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琴

苦难、人性与悲悯情怀
——张晓惠《北上海》关键词解读

■王玉琴

文学写作的主体是作家，而其客体总是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大千世界，大千世界五彩斑斓而又乱象纷呈。乱花渐欲迷人眼，对于一双平常的眼睛来说，走过路过也就错过了，但对于拥抱生活而又积极过滤生活的写作主体——作家来说，却绝不可能被表面化的生活所迷惑。他（她）以雾里看花的智慧，将生活中的鸡零狗碎与枝枝丫丫，毫不留情地剪裁掉，最终留下人生的底色与心灵的艺术。对于江苏作家张晓惠来说，一次采风活动中无意中邂逅的一张照片，揭开了60多年一段波澜壮阔然而尘封已久的大迁徙往事。循着这张陈列在江苏大丰知青纪念馆中的照片，张晓惠揭开了“北上海”50万亩热土的冰山一角。跟作家以往聚焦于“私人化”体验的单篇散文不同，《北上海》是其创作生涯中完全聚焦于一片土地、集中于一类人群的大部头作品。无论是在张晓惠个人30年的写作生涯中，还是中国纪实文学史上，《北上海》都堪称一部传奇。

“北上海”，作为一个具有地域内涵的名词，凝聚着特有的文化意义。既然是“北”上海，当然并非上海本土；既然是“上海”，就与上海本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上海的诞生、成长、发展与衰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家行为。据史料记载，1949年12月，为了“提纯”新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城市居民质量，保证新上海的长治久安，上海相关国家部门动用警民武装力量，突击收容了上海市区的流氓、强盗、惯偷、毒犯、妓女、兵痞、乞丐及各类游民、难民、无所依托的流浪儿童，约8000人。这批人于1950年被集中收容整编，送到距离上海本土约300公里之外的江苏大丰荒无人烟的滩涂垦区，实现改造与建设的双重任务。到了1952年，垦区人数增加到13432人。如果这一批万人队伍，完全就是流氓地痞毒犯妓女等各类社会渣滓，则他们承受改造苦难、人生历练可谓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如果这样，张晓惠以纪实文学之史笔创作《北上海》，其历史价值与文学意义可能减弱许多。《北上海》根本和真正的立意，是为更多普通而无辜蒙难的北上海建设者、拓荒者、积极改造者而树碑立传。因为在初期13432北上海人中，无刑期游民达9270人。对于大多数无以为生的旧上海城市游民来说，这些被后人定义的北上海人更多地承受了时代的政治阵痛，以汗水与血泪为伟大的新中国献祭。张晓惠站在历史的肩膀之上，以热泪、深情与包容，感喟北上海人的脱胎换骨、生离死别，感喟他们的豁达、宽宥以及对北上海热土绵长的爱恋。北上海式的拓荒和改造，是新中国时代的记忆，是飞地式时空的跨越，具有特有的美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一、时代汇就的飞地式苦难

飞地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是一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北上海是中国最高级别、最具代表性的飞地。张晓惠作为飞地所在辖区的地方作家，撰写北上海人在飞地上的苦难史诗，独得地利与人和之便。

在《北上海》的第一乐章《茫茫盐碱滩浩浩太平洋》中，张晓惠以详实的数据与动人的文字，集中、凝重地呈现了北上海人改造的艰辛和时代的苦难。从一无所有、一穷二白，北上海靠着有限的管理人员以及低廉的资金成本，实现着最大化的人员管理、滩涂拓荒与生产生存。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劣及各种设施的缺乏，为“提纯”上海而来到北上海的各式人等，注定承受着超越身心的痛楚。《绿茵姐姐笑了》以窥斑见豹的方式叙写了妓女改造的艰辛，除了要跟梅毒等各种性病作斗争外，垦区管教人员难以招架的是妓女心灵的改造。《白粉大烟鬼的新生》通过阿兰、陈德福的戒毒故事，详细呈现了吸毒者炼狱一般的戒毒过程。《芦荡中响起的枪声》通过800多人的越狱故事书写了犯人改造的艰难，以及犯人管理中的一刀切和管理漏洞。《纵火案揭秘》，书写了两个游童阿根、杨小法艰难的一生，也为屈打成招而无辜受死的尹一德、徐超一掬同情之泪。在纵火冤案事件中，阿根和杨小法被急于立功的专案组成员威逼利诱，被迫指正尹、徐二位无辜人士为纵火指使者，自己也身陷囹圄。待到36年后四人昭雪平反时，尹、徐二人早已成千古冤魂，两位当年只有十四五岁的小小少年背着劳改犯的枷锁度过了痛苦的大半生，进入了迟暮之年。张晓惠通过对纵火案事件的详细叙述，呈现时代苦难之一斑，感慨特定年代、特定人事对普通人生活的戕害，激起人们对法制意识和人权意识的反思。

张晓惠书写的时代性苦难，许多和特定时代宝贵生命的消逝相关。例如50年代垦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邹鲁山，因病痛之躯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而死，成了苏北垦区倒下的第一位拓荒者；1961年为填堵海堤缺口而劳累至死的年青场员李旺财，成为上海农场牺牲的第一位年青烈士；文革时期不堪造反派侮辱折磨、双双自尽而死的土壤学专家赵逸文夫妇，成了理想的殉道者；70年代为保卫农场集体资产而被当地居民陷害至死的上海知青大海，死后农场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并未被认定为烈士……每一个生命消逝的背后，都是一段凝集着苦难与奉献、赤诚与牺牲的故事。张晓惠以深情笔触记载北上海人的死亡事件，隐喻着北上海近50万亩荒滩变为良田的改造，凝聚着汗水、血泪、生离与死别。在北上海这片50万亩的荒原之上，前后生活过各式犯人、游民、知青、场员10多万人。正是北上海人的血泪耕耘，才实现了北上海沧海桑田的变化。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天地相争、又与天地相往来的苦难史。北上海本来就是新中国改天换地之后新建的垦区，意在改造荒原，也改造旧社会大多数素质低下的旧上海游民。除旧布新的改造过程，意味着阵痛与撕裂，也意味着死亡与新生。张晓惠通过苦难书写与死亡追述，反思和总结北上海人栉风沐雨、脱胎换骨的过程与代价，感喟“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力争“为曾经的创伤、痛苦乃至罪恶做一个注脚”，其历史纪实与文化反思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二、苦难历练中的多元人性

《北上海》是一部建构在真实历史上的苦难史，也是一部善恶交织的人性教科书与情爱传奇。在一片50万亩的荒滩土地上，前后生活过10多万人的茫茫北上海，挑战了怎样的人性？北上海人又以怎样的精神力量应对蚊虫肆虐的千古蛮荒、人性中的贪婪丑恶还有身心俱疲的磨难？

从弗洛伊德心理学角度考察人性，人有两类本能：爱欲和死亡本能。爱欲表现为善良、慈爱、宽容等积极光明的行为。死亡本能则表现为杀戮、贪婪、自毁等邪恶极端的行为。可以说，一穷二白、条件艰苦的北上海是一块人性的试金石，人性的善恶、易变、复杂、多元在这块试金石上毕露无遗。《北上海》这部作品呈现了这方土地上的苦难与死亡，更言简意赅地探讨了复杂的人性。在作品的第一部分，张晓惠提及了毒犯、妓女、惯偷等人的改造。北上海人的改造，最切实最直接的方式是管制和劳动。面对着超越体能的劳动改造，曾经的毒犯吴强、花鹏飞等人，都以异样的方式对抗着严明的改造纪律。吴强为了对抗劳动改造，先后以装病、绝食的方式对抗挖沟、刈草等垦区劳作，趁刈草之时故意用镰刀割断了自己的脚筋并栽赃管教干部，心甘情愿地成为一名残疾人。上海滩流氓花鹏飞为了对抗改造，用裤带将自己吊死在厕所中，使自己成为800多犯人蓄意逃跑的导火线。张晓惠在文中这样感慨，“生活就是这样，猝不及防的残酷扑面而来。它往往会让好的更好，差的更差，恶的罪不可赦。尤其是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社会，在一个无序又躁动不安的年代。”艰辛的劳动、毒瘾的侵蚀、管教中的粗暴以及人生的绝望，使得人性死亡本能中的贪婪、杀戮与自毁行为屡屡发生。张晓惠借《北上海》，直陈出人性的复杂与改造的艰难，从冰山一角反映出“提纯”人性的艰难险阻，从另一个维度凸显出垦区管教者、建设者的牺牲、艰辛与雄伟。

死亡本能的另一面是爱欲与人性之善。无论条件怎样艰苦，怎样陷入绝境，久经历练的北上海人终以希望之光生存、繁衍并生生不息。在《北上海》中，在书写绝境与绝望的同时，张晓惠以温馨之笔浓墨重彩地凸显了人性中的善与爱，使得那些诞生于极致痛苦中的纯良友善与心心相印，迸发出激动人心的力量。在《最后的上海宝贝》章节，张晓惠书写了叶静、王三山与金桐的故事。王三山是一个残疾的黄包车夫，他在叶静毒瘾发作时收留了她，最后为她累垮了一条命，留下“你把那个东西戒了吧”的遗言。金桐为了帮助体弱的叶静，将自己轻松的统计员工作让给她。艰难困苦中的互帮互助，诞生了惺惺相惜的爱情，无论是金桐和叶静，还是在戒毒过程中互帮互助的陈德福和阿兰，抑或“丹凤眼”和阿良，高蜀莲与电工刘伟栋，这一段段滋养于北上海土地上的同命相怜的爱情，减轻了恶劣生存条件中的苦，化育了人性中本然的恶，蕴育了清寒绝境中的美，带给北上海别样的风情、新生和希望。个人改造中的新生和爱情催生出的新家庭，使得孤绝清寒的荒野滩涂，成为家园和希望的象征。张晓惠在10多万北上海人中，精选几则独具风情的恋爱故事，道出了人性中的善良、友爱、纯情和坚守，表达了人性积极力量的永恒与至善。

在述说善恶兼具的人性化故事的同时，张晓惠借详实数据展示了北上海人开天辟地的力量。从1950 到1953年，北上海人兴建草房2000多间，开垦荒地9600多亩，鞋厂、木器厂、铁器厂、学校、医院相继建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9200多名原先的游民、游犯经过身份的重新认定和劳动改造，成为具有各项政治权利和自由人权的“场员”。通过历史纪实与文学虚构互相结合的创作手段，张晓惠融历史记载、人性探究与人文关怀于一体，展示了北上海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让读者对于尘封既久的北上海往事，有了真切的文学体验，再现并提升了人们对于那一段历史的感知、认识和理解。

三、生命至上的悲悯情怀

《北上海》30万字，叙述了四个板块的北上海人的故事。从游犯游民改造、场员情感世界、农场知青经历到垦区管理者的奉献牺牲，《北上海》自始至终，渗透着作家切己的生命感悟，表达着生命至上的悲悯情怀。这种悲悯情怀，超越了地域、政治与历史局限，具有自省、反思意识以及清醒的人文精神，可谓柔性与硬度兼具，感性与理性辩证交融。

《北上海》最重要的叙述视角，是以第一代北上海人——田崇志的视角切入的。为什么从田崇志的视角观察北上海60多年的北上海农场史？这与田崇志个人的人生经历及他40年一日不间隔的日记相关。“爸爸不在身边的时候，你每天都要记日记，十来个字也可以，百十个字也可以，将你和妹妹每天的事情都记下来，这样，爸爸不在你们身边，再见面的时候，看到你记的日记，爸爸就知道你们是怎样过来的。”田崇志的父亲田中瑞是一名国民党中将，在1949年逃亡台湾前夕，交代年仅12岁的儿子田崇志担负起照顾妹妹的责任并每天写日记。自1949年与父亲分别到1989年父子再会，12岁的少年田崇志变成了50多岁的老人，40年日记记载着时代的进程、个人的成长、生命的失落与人生的感喟。田崇志母亲与小妹跳江而死，父亲逃往台湾，作为敌对阵营国民党子女的田崇志兄妹，成为“提纯”对象，和1000多名其他游童被送到垦区集中管理。田崇志40年来一日不隔的日记，成为张晓惠创作《北上海》最重要的契机。

从追踪田崇志的日记人生开始，张晓惠对北上海人的生命感悟及悲悯情怀，由始至终地贯穿于《北上海》全篇之中，是文章中重要的亮点与文学内涵。例如文章的一开始，作者写到1000多名毫无家庭照顾的游童被遣送垦区时感慨：“今日之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让这批孩子来到垦区的理由。何况，这些孩子的父母有许多曾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战功赫赫……还有一些从小因贫穷受尽磨难的孤儿和流浪儿童……大上海，即使是建国初期急需除旧布新、百废待兴的上海，无论从财力还是物力上，也是有能力抚育和教育这批从六七岁到十二三岁的孩子的吧！”在文章之中，张晓惠提及致残的人群三年中从397人增加到845人，一个冬天曾经锯掉过18条腿4只脚。面对着后天劳动导致的伤残，作家如此感怀，“也许，这样的数字对于那个时期、那个年代，相对于12000多人的新生改造……不算一个特别大的数字与问题。但对于一个个具体的只有一次生命的人呢？”面对时代造就的命运不公，张晓惠在文章最后的感慨无奈而沉重：“命运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太不公平甚至太残酷了。历史从不为一个个具体的人生埋单，时代也不为一个个具体的生命负责。”在每一段历史的背后，张晓惠或以数字或以特定的散文化叙事，书写北上海人遭遇的生存与生命危机，质疑特定时期的时代政治，感慨生命力量的强大与人类心灵的深邃，探讨人的尊严和理想化生存的可能性。

四、结语

历史是静默的，惟有后来者的触摸才能让无语的往事焕发生机，产生以史为鉴的认识价值。沉寂了60多年的北上海，终以其纪实文学样貌，面呈读者，并很快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反响——与北上海密切相关的人物专题片《日记人生》已经开播，《北上海》书评也时见于报刊，《北上海》纪录片也正在拍摄之中。历史、现实与文学之间，既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更有一条割不断的血脉暗流。惟有倾心聆听与心力灌注，才能在认识之后进而审美感知，让真实的历史成为不被遗忘的、有价值的历史，才能在先辈们开垦过的土地上，浇灌出脱胎换骨的、更加璀璨的文明花朵。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