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苇

刘醒龙《蟠虺》与阎真《活着之上》的比较研究

何晓苇

一、高低有别的价值选择

阎真的《活着之上》与刘醒龙的《蟠虺》同是反映当代知识精英在学术圈里面临日益严重的腐败的纠结与困扰，十分明显在主题题材上存在某种趋同，但是由于作者对现实社会切身感受与哲理认知有着不一致的意向性构成，因而笔下人物存在高低有别的人生价值选择。

阎真的《活着之上》主人公聂致远是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历史学教师，在近二十年的奋斗中，置身麓城师大种种优秀论文评选，职称晋升以及学生选干评优等等日常事务的明争暗斗，始终不忘对曹雪芹人格风范的景仰，“他选择了背向主流社会，背向荣华富贵，背向人们所仰慕和渴求的一切。曹雪芹失去了许多所羡慕的东西，但他获得了‘心灵的自由’，“清高和孤傲摧毁了他的现实生活，却成就了他的历史形象。”小说一开篇便为主人公聂致远悬浮着曹雪芹式的人生高境界，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他无法像曹雪芹那样背向荣华富贵的清高和孤傲，屈从了种种现实功利的需求。行动中的艰难选择与精神信念的时时背离，他又深怀愧疚，不禁感叹：“那些坚守者也没有改变世界，时势比人强。”聂致远进而认定：“我不是文化英雄，我景仰他们，可我没有力量走近他们。我只是不愿在活着的名义之下，把他们指为虚幻，而是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坚守那条做人的底线。”聂致远欲抗争而不能，要放弃又不忍的尴尬窘态，正是处于现实困境为坚守道德底线所作出的痛苦挣扎的当代知识精英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怀抱信念的主人公聂致远尚且如此，其他一些次要人物甚至连道德底线也难以守护。研究生张一鹏为了排解沉重的经济压力，在人生价值选择上堕落于拜金主义，造成了灵魂的扭曲和人性的异化，不仅无丝毫反省且自得其乐。小说用漫画式笔法，娓娓动人地描述了张一鹏的闹剧生涯。作为研究生他不致力学术研究，却钻进钱眼，攀附一家文化公司，别出心裁肆意包装一个智障的自考生荷花姐姐，为之组织了一场盛况空前、娱乐至上的文艺表演。小说借卢校长的口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观的扭曲。”阎真笔下奉行功利至上最具典型性的当数聂致远的同学蒙天舒，其论文原是剽窃聂致远的，蒙善于钻营，投其所好，不惜血本用金钱开路，一路公关，很快登上院长助理之位，并评上教授职称。蒙天舒为一己之荣升，放弃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尊严和必须守持的道德底线。小说别有意味地描叙聂致远喟然兴叹：“蒙天舒一篇优博论文都沟通出来了，改变了命运，我连论文都沟通不好，我真的无用啊。”作者借聂致远之语道出了，功利主义已成为一些知识分子谋求生存利益的通用法则。

小说家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虺》倾情塑造的主人公文物专家曾本之，有着与阎真笔下聂致远青年时期一样的人生景仰与价值追求，所不同的是，即便时时刻刻面临着威压与挑战，但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任何行动中皆信守人生格言：“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在困境中，从来不像阎真笔下的聂致远那样为了生存而违心地迁就迎合对方呢？当现任女婿郑雄，拥有省文化厅副厅长的高官衔，一再劝告其岳父曾本之：“楚学这一块就那么多东西，最重要的青铜重器都被你研究透了，该做结论的都做了结论……你在前面登峰造极，后生晚辈只有做些大树底下乘凉的事。从我开始，您门下的弟子早就达成共识，这辈子最重要的研究，就是反击那些不相信楚学真理的谬论，让青铜重器成为当代重器。”郑雄这番话可谓最识时务，因而他成为了官运享通、学术地位显赫的俊杰。然而曾本之却嗤之以鼻，讥讽道：“当了几年副厅长，就只狡辩的才能大有长进。”不仅淡泊名利，曾本之也极端蔑视权贵，他为在幕后操盘的老省长卜吉凶道：“被郑雄尊为老省长的老家伙，今后的日子，看是大吉，实为大凶。”

在现实的学术圈里，刘醒龙笔下的曾本之，因已是青铜器的学术权威，其地位和处境有别于阎真笔下受聘于麓城师大的聂致远，曾本之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这便意味着曾本之不似聂致远那样时刻面临生存危机，而且完全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如若照女婿郑雄说的那样办，晚年可安享无限尊荣，但是曾本之在人生价值的追求上，如同楚大夫爱国诗人屈原那样出污泥而不染，绝不同流合污，媚俗求荣，始终不渝地保持住洁白之身。

同样在刘醒龙笔下《蟠虺》也描写了十多个各式各色的人物，其中不少人物远比阎真笔下的蒙天舒、张一鹏道德更为卑下，且不止于活动在学术灰色地带，甚至与文物贩子相勾结。即便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乱相，不仅曾本之本人坚守住了高贵的人格风范和景行景止的道德情操，而且以他为领军人物的学术团队无论老中青皆能做到不为名利所诱惑，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相与真理。曾本之的弟子郝文章即便蒙冤坐牢八年仍初衷不改。当真相一旦揭穿，曾本之虚怀若谷，不仅接纳他为后来的女婿，而且引为最为忠实的助手。曾本之的老友马跃之不得不打心底里赞叹：曾本之勇于挑战自我，淡泊名利，守护住了一片净土！

我们通过两部长篇小说在人生价值上的对比研究，不难看到：阎真重在揭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所造成的学术腐败，导致了知识分子价值选择的倾斜；而刘醒龙则在颂扬一代知识精英在这样的环境下，置身于贪腐横向的乱局中始终不渝坚持高贵的道德情操，实现人文精神的超越。可以说，两部小说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在人生价值取向有高低的不同，但并不表明作者思想境界存在差别，而是源于他们对于现实世界审美观照方式和创作手法之殊异。阎真是以冷峻的眼光解剖现实，而刘醒龙则以火热浪漫情怀拥抱现实。

二、现实主义的悲情描述与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

阎真《活着之上》在创作手法上，采用的是冷峻的现实主义，聚焦于围城式的校园小天地，刘醒龙《蟠虺》恣意描绘的是呈放射状的社会大背景。《活着之上》的各色人物大多沉陷在生存的困境中，不少有志趣、有学识的知识精英，苦于难以寻找到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不得不做一些迁就他人、迎合时尚的违心之举，哪怕是给学生武斌的论文评分，聂致远尽管脑屏上高悬着司马迁、曹雪芹的圣贤镜像，遇到现实生活中这类问题每每感觉棘手，难以做到客观公允。因为在聂致远背后站着实际知识水平比自己低得多，但通过金钱关系登上了院长助理且评上了教授职称的蒙天舒，便也拥有了一诺千钧的话语霸权，可以干预甚至主宰给学生武斌评分：“昨天下午蒙教授把这篇论文拿去看了，可能是他改的吧，我只是照登成绩。”小说文本，将麓城师大学术环境的窒闷与腐败描绘得如同铁壁合围，压得心怀正直的知识精英实在喘不过气来。几乎从始至终都浸透了心怀正直的知识分子置身于腐败围城中的种种无力与无奈，几乎个个心中都明白孰是孰非，但是为了缓解生存压力，不得不干一些违情悖理的事，致使这围城愈来愈腐败不堪，主人公聂致远置身于漩涡之中，无论怎样奋力挣扎，坚守道德底线都十分艰难。

整部小说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外部生存环境的重重压力，除了主人公聂致远尚能坚守道德底线，外加参与评审教授职称的卢校长敢讲一点公道话，似乎麓城师大学术圈里，包括广大师生都为了求取较好的生存环境，屈于压力，日益丧失崇高的人伦道德和形而上的人生追求，即便是底蕴深厚的知识精英也都在为追名逐利拼命奔走。

与《活着之上》不同，刘醒龙的《蟠虺》也描写了主人公工作单位楚学院，但楚学院绝不类同于阎真笔下的麓城师大。楚学院人员不多，胸怀正直磊落的学术权威是德高望重的院长，他不仅不带头搞学术腐败，本人便是学术腐败的克星。他苦心孤诣地要将楚学院打造成为不受学术腐败所侵蚀的一片净土，洋溢全书的是学术权威曾本之连同作者刘醒龙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为此刘醒龙的艺术视野并不拘囿于窄小的楚学院，而是将主人公曾本之、老友马跃之、女儿曾小安和衔冤坐牢八年的郝文章，以及原来的女婿后来成为对手的正厅级青铜重器学会会长郑雄、幕后黑手老省长熊达世等，皆置于天南地北、熙来攘往广阔的社会大环境中予以汪洋恣肆的描绘与刻画。

如果说阎真着重于描写围城式的狭小学术圈中各式各色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层深似一层地淋漓尽致地揭示高校校园的学术腐败，不少师生迫于生存压力，在窒息与憋闷中为了挣得继续生存的必备环境和条件，只得委曲求全，妥协让步。那么，刘醒龙《蟠虺》中由曾本之所领导的学术团队，一则因为本身没有那种令人窒息和憋闷的围城式的腐败环境，曾本之满可以将楚学院作为弘扬学术正气的坚固堡垒与来自本省和外地聚集为一体的权贵人物和盗窃分子展开一个回合接连一个回合的殊死搏斗，应该说他用毕生精力与心血打造出来的足以克敌制胜的学术团队，正是与学术腐败作斗争的产物。为表达这一重大主题，作者刘醒龙采取了有别于阎真冷峻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他不刻意描绘知识精英在腐败的学术环境中的苦难、挣扎与无奈，而匠心独运，成功地选择了理想主义并辅之以崇高的浪漫情怀。

小说《蟠虺》主人公曾本之，因其是权威专家，故而不大感觉得到生存环境的沉重压力，可以精气贯注地引领一批中青年知识精英从事文物考察与研究，他恪守“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的人生格言，而且无论有多大的诱惑或阻力，皆能矢志不移地坚守。他率领团队敢于挑战自我，甚至不惜否定已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就连老朋友马跃之也打心底里赞佩：“马跃之很佩服，廉颇老矣，还有勇气和力量否定自己用毕生付出所取得的成果，这一点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小说高度颂扬曾本之有其不同凡俗的人生价值追求：“毕竟个人荣辱事小，历史真相事大，即便权倾一时，不使真相大白，等到四脚朝天无力左右世事了，反而会弄得遗臭万年。”刘醒龙如此礼赞曾本之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似乎不具有阎真笔下环绕在聂致远身边的人物那样更具现实的普遍性。阎真置身于围城式的高校学术圈，这是一个法制难及的灰色地带，他则难于如同刘醒龙那样高屋建瓴的社会大背景下的雄视百代、纵横捭阖。论究现实的情境，似乎阎真笔下的人物更合于生活真实，而刘醒龙所高扬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则不失为国家民族实现其伟大文化复兴的希望与欲求。

三、传统文化力量的呼唤与求索

通过以上两个文本意向性构成的概略描述，我们方可进一步作现象学诠释。波兰现象学哲学家和美学家罗曼·英伽登特别强调文学作品的“真实”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曲折地确立的，他说：“我们不应该把艺术作品所由产生的体验和行为看作是主动的，而把只对艺术作品作审美鉴赏或认识的体验和行为看作是被动性的。”这便意味着，在文学批评中不能抱被动态度，而要以积极主动的参与姿态对其文本予以客观公正的创造性批评。英伽登继而指出“在这种创造过程中，创造性过程和接受活动、审美理解活动紧密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变成了他自己已在形成作品的观赏者，即便如此，它也不是完全被动的理解，而是主动的接受行为。”据此，我们应该如何主动积极地解读这两部长篇小说在人生镜像现实性针对性极强的酣畅淋漓的描绘中所具有的趋同与存异呢？

不难理解无论是刘醒龙或是阎真皆不约而同地认定国家民族深厚悠久的传统文化始终是当代人文价值与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当代知识精英都要尽其所能抵御外部商品世界的侵蚀与诱惑。两部长篇小说也都认定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各个地区与疆域皆不同程度地存在学术腐败，有的甚至形成了语言霸权肆意横行的灰色地带，用权钱交易所造成的学术腐败已到了非治不可的严重地步。每一个有良知与灵明的知识分子都要义不容辞捍卫学术的尊严，为追求真相与真理，知难而进，竭忠尽智，如同曾本之那样淡泊名利，诚如曾本之所说：“真理总是在质疑中发现的，我便无法控制自己如何面对自以为是的真理，但我晓得在真理面前应该怎么办。”

曾本之其所以年已七十古稀尚矢志不渝地追求文物的真相与真理，他这种文化力量与价值选择的源泉便来自于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他不仅将楚地青铜重器视为传统的珍宝，而且引以为品质道德和人格风范的隐喻、象征。试读文本中的一段洋溢着画意诗情的精彩描绘：

楚鼎的浩然之气，依然令人感慨┅┅与大腹便便的秦鼎不同，楚鼎用一道优雅的束腰将自己与同等物什区别开来，正如世间脊梁坚挺腰撑傲骨之人，自当思哲高尚雄美万方，以诗情气节岁月境界人格魅力，因而楚地最为悲叹的是贵贱不明，等列不辨的礼崩乐坏。

品味这段洋溢着诗情画意的对于楚鼎之美轮美奂作出的艺术品鉴，我们试作现象学诠释。它看似在如痴如醉地赞赏楚鼎所具有的国宝风范，实也是作者所刻意塑造的曾本之杰出的考古学家人格风采的颂扬与礼赞。这正如英伽登现象学所阐释作品中所描写的事件与人物在本质上是一种隐喻与象征。

《活着之上》作者阎真在主人公聂致远身上亦投注了这样的渴慕与求索。小说情真意挚地颂扬古圣贤的“人格和原则不但高于富贵，也高于生命，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华文化树立了一个伟大的精神标杆”又借青年学人郁明之口，援引王阳明的《传习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显然阎真笔下的聂致远究其初衷亦有着曾本之一样“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的人生信念和道德追求。作者同样在竭心尽力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和道德风范，应该说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不同的是在刘醒龙笔下年逾古稀的学术权威曾本之和他所组建的学术团队不仅以古圣贤为楷模，而且时时事事，哪怕身陷险境，矢志不渝地求索真相与真理，成为了贯穿文本的正气歌、主旋律。然而在阎真笔下的聂致远对于优良的文化传统与道德风范确确实实心存敬仰，然而他经受不住生存环境的压力，他在麓城师大这围城之中痛感只能高山仰止，而不能于景行行止，哪怕坚守道德底线也甚为艰难。小说中又有如下描叙：“其实也是中国文化所有文化名人的共同命运，孔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都是如此。我是聂致远，我不是他们。让我感到惭愧，却也感到幸运。”（同①）就其知其言而不能付诸行而论，这是一种人格的压抑与分裂，也是一种悖论。阎真在这儿所要表明的是当道德滑坡成为了普遍现象，而且派生出许多潜规则之后，在这法制所鞭长莫及的灰色地带，学术腐败，信仰缺失，钱权交易不是一般的学术精英所能扭转的。唯有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成为普遍共识，才能制约学术腐败。由此可见，在对于是否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到精神力量这一重大问题上，刘醒龙是积极的理想主义者，且抱有浪漫情怀；而阎真身处学术腐败的漩涡之中，只能以冷峻的现实主义加以解剖与看取，他心情是沉重的。无论直面冷峻的现实还是唱响理想主义的浪漫求索都有着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的。

何晓苇 乐山师范学院

注释：

①②③④⑦⑫⑬阎真：《活着之上》，《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1期，第27页，第140页，第119页，第31页，第67页，第218页，第57页，第22页。

⑤⑥⑧⑩⑪刘醒龙：《蟠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第83页，第218页，第378页，第26页。

⑨（波兰）罗曼·英伽登：《现象学美学：其范围的界定》，《现代西方批评理论》，赵毅衡、傅其林、张怡编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