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 安

——宁肯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阅读笔记

兴 安

宁肯是我一直关注和尊重的作家和兄长，早在2006年我就写过他的长篇小说《环形女人》（后改为《环形山》）的评论《“穿透”与“征兆”》。在我看来，宁肯是个心态平和而又出手不凡的作家，当不少人为虚名、为版税急功近利的时候，他却能耐住寂寞，精心地构筑自己独特的文字世界。这样的作家一定对自己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内心也必有一个“制高点”，宁肯的制高点我以为就是他对人与世界的更深远也更理性的思考和阐释。虽然小说不应成为思想的附庸，但缺乏思想的小说一定没有力量。为此，他坚守自我，不断地积蓄能量，并适时地重拳出击，给我们带来惊喜。从《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女人》《天·藏》，到今天的《三个三重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写作的变化、蜕变和追求。

1、 关于题材：从过去自己熟悉的领域，踏入他本来陌生，甚至可能是厌恶的领域，借用齐泽克的概念，也就是从他所迷恋的所谓的“象征界”，进入到纷乱而又荒芜的“实在界”。这几年，我们像看电视连续剧一样目睹了太多高官落马的贪腐案例，也读过很多的各种类型的揭示官场丑闻的反腐小说。但是真正将“反面”人物作为主要角色，并切入到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品却很少。（去年《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邓一光的短篇小说《出梅林关》可算是一篇触及这类题材的作品，值得参考。）所以，这就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它不是一般的肤浅的对腐败分子的揭露和批判，更不是对官场中尔虞我诈的权力游戏的欣赏式的描述，它是将人性放在这种背景或者场域中的解构和消解。

2、 关于结构：关于宁肯小说的结构，作者自己和评论家们已经谈的很多了——宁肯在上一部小说《天·藏》中就开始采用这种独特的注释方式，并获得了奇特的叙事效果。我想说的是，在这部小说里，宁肯将注释这种结构方式运用的更趋完美、娴熟，甚至还常常出格。在小说中，注释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功用本身，而且成为文本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时候是文本的补充和延伸，有时候是文本的镜像和返照，有的时候又是文本的一种颠覆或解构。它不光是类似电影中的画外音和字幕，它可能还是对作者能指与所指的不信任或自嘲。所以，我敢说，宁肯在这部小说中，已经将纳博科夫、奥斯特等大师发明的注释式叙事方法发挥到了极致。

3、 人物及人物关系：杜远方是个非常的复杂和矛盾的人物。他虽然是一个地方国企的老总，但是显然，在他身上，作者赋予了更高的象征性的地位，他的思想、言行、气质已经超越了他在小说中的角色和职位。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缩影，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风云一时，最后又在我国法制建设和完善进程中，被抛离权力和经济中心的一个典型和代表。所以，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经常会为他惋惜。他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人物，是开拓者和建设者，但是他又是欲望的牺牲品，也是体制和权力的牺牲品。他是一个悲剧人物。这种悲剧的产生，有体制和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道德与情感的缺失的原因，更有人类自身无法超越的“本性”的因素。作者在小说中写道：“我对具体怎么贪污腐败、侵吞公款、买官卖官，诸如此类现象并不感兴趣。主要是我认为它们并不复杂，甚至千篇一律，现象非常丰富，本质却异常贫乏。”“现象非常丰富，本质却异常贫乏”。这是宁肯通过杜远方，还有居延泽这两个人物所获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是对现象与本质关系的质疑和诘问。这恰好也应了齐泽克的一句推断：“潜意识就在外面，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以往我们认识和分析一个人物，往往强调或归咎于他的本质，而当我们确实打开本质的时候，却发现它不过是一个空壳（空洞）。本质就是一个幻象，它悬浮在表象之间，误导着我们的认知。相对于强大而坚固的体制，金钱、权力，甚至女人，对一个个体的生命来说，就像一个幻象，你不可能真正拥有它，但可笑的是我们经常将自己想象为它们的主人或统治者，并且真心诚意地扮演这个角色，以至完全彻底地掉入这种圈套里，并享乐其中，将角色本身当成了自己最终的人生目标。例如杜远方，他无时不在进行角色扮演，他明白自己的所为，并清晰地看到了结局，但角色高过一切，甚至死亡和审判也必须角色化。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性，也恰恰是这种悲剧性，勾起了我们的惋惜之情，甚至博得我们的某种宽容和同情心。比如我们可能会无原则地希望他永远在逃亡中，比如当最后敏芬带来警察抓捕他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感到不解，并且赞同敏芬说出的“我真正爱上他，是在他死后”这样的后话。假如没有杜远方对角色扮演的认真而又诚恳的态度以及他台词一般的感人的言词，那他不过是一个浅薄的没有任何文学价值的混蛋。同样，小说的另一个人物居延泽，他喜欢收集镜子，摆挂在办公桌和洗手间，并时常观看自己，这其实也是一种角色扮演练习的一个绝好隐喻。而那个号称对敏芬一往情深了“二十年”的黄校长则是撒谎得过于入戏，以至他自己都相信这是真的，并为此疯狂地用性来补偿自己的“苦恋”和“痴情”。

小说中的两个女人——敏芬与李离，在作家的笔下非常富有意味。魏宁格有过两句著名的论断：“女人是男人的罪恶”、“女人并不存在”。在他眼中，女人只是一个被动的、敏感的、因男人的性欲而存在或产生美感的客体。而在《三个三重奏》里，两个女人游刃于二/三个男人之间，表面上，她们是男人的配角，甚至是他们的泄欲工具，但是她们又无时不在塑造着男人，推动着故事，并最后成为终结男人的主角。敏芬在与黄校长的关系中，原本是一个猎物，一个“被侮辱与迫害的女性”，但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使她不仅摆脱了谋生而挣钱的压力，而且实现并保住了站在讲台上的“人民教师的形象”。在我看来，敏芬讨厌的其实不是性，甚至不是他本人，而是那张长满乱牙的臭嘴，所以，当杜远方这个保养得很好的身体走近她的时候，她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黄校长），正如最后也抛弃了杜方远一样。

李离同时与两个男人（杜远方与居延泽）保持着性关系，分别扮演着情人和母爱的两种角色和身份，但这并不意外，让人意外的是她可以使杜远方假装不知情，还让居延泽死心塌地跟随自己并甘心寄于杜远方篱下。或许在杜远方看来，爱和性与权力相比无足轻重，他更看重的是权力和维护这种权力的长线投资，所以，一方面，他继续与居延泽分享着李离的身体，另一方面又引见他去政府部门，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关键性人物，用以编织和强固自己的权力之网。在这种复杂且微妙的三角关系中，杜远方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当然有其高瞻远瞩的魄力，但作为一个男人，内心必定有难言的隐痛和尴尬。而李离作为曾经是灌装流水线上的普通女工，周旋于其间，不可能仅凭一句“把他当我们的儿子吧”来摆平这种关系，也不可能仅靠身体来维持这种平衡，她一定具有超常的智慧，一种女人本能的智慧，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某些女人一样。所以，李离应该是父权社会的一种隐秘力量，她在小说中无所不在，也可适时消失，就如同她的死，成为永恒的未解之谜。

兴 安 作家出版社

注释：

①见《文学报》2006年6月8日。

②见《人民文学》2013年第4期。

③见《三个三重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④见《幻想的瘟疫》，斯拉沃热·齐泽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

⑤见《性与性格》，魏宁格著，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⑥与注5同。

⑦参见《快感大转移》，斯拉沃热·齐泽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