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枢元

——读周建秋《家父》

鲁枢元

写文章，标题常常是个难题。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突然冒出来的。先是想到欧阳修的《秋声赋》：“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此前曾有李白的《秋赋》：“荷花落兮江色秋,风袅袅兮夜悠悠”。再往上数，有汉武大帝刘彻的《秋风赋》：“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敢忘”，以帝王之尊写儿女情长，仪态隽永。于是，就冒出来个“秋之父”，作为老友周建秋新著《家父》的评论文章的标题，趣在谐音，想想倒也不算跑题。

文学作品中以母亲为题材的优秀作品不少，当年，俄国大文豪高尔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一部小说，就是《母亲》。而能把父亲写好、又写成一位好父亲的实在不多。鲁迅写自己的父亲，仅给人留下一个病恹恹的印象；曹禺笔下的周朴园成了制造一切祸端的黑手；巴金笔下的老太爷们多为昏聩的遗老；就说《水浒传》里大英雄宋江的父亲宋公明吧，也不过是个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最好的父亲还只能说出自朱自清笔下，那也只是一个“背影”，一段像老鸟护着小鸟般的亲情。

周建秋写他的父亲，洋洋洒洒写了五十多万字，是在为“家父”树碑，也是为一个“家族”立传，何尝不也是为一个长达百年的动荡时代撰写历史！正如周建秋书中所写，父亲并非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亦非高居云坛的宿儒，他只是黄河中下游莽莽原野上的一介“草木之民”，用现在的话说，“草根一族”。与河南东部大平原的农民不同，豫西多山，耕地不多而物产丰富，书中的父亲周振杰务农也务工，同时还经商。因此与一般的农民不同，他不但质朴善良，而且见多识广；不但厚道诚实，而且足智多谋，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都能够存活下来，活出自己的精气神，让自己生命的枝桠与根须上薄云天，下接地气，活出一片辉煌来！父亲周振杰生活的年代从风雷激荡的民国初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大庆，跨度不小。周建秋在小说中，通过父系周家与母系常家两个家族之间的恩爱情仇，离合悲欢，以绘声绘色的语言文字生动描绘了国共合作、抗日救国、国共交恶、中共建国、土地改革、发展经济、文化改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道道历史洪流在豫西山乡、山乡草民中留下的印痕。透过一滴水可以看大千世界，周建秋小说写的是一位父亲，即“秋之父”，透过这位父亲生动饱满的生命，透过他艰难曲折的生活阅历，揭示的却是中华民族底层民众的侠肝义胆、赤心衷肠，是中华民族近百年的精神路向、行进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不但是成功的，而且具有不同反响的价值。

在与建秋交往的日子里，我曾有幸见过小说中“秋之父”的原型——建秋的父亲。那时他虽然已经70开外，筋骨依然强筋，精力依然旺盛。他似乎有些不苟言笑，一旦出口，便掷地有声。他属于中国传统家庭里顶梁柱一类的家长，性情耿直近乎倔强，救危扶困勇于担当，生活的方舟即使遇上最大的风暴，他也能凭着本能率领众人冲破一条生路！面向社会，他贫而不馁，穷而不卑，自尊自重丝毫不啻于一个教授或者省长！当年，我看着老人那高大结实的身躯，看着他那不怒而威的面孔，觉得他就像非洲狮群里的一位老狮！我自己的父亲生于民国八年，或许与“秋之父”同龄，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也是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对于这样的父亲我并不陌生。

我与周建秋最初相识，是在近30年前的一个冬天。凑巧的是，不久前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我的80年代日记中记录下了这一天，是十二月十五日：“连日来偕鸿生、占春陪介人游黄河，驰马高岸；游洛阳龙门、关林、白马寺。路过巩县回郭镇，鸿生挚友、该镇年轻书记周建秋君赏饭。秋性喜文学，风华正茂，遂结为新交。”日记中的王鸿生、耿占春如今都已经是享誉学界与文坛的教授、博导、文学评论家；“介人”是《上海文学》杂志的理论编辑周介人，可惜英年早逝，日记中还记叙到这位南方文化人对北方冬天山野里的树木少见多怪的赞叹：真像是《清明上河图》中所画的一般！从那以后，建秋的生活道路千转百回，而我也是由河南辗转海南、江南，联系始终未断，友情也历久弥新。

建秋是真的喜欢文学，学过小说、学过诗歌、写过剧本。他出身于底层，靠自己的打拼闯荡世界，生活阅历十分丰富。他还拥有天然的艺术感觉、表达能力，意见生活中的小事，到了他的口里，总能说的活灵活现、意趣盎然，引人入胜，发人深思，说他具有“话语天才”并不过分，这当然就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先天的便利。读这部《家父》，其话语风格总是让我想起我最推崇的两位河南作家，以为是写小说的李凖，一位是写剧本的杨春兰。与建秋一样，他们也都生活在豫西一带的山乡。他们的小说《李双双》、剧本《朝阳沟》，都已经把河南话在文学创作中运用到美轮美奂、天衣无缝的地步。周建秋的《家父》，有意无意间在继承着中原文学创作的这一优良传统。

周建秋可能并没有读过“小说叙事学”之类的理论，他的《家父》也很难拿现代小说作法的尺度衡量。我读《家父》，感觉这部55万字长篇大著的成功，首先得之于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如同他自己说过的，做过生产队的饲养员、民办教师，当过炉前工、化验工，做过官、经过商，还厕身书画界显现出骄人的业绩。除此之外，我以为这部小说的成功，就是得之于作者对于他所表达的对象的强烈的情感。这部小说是以周建秋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他对父亲的感情一是出于血缘上的父与子的关系；一是基于伦理上的民族文化传统；再就是“家贫出孝子”，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父亲的舔犊之爱，儿子的报恩之心，铸就了周氏家族这种可贵而又牢固的亲情关系。尽管小说作法之类的书中可以为一部小说创作的成功列出千百条道理，我只相信一条，那就是作者必须对自己创作的对象怀有饱满的、持久的感情，以及对这种感情的发挥、宣泄、节制与掌控。在我看来，此乃所谓“情节”的真义。“情节”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故事”。

许多年前，我在谈论长篇小说的创作心理时曾说过：“情节”中的“情”，是感情、情绪、情怀、情欲、情愫、情爱、情义、情谊、情趣、情志、情致、情操、情思、情调、情境，或许还有佛洛依德说的“情节”。这些于作者是一种胸襟怀抱、心灵人格；在作品是一种气度格调，神韵风范。对于文学创作，“情”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有真情方能有至文，此话当时不虚。

至于“情节”中的“节”，应当是“节律”、“节拍”、“节奏”、“节制”，也还含有“关节”、“环节”、“节骨眼”的意思。如果说“情”是文学创作的冲动力，而“节”更多地体现为创作过程中的约束力、控制力。“情”更多地具有“体本论”的色彩，“节”更多地富有“方法论”的意味。《家父》的成功，，就在于暗合了文学创作心理的潜在律令：情的宣泄，节的掌控。

就如同小说中讲述的一样，由于突然的脑溢血，“秋之父”晚年不幸成了植物人，在床上一躺就是七年。其间，我曾陪同周建秋回巩县老家，在特设的病榻前，亲眼看到秋与“秋之父”的父子情深，亲眼看到父子执手，泪眼迷蒙的场景，令人久久神伤。如今老人已经去世多年，所谓“墓木已拱”。建秋的这部《家父》，却让走进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气死复生，而且比之生前更鲜明、更生动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家父》的出版不仅显示出一位“业余”小说家的创作实力，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教室，我深感这也是文学之幸。

秋，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季节，一个万物成熟的季节，一个收获丰满的季节。酿造了秋天的“秋之父”，是为这个丰收的季节操劳一生的父亲。甲午年仲秋，月色澄澈，桂花弄影，我写下这篇短文，权作为奉献给“秋之父”飞一片敬意，一个祝福。

鲁枢元 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