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伟

“沂 蒙人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这句标语曾经粉刷遍了山东省临沂市的村村落落。对临沂这座山东省第一人口大市而言，控制新生人口数量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头等大事。

长期高压之下，基层政府“奇招妙法”层出不穷。今年4月，临沂市兰陵县的“流产指标”横空出世；5月末，“流产指标”终于曝光。

各界高压之下，兰陵县予以否认，临沂市则表示并不知情。随后，市县两级政府又改口表示已严肃查处并整改。然而时移至9月份，“流产指标”并未销声匿迹，反而成为当地一些居民的谈资。

流产指标的买卖经

流井管理区原为兰陵县的一个下辖乡镇，2000年末，流井乡被撤销，并入大仲村镇。

2015年春夏之交，流井管理区的村干部被上级分派的流产指标折腾得不轻，“5月10号，镇里开了动员大会。”

大会上，乡镇领导向该镇村干部通报了奖惩情况，“完成一个指标奖励1500元，完不成的要罚2000元，工作不得力且‘阳奉阴违’的要被开除”。

于是，许多村干部到医院妇产科高价购买流产孕妇信息充数，包括流产孕妇的身份信息和医院出具的流产证明。

那么，流产指标去哪里买呢？

“首先是本地‘想要’流产的孕妇，”一名村支书向记者说道，“最早一个2000元，后来任务越来越紧，涨到一万元。”

重男轻女观念迫使孕妇往往会在各种压力下想尽办法弄清怀胎的性别。“愿意为此花费5000元到1万元的大有人在。”医院将这种病例作为流产指标，与病人一道将其卖给政府。

本地的引产数量终究难以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当地一些基层政府便赶赴邻近县区购买流产指标。

然而，“邻县也有邻县的压力。”无奈之下，兰陵县首先带头，远赴其他省份购买流产指标，隔壁的江苏省遂成为首选。

徐州市因与临沂市搭界，遂成为兰陵县购买流产指标的重要市场。

虽然已经过了购买流产指标的高峰期，但邳州市一个卫生院的护士对当时的情况依然记忆犹新：“四五月份，操着北边儿（临沂）口音的人一波一波的来到我们这里购买流产指标。”

这家卫生院甚至曾经“打包出售”过4个流产指标，“一共给了2万5。”

除政府和医院之外，兰陵县不少人做起了流产指标“中间人”的买卖，获益颇丰。

这些“中间人”总是率先“察觉”村里的“任务困难”，然后以隐秘的方式取得流产孕妇身份信息和医院的流产证明，而后转交给村支书；村支书在本村找一名未婚男子，开具二人未婚同居、意外怀孕流产的证明，做好相关材料上报给计生部门。“中间人”从中赚取“抽成”。

“完成了任务才能辞职”

根据那一轮指标，流井管理区的8个村子最初共被下达了23个流产指标。其中人口最多的下流井村分拨到的名额最多，共计8个；最小的胡沿庄村因为人口太少没有被分拨到流产指标。

流井管理区的部分村干部认为这种做法太荒谬，曾向组织提出辞职，却被告知“完成了任务才能辞职”。几乎所有村支书都有因表达对强行摊派流产任务不满而被镇领导批评的经历。

临沂官场内部流传，该市在2014年山东省计生工作考核中“排名垫底”，“合法出生人口和性别比”等考核指标“都不理想”。该种压力经过层层传导，终于催生出了兰陵县的“流产指标”。

然而，另一名临沂市卫计委工作人员却向记者表示，“现在已经不再搞排名，”从无“临沂计生工作全省垫底”一事。对临沂计生工作的总体情况，他表示“不知情”。

兰陵县人口计生局工作人员否认下达过流产指标。

但流井管理区多名村干部称，“当时村里确实收到上级分拨的4‰流产指标。但‘没有收到书面文件，都是口头指示，可能是怕留下证据’。”

流井管理区多名村干部表示，迫于群众不满和社会压力，兰陵县曾于夏季一度暂停流产指标考核，并成立由县纪委牵头的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该县人口计生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妥善处理。”

“全面二孩”新政成转折点？

改革开放以来，临沂市曾经长期是人口净输出地区。随着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临沂市新生人口数量持续下滑的影响，甚至营造出新生人口过快增长的假象。

山东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临沂市常住人口约1022.1万人，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003.94万人，四年增加了18.16万人；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即2000年时的数据为994.26万人，即上个十年临沂市只增加了9.68万人。

“但新增人口中相当比例是外来人口及其新生子女”，费县基层计生工作人员根据十几年来的计生数据得出如上结论。

费县探沂镇是当地著名的板材生产加工基地，生活着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涌入临沂的打工者往往携家带口，在当地再行生育。

19岁的刘艳是6年前随父母从四川叙永县来到临沂打工。4年前，她的弟弟在父母的工棚里出生，而如今她本人也已怀孕。

“我们生的小孩其实比本地人多。”刘艳的说法得到了她打工所在的工厂老板的赞同：“我就只有一个孩子！”

“打工者多来自西南、西北山区，他们生育意识较为强烈。近几年，厂区附近的小孩多了，但实际上愿意多生孩子的本地人并不多。”从事流动人口研究的临沂民间学者忧心忡忡。

拥有本地户籍的居民生育率不断降低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的招生工作。

曾先后担任费县实验中学校长、一中校长和县教育局局长的吕高官虽已退休，对此却有深刻的认识：中考录取率提高了，学生却减少了。实验中学在校生数量从巅峰时期的3000多人下降到现在的不足2000人。耗巨资修建的新一中，还没住满学生就已经荒废了一个角落。

兰山区方城镇新桥管理区在划入兰山区之前，曾是费县下辖的建制镇。原新桥镇计生数据和新桥中学历年入学新生数量显示，2000年新桥中学初一新生共计996名，被分入18个班级；而到了2015年，新桥中学初一新生不满600名，被分入12个班级。

面对半栋空荡荡的教学楼，即将退休的新桥中学一级教师赵永灵心里很不是滋味：“学生越来越少了，乡镇建制也被撤销了，这个学校不知会不会被关掉。”

相比中小学，学前教育更显触目惊心。据费县朱田镇幼儿园负责人介绍，10年前该幼儿园每届可以收录200多个孩子，编成6～8个班。时移至今，每届仅有不到100个孩子进入幼儿园，只能编满两个班。值得警惕的是，越是小班，人数越少。“私立幼儿园情况与我们类似。即便将人口迁移的因素考虑在内，这个下降幅度也是惊人的。”

事实上，不光临沂市，放眼山东省，相较全国而言，其生育控制也相当严格。

“最能反映新生人口状况的莫过于高考人数。”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最高峰时，山东省有78.1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仅仅4年之后，山东省高考报名人数即下滑到50万人以下。此后虽有回升，但一直徘徊在50万人左右。

“以山东一地看全国，或许也有管中窥豹的效果。”当地计生官员表示，“这种趋势的扭转有赖于国家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