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龙，文艺

目前，我国的科学管理思想大多是学习西方的管理理念，对于本国企业的管理实践结合较少。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制度的日渐成熟，西方管理理念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同时，由于当代思想教育的畸形缺失，没有可以利用的优秀管理理论去填补这一空缺，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长远利益，造成了一些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铩羽而归。于此，日本人用中国的儒学思想对美国式的企业管理进行本土化改造，极大提升了企业管理效率［1］。中国的企业，想要在现代管理中做出自己的成绩，打出自己的品牌，必须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文化特点，以儒学为基本研究对象，把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思想融汇进现代企业管理的思想当中。

在当代社会，“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是一面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镜子。在人们道德的发展演变中，“仁义礼智信”仍然具有普世的文化价值，是中国公司实行走出去战略的根本，也是开创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本源。我们将儒学中“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五常论”与现代科学管理的人本思想相结合，提出“古为今用”的人文仁学管理思想，以期为建设中国式人本管理提供参考。

一、儒学“五常论”与人文仁学管理模型

根据不同文化的特点有不同的文化管理模式选择［2］。以中国儒学文化为出发点的中国式管理模式将会呈现出与西方不一样的特色。换而言之，儒学“五常论”在构建中国企业现代管理模式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儒学“五常论”

1.仁——仁爱，以“仁“为本

“仁”在儒学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主要作用在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儒学思想的本源被孔子定义为“仁”。孔子所说“仁”的内涵就是“仁爱”。爱人，爱天下之人；缺少这种关爱，就表示为不爱。没有爱就会“麻木不仁”。“仁”的思想是依据孔子在不同场合针对学生们的提问而得到的，对“仁”的解释孔子本人也不尽相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对于 “仁”的解释，其本意就是“爱”，一种以人为本的爱，一种人与人交往中所应有的心境。

2.义——公义，公平正义

儒学对 “义”通常释义为大道公义。正义是作为社会的根本道德原则加以描述的。将公义作为人的行为准则，是对社会正义感的倡导。即儒学在利与义的选择中“见利思义”，符合正义的标准。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客观的节制，对待利益的取向应符合道义。“君子义以为上”就是说人们应当以合理的方法去实现公义，把“义”作为最高的价值予以追求，只有这样才能被称为正人君子。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孟子对“义”的阐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所强调 “仁”的内在性和“义”的行为性，即重视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他将“仁”的普遍性提到了很高的程度，即使牺牲生命，也要保留对“义”的追求。“仁义”并举，就是在强调“仁”的发端就是由“义”所产生的道德感，辨明是非感，是为“仁义”。

3.礼——礼行，克己复礼

(2) 由于车地无线通信需要在高速移动环境下不断切换无线接入点，且目前城市轨道交通LTE(长期演进)使用的专有频段与相邻的移动通信之间存在临频干扰，不可避免地存在数据丢包的情况。而TCP栈具有重传机制,当检测到传输丢包时，TCP栈会等待丢失数据包重传，在此期间，即使收到新数据包，TCP栈也不会向上层传输，这样会加剧数据包的通信延迟，以及降低数据传输的实时性能。如果该延时超过数据传输的容忍时间，将会影响或中断系统的正常运营。

“礼”作为一种祭祀文化在古代是以典章的形式外在表现出来的。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和规范，“礼”的作用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正确规范社会交往中应有的品行。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说明“礼”作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通过克制欲望，使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社会的要求，即“礼”是自我修养中必须遵守的道德外在表现。古代社会有夏礼、商礼、周礼，因革相沿。至周礼产生，可以说中华古代的礼典制度得到了完善。荀子的《礼论》论证了 “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在古代，“礼”起着维护封建王朝统治形式的功能。“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治信忠孝悌”的至高思想使人民大众在社会上等级森严，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作为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礼”在中华民族的道德修养方面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主义的“礼”在和谐社会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现在，我们更多是用“礼”这种道德形式来处理社会实践交往问题。

4.智——智学，大智于行

“智”在古代通常也可称之为“知”。荀子曰：“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智”是指才智聪慧的人，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对知识的热切渴求。在儒学的道德思想体系中，“智”最早由孟子提出，并与“仁义礼智”四德合称，还从行为、形式的不同方式上确立了“智”在“四常”学说中的地位。到了汉代，董仲舒合并智与“仁义礼信”，最终将“四常论”确立为“五常”学说。“智”充实了儒学思想。

5.信——诚信，诚实守信

儒学将“信”作为基本道德，意即真心诚意，行为与言语的统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言而有信”。“信”的涵义可以理解为诚实守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不讲诚信，那他连做人的基本都没有了，怎么还能说成是人呢。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信则人任焉”。一个人要言行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够取信于人，得到他人的信任与尊重。国学的治理要也需要“信”，国家要想统治长久必须“取信于民”，为人民办好事，多办事，办实事。

（二）人文仁学管理模型是对儒学“五常论”的凝练与升华

“仁义礼智信”中，“仁”是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对人、事、物“爱”的最高原则，是至上的道德准则；“义”是协调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维系社会正义的公平尺度；“礼”是儒学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日常生活中最直观的行为表现；“智”是实践的思想源泉，是践行大道的助力；“信”则以天道之城信诺着“仁义礼智”的根本，是道德践履的根本。

从以上儒学“五常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学思想的精华，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如企业文化一样，对待文化，我们要发挥古典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结合自身的特点，构建一种相互协作、共同信任的合作关系。我们基于儒学“五常论”与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构建出人文仁学企业管理创新模式，见图1。

图1 人文仁学企业管理创新模式

该模型的构建是以儒学“五常论”为基础，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将之各个元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循环的闭环回路。以“仁”作为管理模式的名称正是基于儒学中以孔子提出的“仁”相通，同时，又展现出了当今流行的人本主义思想，承袭了文化传承性的概念。因此，不论是企业的战略管理，还是企业的日常管理，建立以思想文化为前提的外显性管理方式，创新与利用思想文化，不仅有助于企业自身改善管理环境，更有助于经济环境的稳定发展。

二、人文仁学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

儒学的“仁爱”，与时俱进地演变为今天我们必须遵循的时代精神：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尊敬。以“仁”为本，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企业日常管理巨大变化的要求。激烈的市场竞争有时会使企业迷失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中，忽视了社会内在的关爱。为了拥有“爱人”的品行，我们必须树立“仁爱”的道德观念。要达到被人们关爱就需要相应的“仁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坚持“仁爱”的思想。同时，在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今天，儒学提倡的“仁爱”精神，对于企业在生产运作中建设生态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3］。

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动力。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任务之一的“公平正义”是社会制度改革的思想保证。培育有公平正义感的企业，是协调市场经济中各阶层之间关系的保障，同时也是社会感召力，向心力，凝聚力的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协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力和儒学的以“公义”为准则，使市场经济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形成企业成员之间的良好“伙伴”效应，做到“见利思义”、“义中取利”、“天下为公”，决不能“见利忘义”。

以“尊敬、谦让、自律、节制”为基本道德原则的“礼”论，在社会中是用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工具”。儒学主张的“礼治”对于当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所说的“礼治”与我国提出的“以德治国”是相通的。“礼”作为一种外在行为，必须以内在的道德来要求。忽视“德”的修养，外在的也只会是一种空洞、宽泛的形式。企业管理不仅要实行“德治”，更要在此基础上实行“法治”。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更好地推进企业发展。

学与思，学与行分不开。“智”在企业中可以理解为知识资本或者智力资本。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企业对于“智”的需要更加迫切，建设创新型企业的任务刻不容缓。

儒学把“信”与“诚”并立。“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源头，是市场的“试金石”。“信”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也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精神信仰［4］。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期，社会公平失衡，公民信仰缺失，都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企业管理必须以诚信为价值导向，诚实守信，坚持不懈地坚持诚信价值体系建设，为企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三、结论与启示

我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构建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管理思想，研究和实践的起步都相对较晚，发展过程也受到本土文化的环境影响而相对落后［5］。对此，积极发展以本土文化为特点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儒学的思想博大精深，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容，思想底蕴浓厚。以儒学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实践，是以人文和人性为重点的人本管理思维，对于发展中国式的管理理论具有独特价值［6］。现代的人本管理，从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到要求以“仁人”为本，体现出儒学思想在中国企业中的巨大影响。

“仁义礼智信”五常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儒学思想的精华，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待古代文化，我们不仅要看到其糟粕的一面，更要细致的分析其中的精华部分；要“取其精华，留其糟粕”；要有利于现代企业的建设；有利于企业管理的发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仁义礼智信”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确立当代企业的道德基础将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1]杨杰.“仁义礼智信”道德观及其现实价值[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11）.

[2]景海峰.仁义礼智信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4）.

[3]窦坤，刘新科.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传承[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0（5）.

[4]杨金海.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若干问题[J].理论视野，2008（2）.

[5]赵薇.基于儒家思想的现代管理模式研究[J].齐鲁学刊，2011（5）.

[6]龚平.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人本管理之契合[J].社会科学家，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