文革”又来了，溥仪是受到保护的人物，而李玉琴则必须与历史阴影顽强对抗，最终导致“皇娘造反”的一幕。两人因“政略婚姻”而结为夫妇，又因扭曲的政治而绝情反目，这是一段已经逝去的完整、真实而深刻的感情纠葛的历史。溥仪不幸在“文革”中病逝，李玉琴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当晚年降临才赢得安定和幸福，成为吉林省和长春市政协委员。

伪满覆灭

1945年7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就对日作战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召开会议，7月26日发表限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时局的浓雾笼罩在溥仪心头，他站立在悲戚的阴影中，顾念前程不寒而栗。溥仪明白：日本帝国主义已处在垂死挣扎之中，连亲属们也都预感到末日来临。溥仪的五妹夫万嘉熙后来曾回忆妻子对他说过的话：“我们的死灭就要来临，你为的是忠孝，问心无愧。我盼望日本快完，也可以说盼望我们自己去就死灭，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第二代才有可能当上真正的中国人。”这话能反映一部分追随溥仪来东北的皇族的心理。他们并不把这座伪帝宫看作自己理想的天堂，既然已经随着“皇兄”拐进死胡同，也就无可奈何而死心塌地了。当此面临灭顶之灾，他们虽有求生欲望，却也准备着以忠君孝祖的名义为溥仪殉身。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横行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纷纷缴械。“康德皇帝”退位的历史时刻也终于来到了。溥仪回忆说，1945年8月18日深夜，吉冈领着张景惠、武部六藏以及伪大臣、伪参议，一个个无精打彩地来到通化大栗子沟临时“行宫”。张景惠从怀中掏出早就拟好的《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让他照章宣读。武部六藏又用日文念一遍，伪满洲国随即散摊。“康德皇帝”这一页就此淹没在历史的陈年旧帐中。演完傀儡戏最后一幕，吉冈吩咐溥仪“立即准备赴日”。张景惠和武部六藏说“已在伪满政府剩余经费中拨出三亿日元汇往日本，作为溥仪的生活费用”。

1945年8月19日中午，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远东部队总指挥阿·姆·瓦西里耶夫斯基元帅所部俘获，在前苏联赤塔和伯力度过5年战俘的囚居生活。这期间溥仪仍摆皇帝架子，生活要由随侍和家人伺候，别人不敢明目张胆叫他“皇上”，改称“上边”，每天晨起照例请安。这是一段沮丧而绝望的日子，但溥仪知道是谁操纵着自己的命运，曾于1945年12月下旬写信给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

1946年8月9日晚，溥仪由苏联军官押解从伯力飞抵日本横滨厚木机场，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出庭作证。从8月16日起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目的是证实日本利用他为傀儡在我国东北实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真相。

“出关之谜”

当时各国的报道都把1946年8月16日称为东京审判的“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完全是因为“皇帝”出庭的缘故。14年被迫当傀儡的日子也让溥仪对日本人憋了一肚子气，这回有机会发泄了。根据季楠检察长的要求，溥仪开始陈述自己的经历。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了：他必须揭开“出关之谜”的谜底。

“你是如何离开天津进入东北的？是胁迫而往还是自愿前行？”季楠检察长发出讯问。溥仪回答说：“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边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以才去的。当然，日本人对我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事实，‘九一八’事变后我这伙人公开投敌，就是这场长期勾结和豢养的结果。”

溥仪继而又谈到在旅顺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交锋的情况。

季楠：“板垣上校对你说什么来着？”溥仪：“大概谈了两个半钟头。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权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

季楠：“这是板垣的独自见解，还是遵照长官的命令？”

溥仪：“他是遵照本庄司令官的命令和我说的。”

季楠：“他说希望你担任什么工作呢？”

溥仪：“他说因为我是满洲人，请我当新国家的元首。还说日本对东三省没有领土野心，成立完全独立的政权。”

季楠：“你听说主张推出‘满洲国’元首的是谁？”

溥仪：“听说是关东军司令宫本庄繁。”

季楠：“你和顾问们商议，对于板垣的要求到底拒绝还是答应的？”

听检察长这样一问，溥仪理直气壮摆出一副发表演讲的姿态。他环顾高高在上的十一位法官，把双手一摊从容申述说：“当时，那么多民主国家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我有什么能力单独抗拒他们？”

季楠：“你有否抵抗的意志呢？”

废渣填埋场若发生污染物(氟化物或氰化物)泄露，将对地下水产生严重污染，并向南侧迁移。20 a内最远可扩散300 m，扩散面积可达36 600 m2。到时下游的新寨、水塘寨以及团结水库等地的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都会受到污染，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必须提高填埋场底部及四周的防渗等级。

溥仪：“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既已处在旅顺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可说！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

傀儡“猴戏”

1946年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这次作证，目的在于了解溥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傀儡，整个法庭之上座无虚席。

季楠检察长：“按照日本的说法，他们是来解放被压迫的‘满洲’人民的，这是他们的目的吗？”

溥仪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他们表里不一。宣传与事实是两样的。正像他们宣传说‘满洲是独立的国家’，而看看它十几年的历史完全不是那码事。”

季楠：“那你为什么要答应板垣，终于当上满洲国的元首呢？”

溥仪：“当时我年岁轻，也没有政治经验，由于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也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怖心。在另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才，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

季楠：“你是1932年3月1日出任满洲国执政的，那么，当时实际领导了满洲的是谁呢？”

溥仪：“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全体幕僚，特别是板垣最为有力。”

季楠：“你还记得在1932年7月1日，你所颁布的支配‘满州’人民的许多敕令吗？”

溥仪：“我没有发布过任何命令。”

季楠：“你看到《日满议定书》并在其上签名之前，是否征求了你的意见呢？”

溥仪当年在颁布法令、签定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确实是无能为力的，他因此而对日本人积怨甚深，现在一旦接触这个话题，他就激动不已。坐在证人台上的溥仪把上半身倾向前方，差不多已经站了起来，愤愤回答说：“形式上是经过批准的，但是，‘满洲’在日本军队完全占领之下，我没有自由。”

季楠：“‘满洲帝国’的组织法，它的形式和内容有关吗？”

溥仪：“按照组织法的规定，皇帝是享有特权的。”

季楠：“准许行使政府的立法权吗？”

溥仪：“有这个规定。”

季楠：“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行使立法权呢？”

溥仪：“根据组织法是具有立法权的，事实上却没有任何权力。”

季楠：“关于维持治安、公共福利和实施法律的敕令，是由你自动发布的，还是被动发布的？”

溥仪：“发布是发布，但在事实上我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没有权力，只由他们奏禀一下便行了。”

溥仪用手掌擂着证人台，发出了震动大厅的哐哐的响声：“法律不过是空文，关东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却不许我按照自己的意志做。”

季楠：“关于军队的组织与训练，也不让你下训令吗？”

溥仪：“法律上我是有这份权限的，事实上完全没有。”

季楠：“在财政方面也是如此吗？”

溥仪：“组织法上规定的皇帝权限有名无实。”

季楠：“虽然没有实权，关于这些问题也不和你商量吗？”

溥仪：“没有！名义上是由国务院会议通过——这只是名义而已。”

季楠：“你做皇帝时，是谁制定的国家法律？”

溥仪：“表面上‘满洲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在事实上完全是关东军干的。”

季楠：“日本人也被任命为大臣或次长吗？”

溥仪：“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也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在此，我愿就‘满洲国’的行政试作说明。在关东军司令部里有司令官，一切事情由参谋长通过司令官办理；在参谋部里有个第四课，它是专门管理满洲事情的。就‘满洲国’政权而言，由日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课课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火曜会议’。这个会议以后，各部次长便分别起草与其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决不更动一字。然后就把这种议决案送到国务院去，以取得皇帝或国务总理‘批准’的名义。至于小事则由日人次长随便办理了。在‘火曜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厉声说道：‘这是既定方针！’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满洲国’的中国人都怀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在省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季楠：“在皇帝在位期间，这种状况始终继续呢，还是有所变化？”

溥仪：“始终如此。”

季楠：“你有个人的行动自由吗？”

溥仪：“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是猴戏。”溥仪又从“猴戏”说到长春宫廷高高的围墙和严密的铁栅栏，以及管理宫门出入的日本武装宪兵和管理伪皇帝每言每行的吉冈安直，使这位万人之上的真龙天子，竟然既无皇帝之尊，又无自由可言，他怎能不为此而愤然呢？

“八絃一宇”

在庄严的法庭之上溥仪使劲儿地连续用手掌猛击证人台，像是要用那声音去撕裂他的仇人：“吉冈说‘满洲国’就如同是日本的一个小孩子。梅津美治郎也一直这么说。换句话说，日满是一德一心的，企图把‘满州’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所谓一德一心起源于‘八絃一宇’。”溥仪把上半身尽量向证人台以外探出，张开两只手臂向空中乱抓，他是要用手势配合演说，精彩地说明“八絃一宇”思想的侵略含义。他说“这四个字就是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让她的孙子当上日本天皇之后教给他的一个名词”，“它的含义是以全世界为一家，并由日本统一之。”溥仪毫不顾忌日本律师的争辩与反对，口若悬河，继续说下去：“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试验场。日本人不但封锁了我的口和手，也剥夺了我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知道，关东军司令官梅津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密令对我进行宗教压迫的。但是我当时就从心里反对这种神道的侵略。后来，吉冈根据梅津的命令强迫我到日本会见天皇，天皇拿出三种神器——剑、镜和玉给我看，并把其中两种——剑和镜给我了。日本把神道扩展到他们的国家以外，首先是扩展到中国，然后更扩展到亚洲全境，他们就凭借这种神道的扩展去达到支配别国人民的思想、精神和行动。我们能够找到许多实例证明日本宗教侵略的存在，证明发动并指挥战争的日本人，在进行中国和亚洲侵略战争时，也以神道为手段，借重宗教的信仰与冲动，去实现侵略的目的。”由于溥仪强调指出了作为一种侵略手段的日本神道的犯罪性，因此获得了审判长的确认，而日本律师的抗议被驳回。

季楠：“神道是否意在使‘满洲’人崇敬皇帝？”

溥仪：“所谓崇敬，就是崇敬天照大神的意思，也就是崇拜日本天皇。”

溥仪的愤怒达到极点。过去的几年中，日本强迫他用天照大神代替大清的列祖列宗，这早已让他忍无可忍了。现在终于得到机会，能够和盘托出郁积经年的满腔憎恶，向天下人表白心迹了。溥仪愈讲愈来劲儿，又从神道说到政治和经济方面。他说，“日本在议定书中承认‘满洲’独立，这完全是骗局！真正独立的国家是不许外国驻扎军队的，日本却以驻扎军队为承认满洲的条件！”

季楠：“再谈谈星野总务长官对满洲的工业以及其他产业所实行的政策。”

溥仪：“星野总管产业的开发、经济统制以及开拓等等事业，这一套政策对‘满洲’的损害极大。‘满洲’的一切产业都处于统制之下，由日本实行垄断经营，最大的钢铁业则是为日本军队制造兵器。”

李楠：“在这种政策之下，大公司的情况如何？”

溥仪：“有64个特殊公司，资金有几万万。它们成立的目的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为了使中国破产以推进侵略战争。”

季楠：“支配银行的是谁？”

溥仪：“全部在日本人手里。而在银行里存款最多的则是中国人，特别是劳工。借款却仅限于日本人。”

季楠：“产业经营中的专卖品是怎么回事？”

溥仪：“专卖事业须通过专卖总局后方可经营，这个总局也掌握在日本人手里，鸦片即包含在专卖品中。”

1946年8月20日溥仪第三次出庭作证，据报道，溥仪在作证中“详述日人统治东北十四年中奴役中国人民之情形”，重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自8月21日至8月27日溥仪又五次出庭作证。其间在溥仪与他的对手——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中间形成短兵相接式的恶斗，通过物证与舌战，把此前已经掀起的轩然大波推向高潮。结果表明：任何被告律师企图改变溥仪的立场和态度都无能为力。东京法庭存在两年多，被告律师们煞费苦心搜集证据，以图证明溥仪是自动登上伪满政治舞台，从而减轻日本战犯的罪行，却没能达到目的。在庄严的证人台上溥仪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炮制伪满洲国的罪行，证词被国际社会广泛报道。

“藏”在抚顺

溥仪的历史身份使他成为囚居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溥仪就想留在苏联，最怕引渡，他屡次上书斯大林，并将带去的珍宝以支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捐出，还拿出少许赠送身边苏联军官，借以逃避中国政府按汉奸罪枪毙他。

决定溥仪命运的一天终于在几年后降临，这个决定操在了毛泽东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大局已定，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26日访苏期间，郑重提出了引渡溥仪等日伪战犯的要求，理由掷地有声：必须尊重我国的国家主权、国际地位，应该把关押在苏联境内犯有战争罪行的一千多名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全部移交我国，由我国自行处理。面对胜利后的中国人民和强大的新中国政府，面对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毛泽东的态度，斯大林同意了。这千余名战犯中最受中苏双方特别关注的正是爱新觉罗·溥仪。他力图躲避的引渡到底没能避开。

1950年8月1日溥仪被引渡回国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藏匿、侦讯、等待审判和故地重游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改造过程，长达十年的人道主义教育和改造，终于使他认罪悔过，脱胎换骨，放弃旧我，神奇般地完成了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而以公民身份重返北京。这个现已为全世界所知的事实，却是溥仪自己当年万料所不能及的。

1956年7月2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时溥仪出庭作证。他愤怒揭露日本战犯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古海忠之也主动交代，痛哭流涕沉痛悔罪。这情景让人不由得想起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在那里，日本战犯通过他们的律师叫嚣着攻击证人，为减轻罪罚百般掩盖罪行。而在这里，不仅古海，所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全都认罪服法。溥仪开始认真思考人生的价值，他主动退回珠宝的收存条，说那是国家财产，应该退还国家，他决心自食其力，在管理所人员帮助下溥仪撰写自传，这就是后来轰动世界的《我的前半生》的雏形。

在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历史时刻，毛泽东亲自点名第一个特赦溥仪。中国末代皇帝已经走完了他从皇帝到罪犯再到公民波澜起伏的一生，而在人类历史上写下浓重一笔。表现这一笔的，有各类文字著作和多种影视作品，还有永存人间的溥仪生平照片与实物，向一代代世人揭露封建制度的丑陋，鼓舞人们走向进步、发展和辉煌的未来。溥仪发自内心说出了自己的感慨：“十年来的经历和学习，使我弄清了根本是非。这十年间，抗美援朝的胜利，日本战犯的认罪，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和国际声誉的空前提高，国家、社会、民族的变化，这一切奇迹都是在共产党——十年前我对他只有成见、敌意和恐惧——的领导下发生的。这十年来的事实以及一百多年的历史对我说明：决定历史命运的，正是我原先看不起的人民；我在前半生走向毁灭是必然的，我从前恃靠的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势力的崩溃也是必然的。我明白了从前陈宝琛、郑孝胥、吉冈安直以及神仙菩萨所不能告诉我的所谓命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老老实实做一个自食其力、有益于人类的人，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命运才是最好的命运。”

特赦返京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将军逐出北京紫禁城，“皇帝”尊号也被剥夺。然而他那“敬天法祖、奉天承运、朕即天下”的长梦还没有做完。溥仪在天津当“寓公”7年，“保皇党”党魁康有为带头扯起“复号还宫”的大旗，却未能把他送回北京；溥仪出关当上“康德皇帝”14年，无一日不想“入主中原、恢复祖业”，可日本军队连保驾返回紫禁城的打算也没有；其后在伯力战俘营中5年，虽然惧怕被苏联当局送回中国受到严惩，但每每想起那太和殿前的黄昏、养心殿外的晨曦，在这位爱新觉罗家族末代皇位继承者的心里，又怎能不升起温馨而美好的情感呢；最后溥仪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9年中，他彻底放弃了“复辟、中兴、当皇帝”的念头，盼望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重返北京与亲人团聚，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

1959年溥仪获赦回到北京后，成为普通公民，重新建立了幸福家庭。他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人民政协活动，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岗位上做了有益的工作。

而最令溥仪感慨的，却是一般人想不到的几件“小事”：他第一次以公民身份参加了反对美日军事同盟、声援日本人民正义斗争的游行示威；他申请加入民兵参加训练获得批准；他在北京市香山人民公社南辛村选举站投票，第一次行使新中国公民的选举权。他说：“我现在的志愿只有一个：我要重新作人，从头建立人的尊严，我要有一个像样的中国人的灵魂。”

当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历程令人感触深刻。在前半生，他站到了日本侵略者一边，是中国人民的公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归于灭亡；在后半生，他经过改造而回到了人民中间，成长为正义和公理必胜的形象代表。他的一生，从足下到心田，从实践到理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彻底胜利最完整、最鲜明、最可靠、最有力的历史证言。

责任编辑：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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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吉林长春13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