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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岁月记取你的笑容

2015-10-15唐惠忠

大作文 2015年7期
关键词:梦蝶书摊逝者

唐惠忠

倏忽之间,一切都戛然而止。2014年,一个又一个文化学者走完了他们传奇的一生。对每一位逝者,我们都应理解和尊敬,这是生者应有的态度。然而,传薪有斯人,沿着逝者的足迹继续前行,这才是生者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来新夏:笔耕不辍,乐在其中

来新夏于1923年生于浙江杭州,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启功等著名学者,后在华北大学随范文澜攻读研究生,自1951年起任教于南开大学,曾任该校图书馆馆长并创建图书馆学系。

当今学界文坛中,耄耋之年依然高产的,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启功先生曾在赠来新夏的诗中写道“难得人生老更忙”,称赞他笔耕不辍。不过也有人劝来新夏不必这样辛苦,应找点乐子,安享晚年。然而,读书与写作早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徜徉书海中,他得以施展才智、实现价值,得以神交古人、参悟人生,得以纾解苦闷、慰藉伤痛。有人说,来新夏的作品富有心灵史的意味,越了解他的经历,才越能品出其中的味道。

说起来,来新夏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青年时锋芒毕露的他,被老师赠号“弢庵”,勉其韬晦。然而由于才华横溢、成绩突出兼之“本性难移”,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来新夏往往首当其冲,事业上也受到压抑与贬斥。直至风浪过后,才在花甲之年逐渐迎来辉煌。起起伏伏、风风雨雨、天磨人妒,也许是一代学者的共同遭遇。但无论如何,来新夏总能在读书、写作中找到自我。

“行百里者半九十”,来新夏常常以此自勉。他说,90岁只是人生路走到一半,后面还要加倍努力。誓不挂笔的他,要将一个读书人的使命履行到底。

素材解析:在来新夏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遭受冲击后的畏首畏尾,看不到舔舐伤痕时的怨天尤人,也看不到志得意满中的张狂自大,一切在他的笔下都化作冷静的思考。他记述往事释然幽默,评论世情平实理性;他把各种条条框框看得很轻,但绝不故作惊人之语。学养与阅历,为他带来了一种读书人特有的智慧和通达。

傅惟慈:我不是一个翻译机器

1923年,傅惟慈出生在一个富裕的满人家庭,口衔银匙而生让他身上自带一股旗人遗少的洒脱气质。垂髫之年临摹字帖时,觉得“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没意思,便自己改成了“人之初,居无屋,采野果,猎狐兔”。而后日寇侵袭、世道纷乱结束了这些童年游戏,加上后来中国漫长又频繁的政治运动,让年轻的傅惟慈感到无法喘息。他在随笔集《牌戏人生》中说:“开不完的会,学不完的政治,干不完的劳动,消灭‘四害时敲锣赶麻雀,站在屋檐下挥旗轰蚊子,大炼钢铁时上山砍柴,困难时期到郊外采树叶……”他不甘心只做庞大机器里无休止运转的小齿轮,他要夺回一点点人的自由。“幸得”这一身傲气,傅惟慈在“文革”中被贬下讲台,到资料室整理书籍,于是便接触到了浩如烟海的西方文学名著。在外面革命的口号越来越响的时候,他却在这一隅小小的资料室里找到了“精神避难所”。

他对别人赞扬他“译笔通畅”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一个译者最基本的素养,而重要的是你翻译了什么东西。他说:“我之所以甘心背负起文学翻译这一沉重的十字架,唯一的动力就是听从了尼赫鲁的教诲,寻求生活中的一点意志自由。”1957年,他动笔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随后的“反右”和“大跃进”令翻译这本书变得更加艰难。身边精通德语的熟人碍于形势不愿支持,“我必须独自支撑,还好我熬过来了”。这时翻译已不仅是一种逃避严酷现实的方式,他更将其视为一种活法,一种可自主选择的自由。“翻译与自己气质接近、真正对自己有触动的作品是很重要的,我不是一个翻译机器。”他不只翻译严肃的文学,也涉足通俗作品,他说:“我不是翻译家,真正的翻译家一辈子孜孜不倦地在做一件事,而我只是兴趣所致。”

如果说译书的取向体现了他对文字的一种“玩物”精神,那么收藏钱币便是他晚年“玩物”的另一极致了。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说:“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但如果我们看看傅惟慈在钱币收藏界的建树,就会发现,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要在单调孤寂的生活中找到一件为之迷恋的事,方可扫除心绪上的尘埃。除此之外,他同时也是摄影爱好者,是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的旅行家。

素材解析:少时狂狷不羁,老来闲云野鹤,傅惟慈一生都在追寻自由。傅憔慈曾写道:“我在偷闲中寻乐,力求把闲情与尘累、超脱与嗜欲和谐地结合起来,于垂暮之年再享受一点人生的真实乐趣。”他所禀持的,不过“乐趣”二字。其一生之所行,叫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达观,什么叫自由,什么又是真正的潇洒自如。这样的人生态度,实在值得现今这个浮躁社会中疲于奔波的我们钦羡与反思。

周梦蝶:苦吟诗人的驴子哲学

周梦蝶原名周起述,1921年2月6日出生于河南淅川,为遗腹子,自小由其母亲养大。他11岁上私塾,17岁由母亲包办结婚,18岁考进县城小学,只读了一年即跳级毕业,考进安阳初中。他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开封师范学校,念了一年半,又因家贫而辍学,遂到小学教书。1947年,内战硝烟波及河南,周梦蝶跑到武昌报考国民党青年军,改名周梦蝶。1948年底,周梦蝶随国军撤到台湾,六十多年孑然一身。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周梦蝶从18岁开始写现代诗。1952年,还在军中服役的他便开始发表诗歌;1954年,余光中等人创立蓝星诗社,周梦蝶当即加入。周梦蝶在台湾广为人知,一开始并非以诗扬名。1959年,他从军队退役后,为了生计,开始在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屋门口摆书摊。当时的明星咖啡屋,可以说是台北乃至整个台湾的文学地标,周梦蝶的书摊卖的都是孤僻高冷的人文书籍,而他本人又一边看守书摊一边坐禅礼佛,俨然一入定老僧,引得很多路人不买书也要驻足观看。这一摆摊便是21年,直到1980年他因胃溃疡而住院,台北街头这一人文景观才消失。

家国离乱,身世飘零。周梦蝶的诗作一如其人,严谨又不失飘逸,“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乃是常态,而字里行间又出尘入世,禅意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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