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华

论叶兆言《一号命令》的历史书写

晓 华

在写作上，叶兆言属于戏路子广的那种，长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图说……包括微博，写作的种类不可谓不多不杂。但仔细想想，不管是哪个种类，若从内容上说，叶兆言对历史还是情有独钟。他在历史人物随笔《陈旧人物》的后记中说别人对他在历史方面的兴趣一直肯否不一，有赞同他写的，也有反对的，反对的人对他说“等你老了，不能写小说了，再写也不迟。”这种看法实际是中国人的老说法，但在叶兆言身上不管用。叶兆言引述这番话的时候是2007年，而他以写作的方式显露出对历史的兴趣起码上推20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叶兆言以“夜泊秦淮”系列为文坛瞩目，这组作品当时就被看作是“历史小说”，那时兆言也就30岁左右。而几十年来，他的这一写作路径就一直没断过。《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玻璃花房》《后羿》……他的长篇小说少有不是历史题材的。小说之外，他的老南京随笔系列，以及《杂花生树》《陈旧人物》等散文也都是叙述历史的，就连他微博上的许多“微文”聊的也是历史。

一个人的写作风格与趣味的形成很复杂，个人气质、家庭环境和求学成长经历都在其中起作用。叶兆言从小生活在一个读书的环境中，他在许多回忆的文章中说过，在南京也好，到北京也好，他见到的都是书，遇到的人也读的是书，谈的是书，而在那个新书缺少的年代，能读的也大都是历史书，周围的人说的也都是前朝旧事，因为议论现实是有风险的。叶兆言认为自己对历史的兴趣是在那时候养成的，因而等上了大学，虽然自己的专业是中文，但他读得最多的还是历史。一旦进入创作，这样的知识积累肯定要起作用，而且，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意识与方法，也就是说，在众多的表达方法中，取道历史去言说，去表达，不管表达的目的是历史本身抑或是现实，对叶兆言来说可能都是最先想到的，最直接的和最方便的。对叶兆言来说，历史有两种：一是真正有历史，是历史本身，是他长期不断地阅读、寻找，并努力逼近的历史，比如《陈旧人物》等等；另一种则是一种通道，一座桥梁，一种途径和方法，当他在言说历史时，并不在意历史本身，而在历史以外的东西，所以，这时的历史可能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比如他的许多历史题材的小说。因此，难怪叶兆言并不把这些作品看作历史，甚至，他都反对人们将这些作品称为“历史小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这样分辩过，当时有记者在采访叶兆言之后这样说道：“写过多部很有影响的历史小说的江苏作家叶兆言，在谈到‘历史小说’时出语惊人。他说，我从心里就不太赞成‘历史小说’这个提法。小说就是小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要求真实，而小说强调的是虚构。两者之间相距很远，是很难扯到一起的。”即使有“历史小说”，叶兆言认为也应该分为两类：一是完全以真实事件为背景，以“演义”的方式来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让读者了解那一段历史。另外一种只是写到了“历史”，写到了过去时代的某个故事，但这些历史和过去时代的故事，只是作家使用的一种语言，就跟画家手中的颜料，音乐人手中的音符一样，其创作动机不仅是告诉读者一段历史，更重要的是融入了作家自身的思考和思想。或者说，是用历史的方式来表达作家的某种思想。它不是简单的历史“演义”，而是作家以历史为原料，抒发胸臆，表达思想。他是写到了历史，但又跳出了历史。叶兆言说他创作的“历史小说”就是这一类的。

按照叶兆言的历史小说观，《一号命令》显然也属于这一类型。这是一部复杂的作品，故事的主体可以说是一部文革叙事，它的缘起是1969年林彪颁布的“一号命令”。命令的内容大概是说中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要求对大城市的人群进行疏散。作品的主人公赵文麟曾经是国民党军官、后来起义入编人民解放军，解放后成为军校的高级教官。其实，这时的中国面临的不仅是说不清是有还是无的战争，还有如火如荼的实实在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已经发生了的“战争”。赵文麟作为起义人员已经被勒令退休，交由街道管理，他的夫人紫曼因为不堪赵文麟身份的牵累悬梁自尽，三个子女也到农村插队，可以说已经是家破人亡。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赵文麟依然要按照军校的指示执行“一号命令”撤离，走投无路中，他只得回到老家白马湖。

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是因为故事并没有按照读者想像的方向向前推进。当然，读者想像的方向也是因为作品一开始的布局所诱导的。无论从1969年也好，还是“一号命令”也好，还是更加细节化的文革中的日常生活场景，小说的方向都应该是赵文麟小说中的当下命运，他如何应对如此凄惨混乱的生活，又如何因为子虚乌有的战争和不可抗拒的命令安排疏散，这其中又会产生怎样的故事。但这样的方向并没有贯彻到底，或者说，这一方向只是小说叙事线索中的一条。在谈到这部作品时叶兆言曾说他想的是把作品不断地“往历史的深度里走”，这既是在谈小说的语义，也在说小说的结构，讲小说的叙事。不断改变小说的叙事方向是叶兆言驾轻就熟的技巧。大概是从“枣树的故事”开始，叶兆言就开始了这种叶氏的独门叙事艺术。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不断穿插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不断闪回的方式，叶兆言一般会在这类作品中设置一个的主人公，同时又赋予他叙事人或者线索人物的职能，看上去小说会有多条叙事路径，会有复杂的人物关系，但所有这些路径和人物都与主人公有关联，每一条叙事路径都由主人公而起。在《一号命令》中，主要有这样几重人物关系，一条赵文麟与他家人的，主要是他与妻子紫曼和女儿天天；一条是关于沈介眉的，她是赵文麟曾经的恋人；一条是关于路以和、李叔明的，前者是赵文麟曾经的对手，现在的上司，后者是与赵文麟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条是有关何道州夫妇，他们是赵文麟的前辈亲戚，前朝绅士，当今高干，与赵文麟一样，也要响应“一号命令”准备战备疏散；还有一条就是高奶奶和妞妞这些邻居，赵文麟因“历史问题”被打倒发回街道就归高奶奶他们管。小说的视点完全随着赵文麟的行踪与思绪而变动。虽然这些人物关系构成了不同的故事单元，但都统摄在主人公的视点下，也就是说，虽然“花开几朵”，但都是“一表”而非“各表”。正是因为这样的叙事策略，使得作品看上去人物众多，头绪不少，时间跨度又大，不断地中断、续接、交叉，却没有破坏小说的完整性，甚至故事的整体性。它给人的是叙事明晰一气呵成的感觉。顺便说一句，文学史都将叶兆言看成是“先锋小说”的代表性人物，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值得商量的。因为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有着特殊的含义，在观念上它认同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在小说叙事策略上它与西方现代艺术相呼应，借鉴自法国新小说派以来众多现代叙事方式，特别贬低小说的故事性，这使得建立在线性叙事和因果关系上的小说传统发生了断裂。如果依这样的标准去看叶兆言的小说，他显然不太合拍。很明显，即使在中国，与将他归入同一类的出道差不多的余华、苏童、格非、洪峰、孙甘露、马原等人相比，其风格的差别也是相当大的。概而言之，叶兆言是一个对小说的本性有自己认识的人，这种认识是承继了小说传统的，他认为小说总应该是好看的，要好看，就不能没了故事，所有小说的实验都应该考虑到故事如何去讲，其他的一切理当附着在这故事上。因此，在叶兆言的小说中，从来没有那种为形式而形式的做法，将小说的叙事本身转换到本体和目的的位置。这样理解就能认识到叶兆言小说的路数，他总能巧妙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桥梁，当然也就能意识到《一号命令》为什么并没有将小说的故事时间局限在“一号命令”颁发的那几个年头，也没有将故事的主干设计为赵文麟当下的命运，却又给了读者一个浑然一体的故事的原因。

故事的说法缘于小说的动机，这就要说到小说的主题，也关系到叶兆言这部作品的创作意图。其实，关于这一点作家本人就说得很清楚，小说的关注点本身就不在文革，也不仅仅在一个人的文革的遭遇上。它虽然说的是过去的老故事，但触发点却完全在今天。叶兆言在这部小说出版时写了一篇长长的后记，这在叶兆言此前的创作中是很少见的，如果认真看过这篇后记，可能会将它作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妨说这部作品写了三个时代的故事，一是解放前，一是文革期间，这两个是小说的主体部分，还有一个“副部”或“外挂”，写的是当下的故事，这就是后记，只不过主人公换成了作家自己。也许，如果按照叶兆言一开始的想法，这部作品不见得是现在这个样子，或许真会如读者想象的那样，只是一部文革叙事，因为叶兆言觉得文革的幽灵“还在当下的世界里到处游荡”，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的理由”。但是，现实世界的叙事要比小说叙事的力量强大得多，当叶兆言自以为是地按上述理由在写作时，其实，另一条也许他并不自觉到的理由已经暗渡陈仓地左右着作家的创作了。这几年，因领土争端的中日话题越来越热，抗战之声每天都可以听到，甚至酿成了社会重大事件。就在《一号命令》写作期间，因“9·18”这个特殊日期的到来，抗战之声更加喧嚣，叶兆言在微博上有感而发道，“有时候，忘了也好，比误导好。譬如我们小时候，就相信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谁谁。大清朝，也喜欢军国民，也成天喊振兴。落后要挨打，军国民也一样挨打。老套的话听着都烦，别忘了，当年日本人德国人都打过要强大的旗号。一句话，要文明，不要野蛮，搁哪朝哪代，好战都是错的。”这条微博在当时的气氛中引发的争议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中日争端，也不去讨论因之而起的民族主义等社会激进心理，而是需要想一想，作为一介书生，整天不过“看书，休息，游泳，临帖”的叶兆言何以发这样的议论？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一个作家对战争的看法与感受，他的立场。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感受、认识与立场完全是个体性的，同时也是感性的，是一个作家从历史中感受到的，从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的交往中感受到的，是从那些历史文字中想象出来的，也是少年时期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全民动员“备战备荒”的准军事氛围中体验到的。这种感受非关宏大，但却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相关，与个体的命运相关，与一个个家庭的生死存亡悲欢离合相关，这是一个作家的天性，也是文学应该关注的地方……“原来人生有很多美好，但是不当回事地就丧失了。譬如和平，譬如爱情，譬如平常的家庭生活。”所有这些，成了作品语义生发的方向与重心。所以，也就能理解叶兆言写作中的状态了，“我在小说中感慨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感慨它们的轻易丧失，一边写，一边感觉到心口疼痛。这是我写作以来，最有疼痛感的一篇小说，在写作过程中，情不自禁便会流泪。”所以，当小说出版后，从不喜欢谈论自己作品的叶兆言明确地说，这部作品“其实是本反战小说”。

这是叶兆言对自己作品的一个定位。由此，他将《一号命令》镶嵌到“反战小说”这一主题文学史的链条上，并且给作品预设了一个阅读期待。叶兆言对阅读的这个提醒确实是必要的，事实上，中国的作家已经好长时间不涉足战争了，中国的读者可能也忘记了战争文学的阅读路径。战争一直是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在古典时期，伴随着国家意识与权力意识，伴随着英雄崇拜与个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对战争的正面描写一直是战争文学的主流，虽然也有对战争的批判，但大都也是从战争的一方立场对另一方的否定。这种局面的根本改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海明威、雷马克等作家的出现，对战争的真正的反思与批判才开始。这是与现代社会的到来，与启蒙主义思想的出现，特别是人道主义思想渐渐成为一种普世价值有着很大的关系。由于有了思想与价值的转型，人们才得以在更高的层面看待战争，反思战争，批判战争，从而反对和抵制战争。事实上，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反战”作为一种人道思潮与和平行动，不仅存在于文学中，更是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与现实行为。战争是政治的最高也是最后的形式，从宏观上说，社会的发展与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战争的大规模减少，就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而言，战争的多少是衡量社会进步与野蛮的尺度之一。在矛盾与冲突面前，现代社会总是将战争作为最后的不得不而为之的选项，而将战争作为首选或任意选项的必定是缺乏现代精神的。战争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战争或者阻止人道主义灾难的出现。现代反战文学或反战小说的基点是对战争的重新认识，是对战争目的与功能的质疑，是对人的存在的绝对性，对个体价值，对生命意义的高扬。这样的理念在中国文学中可以说是姗姗来迟，古代不说，即或是现当代文学，反战作品一直是弱项，占主流的还是弘扬战争精神的作品，抗争时期，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时期，八十年代中越战争之后，构成了中国战争文学的三大高潮，其美学精神也是一以贯之的。战争文学是战争史实、战争理念与战争心理的反映，从文明史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对主战与反战这两类战争文学不能轻易藏否，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并基于战争史实、战争理念与战争心理的变迁，又应该认识到反战文学更符合历史的潮流与文明的进程。这一点是中国读者应该具备的战争文学阅读背景。

反战小说不仅是一种主题文学，也是一种渐成经典的小说类型。不管是西方反战小说，如海明威、海勒、雷马克，还是中国的孙席珍、黑炎、张天翼等，都是将战场作为小说的主体场景，将军人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通过战场的残酷，生命的陨落，社会的破坏去反思战争的价值，批判战争的操纵者，吁求人道主义。从这类反战小说的经典叙事来看，《一号命令》承续了这些传统但又不尽相同。叶兆言对“一号命令”所引发的战争气氛的记忆来源于他的祖父，是“文人的感觉”，但是要表现战争，军人的形象显然更合适，所以叶兆言塑造了赵文麟这一特殊的形象。通过赵文麟的回忆，许多战争的场景得以重现，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因为机缘再去回忆当年，有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认识和更富沧桑的人生感喟。身处当年的战事，似乎一切都是清楚的必然的，但事后反思，似乎又模糊起来，为什么会爆发战争，为什么是那样的成败，为什么是那样的打法……激情已经远去，智慧不复存在，战场早已沉寂，战友成了敌人，而对手成了如今的同事，唯有人生的错忤与许多生命的消失无法改变。《一号命令》没有在战场上花多少功夫，也没有刻意地渲染战争的残酷，更没有从战争哲学上对战争的本质进行深度的反思，他选择的是一种近乎日常生活的，人情式的视角，是一种虽然身经战争却从战争中抽身出来后远距离的回望与感慨，经过时间的淘洗，复杂的战争已经变得简单了，剩下的就是个体的命运，是生与死，是由这些带来的伤与痛。所以，在众多线索中，叶兆言突出的是赵文麟与沈介眉，抗战爆发前，赵文麟与沈介眉都是大学生，因为参加宣传抗日的学生运动相识相爱，但其后的道路相差实在太大，赵文麟改考军校上了前线，等到从战场下来，沈介眉早已嫁作他人妇。随后的战事又一次将他们打散，等到解放 ，更是天涯海角，工作，角色，生活与家庭完全没有了重合面，然而，当赵文麟因“一号命令”疏散回老家时，不想竟然遇到了沈介眉。而这时聪慧美丽的大学老师已经沦落为小镇的职员，一名残疾军人的妻子。叶兆言对这两个人命运起伏变化的渲染可谓是浓墨重彩，因为相识相爱也罢，生离死别也罢，意外重逢也罢，都是因了战争。人到中年，面对这一切，赵文麟对战争对人生的改变有体验称得上是痛彻心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体验，面对“一号命令”，面对据说是不可避免的战争，赵文麟自然忧从衷来，他“深知战乱后果，一旦开战，地无分南北，人不管老幼都会陷入到深深的祸害之中。”与赵文麟的忧虑相对，是他周围人群对战争的麻木、乐观甚至狂热，不管是何道洲必胜的信念，还是妞妞游戏般的无敌，抑或是女儿天天不管不顾地要到缅甸去参加游击战，还是沈介眉的儿子死缠烂打要参军，都显示着对战争的另一种态度。叶兆言在这些线索与故事大概是有所寄托的，或许是因为现实的触发也未可知，事实上，战争从来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生活之一，它不但是政治家的手段，军事家的表演，更已内化为人类一种性格与欲望。

也许，叶兆言潜意识里面对的就是天天和妞妞，小说中，深知战争的赵文麟无法劝说天天，“他觉得自己有许多话可以跟女儿说，他想和女儿说一说当年的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印度作战之事，说一说野人山的森林，说一说当年牺牲的五万多远征军将士，可是千头万绪，真不知道从何说起。说了宝贝女儿也不会相信，他根本就不可以说服她，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历史的真相并不存在。” 赵文麟无从说起的叶兆言帮他说了，因为他让读者进入真实的历史场景。“了解一些历史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当人们从历史中再次回到现实时，也许会改变自己的一些看法。

晓 华 江苏省作家协会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