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

【编者按】

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同志在会上指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为落实这一讲话精神，进一步弘扬正气，鼓励更多的党员干部、年轻人向陈云同志学习，本刊特与位于陈云故乡——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的陈云纪念馆共同策划此次系列选题。

在大力打虎拍蝇，反腐倡廉工作受到全国上下高度关注的今天，中纪委的动向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成为人们口中的“高频词”。可有多少人知晓，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纪委第一书记，而且一做就是九年。他领导了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恢复重建，建立健全诸项制度，为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事业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提出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重温这位资深纪委书记的实践和思想仍然十分有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整顿党风

“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69年4月党的九大和1973年8月党的十大通过的党章，都取消了关于党的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的条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陈云开始领导中央纪委的重建工作，为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事业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提出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

1979年1月，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到陈云家中请示中纪委的工作方针，陈云当即回答：“抓党风。中央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纪，整顿党风问题。”陈云的讲话为新时期的纪律检查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廓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1980年，陈云又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这就第一次把党风问题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有力地回答了执政党必须搞好党风建设的重要性。陈云还指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困难，但是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初期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众多的冤假错案。这些积案大多数都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恶果。可以说，能否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陈云明确指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瞿秋白等平反，从而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一时流行的“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的观点，陈云明确指出：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对于已经出现的经济违纪问题，陈云也是严惩不贷。据陈云的秘书朱佳木回忆：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要我去他办公室，指着前一天送给他看的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要严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来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拿起铅笔，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常委。其中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人阅后均表示同意，邓小平还特意在他的批语中间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于是，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由此拉开了帷幕。

对于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陈云历来以身作则，以作风简朴、清正廉洁著称。用他的秘书朱佳木的话说，陈云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有时几乎到苛刻的地步。他的党性修养中，坚持不收礼、不请吃、不吃请、不吃“高级菜”、不坐进口车、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他还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即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

陈云的长子陈元在文章中说：父亲觉得对共产党来说，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要彻底地清除，并提出抓党风、抓腐败首先要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他说，这些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能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

陈元说，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出了问题，卷入一些案件里，那个老干部转着弯找到我父亲，想说情。父亲停了一下说，老干部的功劳是老干部的，子女做错的事情要自己负责。他没有对这个事情讲任何一句话。

党要管党，制度先行

党内规章制度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制度保证。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曾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其后由于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以及领袖人物自身的历史局限性等多重原因，导致党内人治思想上升，法治思想削弱，轻视法治思想愈演愈恶劣。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不仅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开辟了致富强国之路，而且对制度建设高度重视。

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陈云同志在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狠抓了党内制度建设。他深刻认识到：“不能因为有马列主义教育，以后就不出问题了。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纪，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

为了使对党的权力监督有据可依，陈云同志在主持中纪委工作期间，根据新形势下党风方面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从健全严格的党纪和制度入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规章制度，党逐渐完善了由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领导体制。

重要通告、通知如《中央纪委关于严肃党纪，杜绝“关系户”不正之风的通告》（1981）、《中央纪委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的党纪处理的通知》（1983）、《中央纪委关于坚决纠正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的通知》（1984）、《中央纪委关于坚决查处共产党员索贿问题的决定》（1987）等等。相关党内规定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央纪委关于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等。

这些通知、通告及制度，反映了陈云反腐的坚强决心，加强了反腐的力度，有力推动了党风廉政的制度建设。对于规范党的权力运行，加强党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

陈云同志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党风党纪工作。他要求各级纪委要做“铁纪委”，不当“老太婆纪委”，并指出：对于钻改革开放空子以权谋私的人和事，必须以除恶务尽的精神与之斗争，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处理，违反法律的还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

陈云纪念馆展出的再现毛泽东（右二）同陈云（左三）等同志交流场景的油画。

他这样要求别人，自己首先以身作则。1982年初，在他和小平同志推动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有些同志担心大张旗鼓地打击经济犯罪会影响改革开放，他针对这种顾虑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他对秘书朱佳木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朱佳木转告自己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还交代我也要小心。“当我转身走到门口时，他又把我叫回来补了一句：‘让你的爱人也要注意。’”朱佳木曾经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道。陈云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对待反腐败斗争。

陈云同志谨慎又敢于碰硬的精神，他的家人受到很大熏陶。他的二女儿陈伟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远郊区当了一名小学教员。每当周末回到城里休息，周日晚上一定要乘坐长途汽车赶回学校。有一次，由于返校时遇上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为了按时给学生上课，她硬是踏着雪步行了几十里路。因为工作勤勤恳恳、热心公益事业，她被县教育局评为了优秀教师，还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云同志得知她入党的消息，非常高兴，嘱咐她一定要做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湖南衡东中国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她对江青的奢侈有所了解，尤其看不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嚣张表现，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便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用真名真姓贴出了两张揭发批判江青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大字报，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隔离审查。可以想象，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没有敢于斗争的勇气是做不到的。幸亏后来陈云同志亲自给毛主席写信，总算保住了她的党籍。

刚柔相济的反腐辩证法

陈云同志深谙辩证法的意义。在加强制度建设，铁腕反腐的同时，陈云党风廉政建设思想与实践，通过他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党员的宗旨意识和忧患意识的培育，强调共产党员要加强学习，重视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的作用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柔性特征。

延安时期，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他指出，党员不仅要把学习理论作为一种任务，而且要把它作为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在学习的内容上，陈云强调无论是从事何种工作的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只有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筑起思想上的钢铁长城，才能有效抵制腐朽思想和不良作风的侵蚀。诚如列宁所言：“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

他认为，思想教育等软性措施起着基础作用，制度等硬性规定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可互为替代。他强调在工作中将两者结合，刚中含柔，柔中蕴刚，刚柔相济，以构成反腐倡廉的合力机制，进而完成有效预防的重大政治任务。这与当下既强调依法治国，又弘扬红色精神，倡导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