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平

思想探索与文学叙事
——读关仁山长篇新作《日头》

■胡平

随着农村城镇化浪潮浩荡奔涌，文学题材的城镇化也形成趋势。今日的青年作家，即使刚刚离开乡里，也大都开始热衷书写城市；而青年读者们，有些即使还留在农村，也大都不再对写“村里那些事”的作品保持热情。这一点在网络上表现得最为明确，页面上导读类别五花八门，唯难找到“乡土文学”一项。都市文学趣味对于乡土文学所形成的优势，更大程度上表现出都市生活方式对多数人的吸引，这种诱惑在一个时期是无可抵御的。难道乡土文学的文学性已经褪化了吗？不应该是如此。

在这一背景下，关仁山的写作便显得十分醒目。他不仅坚持现实农村题材创作，而且主攻长篇小说，继《天高地厚》《麦河》之后，最近又推出长篇小说《日头》，从而完成了他颇具规模的“中国农民三部曲”。《日头》是今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这部作品不负众望，像作品中天启大钟的自鸣，是敲给时代的一记重音。实际上，以长篇小说样式处理当下乡村题材，与写中短篇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写中短篇，可以就一时一地一事展开更接近于具体情状的描摹，题旨和叙述逻辑多由题材自身的暗示形成，而创作长篇小说往往涉及群体和历史进程，不可避免地需要作者对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做出宏观概括，需要超常的思想能力，其难度不言自明。关仁山迎接了这一挑战，正如他自己所说，写农村最大的难度是认知的困难，而他的目标是要写出农民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起落和心灵蜕变，这项工作便很艰巨也格外意义重大。中国农民占八亿，仍为人口的多数存在，他们中间的故事，无论如何不应该忽视，关键还是怎样写。当年《麦河》的面世，我曾撰文说，他是作家版的百变金刚，他每部长篇问世，都给人带来新的艺术面目和审美体验。现在看来，关仁山已经以他的三部曲，成为当前中国农村现实题材长篇创作的重要作家。

小说体现着作者的选择，选择中体现着作者的眼光。眼光背后考验着作家是否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思想能力。《日头》描述了冀东一个村庄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这50多年里，村里发生过的事情数不胜数，而作者着重书写了出现在权姓和金姓两个家族间的恩怨冲突，意在揭示乡村演变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脉络。历史上，中国的皇权统治并不很深入县级以下，在乡村，崇奉儒教的乡绅阶层实际处于乡村社会的文化主导者地位，以较系统的道德理念维系着宗法秩序的稳定。具体到日头村，金家是这一道统的继承者。当年，武状元权金汉恃战功为害乡里，文状元金绍奎不畏权贵，将其告到朝廷，又不顾生死安危将其正法，受到百姓的拥戴和皇帝的表彰，此后留下魁星阁、状元槐和天启大钟，成为全村公理的象征和精神的支柱。但权家以后获得机会，在土改、文革和城镇化等时期取得了村里的权力，不断打压金家。文革中，在权桑麻的操纵下，魁星阁被烧，天启大钟被除，校长金世鑫也被乱众打死。文革后，金世鑫之子金沐灶大学毕业当上乡长，力图实现父亲的遗愿重建魁星阁，但还是压不住权桑麻和他的儿子权国金。权氏父子不仅在政治时代如鱼得水，于经济时代也左右逢源，金沐灶则始终在思索和探求着，努力恢复日头村的“文脉”。可见乡村文脉的断裂，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仅仅揭示文明的崩溃过程还不够，我们还能感受到乡村新的文明建构的艰难。

显然，关仁山在这里的概括是颇有深度的。他细微地写出了村庄里那些隐蔽、缓慢而影响久远的变化，写出正统民间文化形态消亡后带来的颠覆性后果。乡村由于教化传统的缺失，痞子势力代之而起，如果说他们也有文化的话，那就是痞子文化，权氏父子正是这一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敢于蔑视一切传统伦理，不择手段追逐实利。权桑麻教育儿子，要“先做事后做人”，成了事，人自然就做好了。所谓做事，无非就是掌权和赚钱两样，而权力又比金钱重要，因为“钱有打不通的事，权做不到的事就没有了”。在城镇化过程中，这种取代传统伦理的实用方式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权氏父子借用公权力谋取暴利，使得披霞山被铁矿翻烂，燕子河被污染成黑泥汤河，农民被迫迁离故土。在负面事实的教育下，人心也被搞乱，人格发生扭曲，连金沐灶的女友火苗儿，也离开金沐灶嫁给了权桑麻的儿子权国金。应该说，书中的一些景象，我们在中短篇小说里也可以见到，但这些景象出现在关仁山的长篇里，被小说结构赋予了不同的意味，体现出作家对乡村生活独到的理解与发现。可谓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引人长思。

今天的时代，几近疯狂的物欲，生活成本的负累，社会道德的滑坡，使今天的不少人们，与传统人格渐行渐远，基本的特征，便是崇奉实利而无精神信仰。关仁山借助宗教力量透过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撕开了生活表象，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令人担忧的乡村状况，这里埋藏着各种乱象的根源，特别是人性和文化的根源。由此可见，作家的文学之根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且根深叶茂。作品中的金沐灶，正是作者的化身，金沐灶力图重建魁星阁，作者则建构了一部厚重的富有探索精神的作品。

追日的故事，来源于日头村流传的神话，寄托着日头村人对光明和正义的朴素向往，作者以此验证着人类的原始愿望，也相应在书中设置了来自天上的叙述。文革时金校长死亡的瞬间，毛嘎子被“撞格”了，长了翅膀飞向了太阳。看来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是人类高贵的猜想。毛嘎子不肯离开故乡，升天后魂灵仍关注着村里发生的一切。他是出世的，也是超越的，他对人间的评价也就更带有终极的意味，使读者不时跳出俗常生活思索人生的真谛。人在做，天在看。可见，他的精神之魂游荡孤独的云顶，却根植于大地上的菩提树，成为飞翔大地之上的精魂，他对人间的评价又带有着哲理意味。毛嘎子似乎永远长不大，他对自由和平等的祈祷让我们仿佛走进了无限时空蕴藏的梦想。所以说，毛嘎子从容而智慧的叙述使小说有了空灵、美丽而又诗意的氛围。

这种设计是艺术性的，也是思想性的，寄托着关仁山日益深入的精神探索，在同类题材中显露出迥异的艺术特质。关注现实的作品能达到这一点，难能可贵。岁月无情，生命有情。我们从老轸头与毛嘎子富有风趣的对话交谈中，感受到作家对土地和乡亲情深意重，生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文化符码，寄寓着生生不息的人间愿望。古钟的韵律何尝不是人生的况味，古钟何尝不是一个可以探讨生命的对话者？同时，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无疑有利于强化全书的主题，特别是对权桑麻与权国金父子的描绘，充分显示了关仁山的功力。权桑麻立体、鲜活而典型，他为人心狠手辣，长于心计，却又对毛泽东崇拜备至，把领袖送他的一支钢笔奉若神灵。但他对待这支笔的态度却是奇特的，临终前，他担心儿子斗不过金沐灶，挣扎起身，把钢笔扔进烧开的油锅，要权国金用手捞出来，儿子不敢，他则亲自作出样子，使儿子顿悟。单这一笔，就淋漓刻画出一个混世魔王阴暗复杂的心底。同时，他又是一个豪爽义气之人，比如洪水中断指救助乡亲，把自己的儿子送给村会计金茂才，等等，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就立体了，作者的批判反思意识，蕴含在这个复杂的人物身上。作者对金沐灶形象的塑造和内心活动的追索，也是别具特色的。这个人物在以前作品中很少见，像是一位民间思想者，他有现实的隐痛，又有着理想的诉求。他的可贵之处就在把生活的苦难转化为一种信念，他承载时代的霜风冷雨，在痛苦的人生背景下欢乐地奋争，对弱势农民的温情关怀，不断超越困境，求索农民的命运和价值，他不屈不挠地与邪恶抗争，那种忘我的牺牲精神给人带来了心灵的触动和精神的震撼。我们感觉到，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上，关仁山已经积累了充足的经验。

关仁山的写作实践是中国经验的书写，是一种示范，一种引领，它证明，不管城市文明怎样殖民到乡村，只要乡土和乡民还存在，乡村就依然会繁衍新的故事，故事依然可以讲得很精彩，吸引现代乡村读者，也吸引都市读者，因为文学价值是不因时尚改变的，改变的只是阅读风气。关仁山已经写完了三部曲，但新乡村的故事还会继续。我们希望他歇上一阵儿，再接着讲述下去，相信他会把时下的中国故事讲得越来越精彩。

（作者单位：鲁迅文学院）

（责任编辑：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