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智库参与政府决策：功能、环境及机制

2015-10-14王栋重庆三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4100

理论月刊 2015年10期

□王栋（重庆三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4100）

社会智库参与政府决策：功能、环境及机制

□王栋
（重庆三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4100）

面对当前国家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不可预期性问题的频发，以及社会各种矛盾与纠纷缺乏制度调节和法律途径的解决渠道，社会智库助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以应对社会与国家治理问题的迫切性愈益重要。然而，目前我国社会智库发展还面临着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以及自系统生态环境等三方面的发展环境滞后问题，社会智库应结合国家治理体系调整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结合新时期信息技术与科技功能的不断拓展，不断优化参与政府决策的机制，构建政智合作的新型决策体系。

社会智库；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社会智库作为“民间的智囊机构，由民间力量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能独立运作的专业政策研究咨询机构”，［1］以其专业和组织优势，使不同利益要求的主体能够通过组织这种稳定的利益表达场所，将分散无序的个体潜在影响力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合为方向一致的合力，在社会智库独到创新的见解和服务公众的社会责任感的中介力量传动下，为政府决策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新鲜的活力。然而在当前政策制定“内部消化”模式的路径依赖下，由于政府而非制度决定着何种公共问题进入决策过程，并主导着进入决策过程的问题解决程序和方案，这种决策过程的垄断和阻隔直接弱化了社会智能资本参与和影响决策结果的效能。2015年1月，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2］而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2014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全球各地共有智库6681家，中国则以429家的总量列居世界第二，其中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等社会智库也以其各自专业优势位列榜单，这都为社会智库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为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1　社会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新时期功能诉求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结构与利益重组的转型节点、社会经济与文化思想交汇的急剧变化以及科技信息与实验探索不断革新的多问题交织一起，加之社会对政府职能转变、压缩精简政府人员设施、简化政府职能权力以及清理政府冗杂业务范围的情况下，政府难免对于一些新时期新问题捉襟见肘，因而运用社会智库的功能与角色的积极性，来推进我国政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美国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肯认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需要智库学者为其提供独立分析，帮助确定政策议程，构筑知识与行动间的桥梁。国内学者徐晓虎基于智库的这一作用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政策性概念，“智库是指一种专门为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服务、生产公共思想和公共知识的社会组织，它的基本特征包括思想创新性、政策影响力和公众关注度。”［3］新形势下的政府决策亟需社会智库的参与和促进发展。

一是有助于政府单一决策向多元决策模式转变，促使决策体制和结构的不断完善。我国决策传统上都是领导决策，其本身的能力素质关系到政府决策的质量，因此，作为决策主体的领导必须具备很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同时应该具有广博的社会知识和较深的社会实践经验，掌握科学的决策方法。然而我国历来的“家长制”单一的决策方式，使得政策的科学化、透明化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必须改变这一机制，让决策不再专制，即不管是在政策制定还是在执行的过程中都要充分听取来自社会各方的意见、建议，集中最广大的民智，以保证决策最大程度地体现民情、民意、民生。而社会智库正是生存发展于民间的组织，对于公众的意愿有着比政府更多的了解，社会智库可以将民间的呼声传达，使得政府参考调查结果之后所做出的决策更符合民意，做出的决定更加客观公平。由于社会智库的介入，不仅改变了决策主体的格局，而且社会智库的意见来自企业、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及个人，同时所代表的领域也不限于政府所涉猎的国家主要事务，而是在更微观或更偏远的事务上做出关注，再者社会智库采用信息化技术，引入“大调查”、“大数据”分析工具，将“互联网+”网络联通政府资源，从而拓展决策方法的多样性，对于政府决策的体制乃至机制的变化都是一场全新的革命。

二是有助于政府吸取广大群众的意见，推动政社智慧资本的交流与互动。2011年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习近平强调，“搞好调查研究必须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4］从某种程度上看，社会智库其实就是政府决策中群众利益的代言人，由于社会智库大多由社会专业人士组成，为了赢得社会市场的信任和更多项目的支持，在缺乏政府财政支持的现实情况下，则更加注重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通过真实客观且真正反映民生民意的意见提炼出来，从而与政府工作形成一种政策路径或者不同阶段的区别侧重点。因此社会智库能够充当政府与民众的桥梁，从而贴近民意的为政府出谋划策。社会智库能够在政府研究决策实施过程中，反映公众意见，用群众眼光来审视、评估政府的决策，对政府决策的执行情况加以监督。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公共政策不再是漠不关心，而是参与度越来越高，不仅是关心政策的制定，也关心政策的执行，然而在中国传统固有的决策垄断和顶层“内定”式的背景之下，个体公众的意见很难达到决策高层中来，这就很难达成政府与公众建议的思想交流，社会智库往往以其自身组织的优势加之体制内的资源便利为这一困境破解提供了思路。

三是有助于整合社会矛盾与意见，协调各种利益的平衡与公正。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作为多元社会主体的代言者，社会智库可以发挥意见整合和利益表达的筛选功能，通过识别、集中和转达社会的多元利益要求，改变利益表达的蛰伏状态或分散无序的状态，然后通过自己创新的方式、渠道使异质的利益主体都能够通过自由的、开放的讨论和辩论，将分散的非理性的见解和判断梳理成有序的、合理性化的意见形式输入决策过程，使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从隐性状态凸显出来，以推动政府的权威性决策制定尽可能体现各种利益诉求，保证政府决策效果的相对公正。相对于官方智库而言，社会智库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存在体制内的先天依附性，所以能够根据自己的心意研究问题，而不用受到利益的牵绊，不会因为上级的干涉而左右摇摆，也不会因主管部门的因素而改变自己的初衷，因而能够关注并研究容易被政府忽视或官方智库所回避的一些问题，这既是对政府决策的一个补充也可以是纠正，特别是对于政府忽视或者无暇顾及但是由切身关系国计民生或者社会发展未来重要联系的问题，社会智库也不遗余力的给出反应。在一些部门不能站在全局的利益上思考问题，而是明显为部门利益所左右的时候，则更有必要听取来自社会智库的决策参考意见。正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魏建国概括的：“以前在政府部门任职，自以为是的时候多、高高在上的时候多，而到了社会智库之后，则变成听得多、走得多、想得多、感触多。一个官员的转型感言，折射的正是社会智库的优势所在。”［5］再者，社会智库也在飞速发展，基于现实国家政策对于社会智慧资本的放开与争取，各种社会智库也积极应入这一竞争环境之中，各种社会智库针对国家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同一个问题上有时给出的方案，各有视角和路径研究的不同或侧重，这都给了政府从中择优选取最佳方案的机会，从而为决策的公正增加了一份保障。

2　当前社会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环境要素干预

数据显示，目前社会智库仅占智库总数的5%，规模很小，最大的也只有20人左右。［6］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3-2014全球智库》报告中，前150名中先后有6、7家中国智库入列，但均没有社会智库。2015年上海社科院发布的《2014中国智库报告》中仅有一个社会智库在综合影响力这一项中位列第十，在专业影响力、媒体影响力等指标排名中都未见社会智库身影，从榜单的2013-2014年份排名变化中，民间智库的排名次序呈下降变化（见下表）。

2013-2014年社会智库在所有国内智库中的综合影响力排名变化

而在现实中，大多数社会智库的研究人员难以被媒体重视，得不到社会认可，就算社会智库有好的思想、好的策略，也只能游离在政府决策参考意见的边缘。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已经不能单纯从社会智库本体角度发现其成长的困境，也不能单纯从政府角度分析社会智库参与的弱势地位，其结果产生是一个复杂而且深刻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文化要素的综合效应，并且这一深层次原因将会在以后社会智库与政府互动的持续发展中愈发显出它的影响。

2.1社会智库成长的社会环境不够成熟

智库的出现是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催生的产物，但是人们的思维还没有跟上时代变迁的步伐，主要制度和政策制定完全依赖和信赖政府，而政府面临社会智库这一新事物的出现，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和未来发展的空间，往往有一种受到底层力量的挤压感，或者潜在威胁的心态，特别是在社会智库传播和发表不同见解的时候，对于政府的决策实施带有执行的“消解”作用，这是政府不愿看到的，“某些讨论性、建设性的文章不能公开，官方智库也没有真正咨询社会智库的意见，官方媒体也似乎有意识的排斥民间学者露面。由于政策上不支持，制度上无保障，法律上不健全，社会上舆论也不够认可，因而导致很多社会智库举步维艰，缓步前进。”［7］再者在大众心目当中，政府及其创办的智库是权威的代表，而对社会智库则缺乏信赖，甚至存有误解。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非政府组织机构总是爱和政府唱反调，总是无时无刻在挑政府的毛病，是政府组织机构的麻烦制造者，这样的组织活跃在社会上，只会降低政府威信，影响社会稳定。正是由于这样的误解，人们对于社会智库才小心翼翼的，甚至是采取办法限制它的发展。再者社会智库还处于发展的初期，规模小，数量少，层次良莠不齐，很多成果也是代为政府服务，社会普遍认为社会智库是有名无实的，没什么研究能力，是空架子，留不住人才，只能停留在低层次、低水平的事务咨询上，要想成为政府依赖的智囊，更是难上加难。

2.2社会智库成长的制度环境不够完善

一是社会智库登记成立的门槛过高，对其活动范围限制过严，对社会智库内部事务干预过多，缺乏制度支持和政策方面的规范引导，没有健全的监督和评估机构，对于社会智库的发展没有救济和纠正机制。二是政府决策机制的制约。从公共政策论证、制定、执行及调控过程来看，当前整个决策过程系统的“自闭性”特征仍比较明显。政府凭借制度优势在决策过程中处于一种超然的权威地位，主导着决策资源配置，并形成对决策的垄断和对其他决策主体的“挤出效应”，而政府的“自利性”的趋利动机，在执行公共政策时考虑其自身的偏好而使决策成为政府“内定化”操作，从而挤压了社会智库参与的空间。再者社会智库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建设滞后，参与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程度低。在政府决策程序中，没有专门社会智库参与的环节和步骤安排，政府往往凭一时之好或者决策处于自我难以解决时才“低下脸面”向社会智库讨方。而社会智库由于没有决策上的参与支持，很难对自己的愿望表达给政府，也不了解政府的真正意图，从而造成二者之间对话的“真空地带”或者沟通的不对接状态。加之由于政府制定政策时是否让专家参与决策过程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并没有纳入法律体系，所以制定政策时专家的参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专家提供策略的可靠性或者科学性以及基于公共利益考虑的民主性受到质疑。相比之下，官方智库不但传递意见的渠道畅通，也会比较及时地得到高层的反馈，“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网数据，2012年中心报送各类研究报告572篇，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其中145篇报告做出批示271件次。而社会智库的声音就不是那么容易反映到决策层。”［8］三是社会智库合法度低。当前我国政府对社会智库的信任度较低，社会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未得到法律认可，同时政府对其相关政治上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忧虑，这也是制约社会智库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

2.3社会智库成长的自系统生态环境不健全

自系统生态环境主要考察社会智库在机构设置、人才结构配置、资金来源渠道、以及内部治理制度和规章制定等方面自我形成的一种运行和调节内在联系的条件或背景。当前社会智库自系统生态环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机构不健全，专业人数极少。由于社会智库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缺乏外部资源支持和政府资金及税收的优惠政策，加之缺乏升迁机制与前景难以逐步改善，造成了社会智库的人才补充困难，很多具有专业才能的人不愿意委身于社会智库，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人才，也由于待遇不好而流失到其它单位；二是缺乏本土多元资金的支持。从国外社会智库的资金筹措机制来看，大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邀请国家大型财团企业的会员捐赠制度，政府购买政策服务的机制，以及长期的商业合同和交易机制，这都是维持社会智库的一个重要财政基础。而中国的民间研究机构在国内还没有获得明确的法律界定，其研究领域往往带有独立性和批判色彩甚至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为规避风险，大多企业不愿参与其中，加之社会智库在我国兴起不久，对其政策研究作用认识不够，不敢对社会智库轻易投资，担心效果难以真正达成；三是缺乏参与决策的能力与素质。表现为社会智库面对公共舆论缺乏应有的自主性，很多时候还必须看政府脸色行事，甚至为了获得政府的关注和媒体的眼光，过度采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的操作形式，夸大事实，有时甚至以泄露国家机密等，来取得社会关注的眼球，赢得自己的市场份额。有时社会智库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压力下或者在自身没有得到重视的情况下，往往带着情绪化的心态分析问题，使研究成果不具建设性甚至给社会提供了非理性的认识趋向。

3　社会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机制优化

3.1建立健全社会智库发展机制

当前首要问题是解决社会智库的身份角色，在法律制度上给予严谨的规范定义。当前的《民法通则》解释，只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团法人四个定位角色，而2005年国家工商总局对社会智库的规范清理，将其划入民办非企业性质管理，这就无法在《民法通则》中找到对应位置，因而需要以国家最高法的名义重新进行修订法律法规以完善这一缺陷。在现实操作中，政府也主动调试自己的权限，把前期的政策调研，政策规划与政策预算等前置性准备工作放权给社会智库，同时政府也应积极转变相应职能给社会智库，例如公益检测，预测评估、宣传解释等让社会智库承担，并给与相应的调整空间。甚至政府一些职责任务也可以以购买的形式向社会智库招标，扩大社会智库的职责权限，在社会智库的业绩考评中注重公益取向，弱化其市场商业追求，并以选择性支持和政策税收优惠予以引导。对于社会智库最大的资金不足问题，政府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社会企业家可以向社会智库入股，在最后资金结算时给予社会投资者分红让利，这种“共有产权”的形式化解了社会智库资金短缺，同时也调动了社会资本参与，以“私”化“公”的价值和目标路径应予鼓励。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于宁指出，社会智库不但要最大限度地争取政府的资金支持，还要与基金会、公司、大学等非官方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沟通研究信息，以更多地获取各方资金支持。［9］另外，人才资源是社会智库的核心资本，加强各方人才的良性互动，多学科综合研究是其发展趋势。政府的问题应对方案有时面对的是社会、政治或经济等交叉问题的集合矛盾，尤其是政治或舆情等敏感社会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社会智库必须充分吸取各方面智慧营养，进行多方面多领域多层面的综合比较研究。这就需在社会智库的人员配备上考虑多领域多学科背景的人才储备，既有“通才”又有“专才”，甚至还应挖掘或培养某方面的“奇才”，以美国兰德公司为例，其核心成员专业背景主要有“社会科学（占总数的10%）、经济学（13%）、国际关系（7%）、商业和法律（7%）、数学、运筹学、统计学（8%），另外还有行为科学（8%）、生命科学（4%）”等稀缺学科成员，这些综合人才资源的配置为兰德公司面对任何问题都可以做出更为周密或者科学严谨的方案，尤其对于危机性问题的处理尤为得心应手。

3.2健全社会智库参与决策机制

社会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过于狭窄，大多数处于“场外”观望与徘徊，很难直接进入政府场域参与讨论，当前其主要形式限于出版刊物、举办会议、发表演讲、参与课题等形式，而制度程序内的参与形式还不健全，应积极规范和增加社会智库在政府听证、法院旁听、无党派人士座谈以及政府规划工作之中，尤其结合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在原有界别和代表基础上，增加社会智库参与的机会，在党代会、政协会议、人大会议中增加一席之地，甚至在中共、民主党派以及各人民团体中增加社会智库的名额。另外，在决策内容或者领域也应扩展，除了并不敏感的经济或社会问题之外，可以适当增加政治、国际关系甚至军事问题的探讨。当然社会智库除了“硬件”提升之外，还应加大“软实力”的培育，特别是对于处理政策问题中或对于攻关业务中，技术或者艺术性策略甚至战略性长远规划及拓展都应有针对性的前瞻准备。除了基础性的应对技术之外，社会智库还可以效仿政府在更为公开或者权威性公开及公关策略上下功夫，比如“新闻发布会”、“问题走向预测论证会”或者“危机应对联合预防研讨会”等。甚至社会智库还可以在决策过程的时间介入方面做足文章，因为往往在政府面对问题的危机时刻或争议时刻或者重大活动的预期准备时刻都是其介入的绝佳时期，在这些机遇期，往往会增加中标的几率和胜算：一是跟踪我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并快速提出具有操作性和实用性的对策建议；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要关头，服务重大改革决策，及时提出可行性建议；三是围绕重大战略问题，把握趋势，进行储备性研究，提出前瞻性对策建议。与此同时，决策过程也需进行相应改革：一是决策过程的制度化。目前，我国关于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相应的制度规范还比较宏观，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尤其相关程序化制度问题以及实体化制度机构设置都没有落实。同时加大制度执行力度，强化制度的落实效果，完善制度实施后期的跟踪调查与评估纠正机制；二是决策过程的公开化。采用政府微博或者官方网站及时发布决策过程信息，实时进行决策过程直播和网络线上与线下互动，并利用媒体传播手段将决策过程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借助网络平台整合民意，将社会智库政策建议的采纳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三是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在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阶段为社会智库提供更多的参与方式和渠道。比如扩宽智库制度化参与渠道，增加社会智库直接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供给，加快参与决策过程的配套制度建设等。

3.3建立社会智库信息处理和公开机制

信息技术为社会智库参与政策制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社会智库可以建立信息管理系统，不断积累历史研究的数据及资料，不断重复性的使用和分析这些资料的内在规律，为政府或者自身的政策制定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支持。通过数据库的使用不仅提升了政策质量同时也提高了研究的效率，为政府应对复杂多变和应急危机处理的关键时刻，提供及时可靠的方案措施。除数据库应用之外，社会智库还可以利用各种计算机软件，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量身定制符合自身需要的软件处理工具。当前比较先进的软件有“数据仓储”和“资料采矿”两种，数据仓储通过链接所有的市面公开数据，从中分析和挖掘所需要的针对性资料，甚至可以从这些资料中获取数据的历史脉络走势，各领域的数据走势比较，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与机遇，通过这些分析，社会智库从中可以拟定假设性的问题与前置问题答案的应对措施。如果条件允许，社会智库可以集合“数据库”及“计算机软件”，再加上整个决策过程所需的程序管理设施，建立一整套政策分析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包括“在线链接”、“数据提取”、“数据分析”以及“智慧整合”和“IT开发与利用”、“资源共享”等环节的软件设置。当前，我国社会智库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信息相对来说来源比较少，特别是关于政府决策的时候，由于政府与社会智库的不对称性资源获取渠道，社会智库往往缺乏直接的或者更为细致的研究所需的资料数据。加之社会智库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其研究工作缺乏沟通交流，研究成果或者大体一致，或者冲突明显，从而限制了社会智库之间的资源共享，给本来各自资源缺乏的社会智库造成了资源贫乏状态。因此，当前社会智库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建立一个大数据信息系统，发挥“互联网+”效应，将收集的信息发布出来，研究的成果也及时公布，实现资源共享的局面。另外，社会智库还可依凭意见汇聚能力强大、汇聚速度快捷的大众传媒，采用建议、讨论和辩论、宣传和倡议、政策评价和媒体曝光等方式发挥其告知、启迪和监督三大社会功能，来影响决策过程，从而建立社会智库信息化决策参与的全新模式。

3.4建立多元互动合作和沟通交流机制

在政府、社会智库、公民以及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建立一种互动合作的制度安排机制。［10］通过合作，实现社会智库与其它部门的“交叉授粉”或“旋转门”效应。在人员交流与培训、资源共享、以及社会活动共同举办等方面建立充分的互通机制，打破行政或社会隔阂，在信息档案、公共计划、预算设计等方面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在其中政府可以作为整体决策和规划以及合作工作的总指挥，负责全面统筹职责。社会智库则凭借其组织优势、技术性优势和专业优势，在其中担当纽带传输角色。及时把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诉求、愿望和意见综合起来，通过公开论证、批评建议、解释解读以及倡议引导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议题的设计和扩展，监督并帮助政府形成合乎民意的政策制定，而且能通过公益创投、委托实施、志愿服务等方式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它社会主体，把公众对政策的看法再反馈给决策者，形成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良性循环。除了外部合作之外，社会智库还应加大内部合作，当前研究智库的综合性平台有 “第一智库”、“中国智库网”、“智库中国”等联合性网站，以及高校智库发展论坛、农村高端智库发展论坛［11］等高端智库论坛，还没有专门联合性网站和论坛机制的社会智库应积极建立同行的合作互动平台。“未来的中国智库建设应形成政府统筹、思想市场、专业集成、多层合作、分工协作的系统性构架，智库建设应逐渐从‘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向‘以智库基地或产业区为平台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组织模式’转变。”［12］

4　进一步讨论

基于新形势下的社会智库发展以及国家对于政府决策过程的新的改革契机，在未来政府重大改革中应充分体现社会智库的参与性制度安排，《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13］面对国家对增加社会组织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新的界别这一重大机遇，社会智库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和政策功能的特征，积极参与到这一改革过程中来。除此之外，为了社会各种智慧的争相迸发，我们可以将社会智库纳入竞争淘汰机制，让更多的社会智库共同参与政府决策的投标竞标。如果条件成熟，我们可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成立“公共政策分析服务市场”。在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提供的产品是政策思想、专家知识、建议甚至是批评意见，在一个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中，作为政策思想最终消费者的政府，应该建立起政策思想搜集和筛选机制，更包容地对待批评意见。由于政策分析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政府、官方智库、社会智库、各种倡议型公益组织以及民间观察团甚至个体公民处于一种地位及角色的不对等状态，政策制定者往往对政策建议的采纳有着利益方面的干预或者影响而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政策思想同行评审和同行竞争的机制，尤其是应该鼓励大力建设社会智库资源，由不同民间机构以竞争的形式与政府同条件下提供不同意见与建议，这样才能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或者在评估阶段引入市场监督机制或者公共媒体曝光机制，通过公开决策过程，传播政策内容，监测政策运行，确保决策过程程序公正。在政策输出阶段，媒体或市场通过再次聚焦社会问题、搭建公众意见平台进行政策评价和监督，反馈政策运行信息，克服政府的自立性和偏袒性，以确保政策目标的团体都能公平分享社会资源和效益。或者共同选取某一社会智库作为裁判，从中进行制度或者执行以及结果的监督、检测和惩戒纠正。

［1］李向宽.论述我国政府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视角，2011，（7）.

［2］中办国办印发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意见［EB/ OL］.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0120/ 19227955_all.html.

［3］徐晓虎，陈圻.智库是什么？——关于智库研究的新观点［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5-03.

［4］习近平.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加强调查研究工作［EB/ 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1-16.

［5］南都社论.发展社会智库，提升公共政策制定水准［EB/OL］.http：//www.chinareform.org.cn，2012-01-03.

［6］［7］苏一鸣.中国智库生存现状之一：官强民弱——中国社会智库生存难［EB/OL］.http：//blog.ifeng.com/ ar ticle，2009-07-28.

［8］胡俊峰.揭开中国智库的神秘面纱：内参可以直接送到中办［N］.北京青年报，2013-11-11.

［9］中国智库如何参与改革决策？［N］.北京青年报，2013-11-11.

［10］王栋.民间智库的成长：角色定位与路径优化［J］.重庆社会科学，2013，（3）.

［11］农村改革发展高端智库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J］.理论月刊，2013，（9）.

［12］大数据时代，民间智库将迎来突破性发展［EB/OL］. http：//mt.sohu.com/20150530/n414117468.shtml.

［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