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和

“邻县也有邻县的压力。”无奈之下，兰陵县首先带头，远赴其他省份购买流产指标，隔壁的江苏省遂成为首选。

“沂 蒙人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这句标语曾经粉刷遍了山东省临沂市的村村落落。对临沂这座山东省第一人口大市而言，控制新生人口数量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头等大事。

长期高压之下，基层政府“奇招妙法”层出不穷。今年4月，临沂市兰陵县的“流产指标”横空出世；5月末，“流产指标”终于曝光。

各界高压之下，兰陵县予以否认，临沂市则表示并不知情。随后，市县两级政府又改口表示已严肃查处并整改。然而时移至9月份，“流产指标”并未销声匿迹，反而成为当地一些居民的谈资。

流产指标的买卖经

流井管理区原为兰陵县的一个下辖乡镇，2000年末，流井乡被撤销，并入大仲村镇。

2015年春夏之交，流井管理区的村干部被上级分派的流产指标折腾得不轻，“5月10号，镇里开了动员大会。”

大会上，乡镇领导向该镇村干部通报了奖惩情况，“完成一个指标奖励1500元，完不成的要罚2000元，工作不得力且‘阳奉阴违’的要被开除”。

于是，许多村干部到医院妇产科高价购买流产孕妇信息充数，包括流产孕妇的身份信息和医院出具的流产证明。

那么，流产指标去哪里买呢？

“首先是本地‘想要’流产的孕妇，”一名村支书向记者说道，“最早一个2000元，后来任务越来越紧，涨到一万元。”

重男轻女观念迫使孕妇往往会在各种压力下想尽办法弄清怀胎的性别。“愿意为此花费5000元到1万元的大有人在。”医院将这种病例作为流产指标，与病人一道将其卖给政府。

本地的引产数量终究难以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当地一些基层政府便赶赴邻近县区购买流产指标。

然而，“邻县也有邻县的压力。”无奈之下，兰陵县首先带头，远赴其他省份购买流产指标，隔壁的江苏省遂成为首选。

徐州市因与临沂市搭界，遂成为兰陵县购买流产指标的重要市场。

虽然已经过了购买流产指标的高峰期，但邳州市一个卫生院的护士对当时的情况依然记忆犹新：“四五月份，操着北边儿（临沂）口音的人一波一波的来到我们这里购买流产指标。”

这家卫生院甚至曾经“打包出售”过4个流产指标，“一共给了2万5。”

除政府和医院之外，兰陵县不少人做起了流产指标“中间人”的买卖，获益颇丰。

这些“中间人”总是率先“察觉”村里的“任务困难”，然后以隐秘的方式取得流产孕妇身份信息和医院的流产证明，而后转交给村支书；村支书在本村找一名未婚男子，开具二人未婚同居、意外怀孕流产的证明，做好相关材料上报给计生部门。“中间人”从中赚取“抽成”。

“完成了任务才能辞职”

根据那一轮指标，流井管理区的8个村子最初共被下达了23个流产指标。其中人口最多的下流井村分拨到的名额最多，共计8个；最小的胡沿庄村因为人口太少没有被分拨到流产指标。

流井管理区的部分村干部认为这种做法太荒谬，曾向组织提出辞职，却被告知“完成了任务才能辞职”。几乎所有村支书都有因表达对强行摊派流产任务不满而被镇领导批评的经历。

临沂官场内部流传，该市在2014年山东省计生工作考核中“排名垫底”，“合法出生人口和性别比”等考核指标“都不理想”。该种压力经过层层传导，终于催生出了兰陵县的“流产指标”。

然而，另一名临沂市卫计委工作人员却向记者表示，“现在已经不再搞排名，”从无“临沂计生工作全省垫底”一事。对临沂计生工作的总体情况，他表示“不知情”。

兰陵县人口计生局工作人员否认下达过流产指标。

但流井管理区多名村干部称，“当时村里确实收到上级分拨的4‰流产指标。但‘没有收到书面文件，都是口头指示，可能是怕留下证据’。”

流井管理区多名村干部表示，迫于群众不满和社会压力，兰陵县曾于夏季一度暂停流产指标考核，并成立由县纪委牵头的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该县人口计生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妥善处理。”

“全面二孩”新政成转折点？

改革开放以来，临沂市曾经长期是人口净输出地区。随着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临沂市新生人口数量持续下滑的影响，甚至营造出新生人口过快增长的假象。

山东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临沂市常住人口约1022.1万人，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003.94万人，四年增加了18.16万人；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即2000年时的数据为994.26万人，即上个十年临沂市只增加了9.68万人。

“但新增人口中相当比例是外来人口及其新生子女”，费县基层计生工作人员根据十几年来的计生数据得出如上结论。

费县探沂镇是当地著名的板材生产加工基地，生活着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涌入临沂的打工者往往携家带口，在当地再行生育。

19岁的刘艳是6年前随父母从四川叙永县来到临沂打工。4年前，她的弟弟在父母的工棚里出生，而如今她本人也已怀孕。

“我们生的小孩其实比本地人多。”刘艳的说法得到了她打工所在的工厂老板的赞同：“我就只有一个孩子！”

“打工者多来自西南、西北山区，他们生育意识较为强烈。近几年，厂区附近的小孩多了，但实际上愿意多生孩子的本地人并不多。”从事流动人口研究的临沂民间学者忧心忡忡。

拥有本地户籍的居民生育率不断降低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的招生工作。

曾先后担任费县实验中学校长、一中校长和县教育局局长的吕高官虽已退休，对此却有深刻的认识：中考录取率提高了，学生却减少了。实验中学在校生数量从巅峰时期的3000多人下降到现在的不足2000人。耗巨资修建的新一中，还没住满学生就已经荒废了一个角落。

兰山区方城镇新桥管理区在划入兰山区之前，曾是费县下辖的建制镇。原新桥镇计生数据和新桥中学历年入学新生数量显示，2000年新桥中学初一新生共计996名，被分入18个班级；而到了2015年，新桥中学初一新生不满600名，被分入12个班级。

面对半栋空荡荡的教学楼，即将退休的新桥中学一级教师赵永灵心里很不是滋味：“学生越来越少了，乡镇建制也被撤销了，这个学校不知会不会被关掉。”

相比中小学，学前教育更显触目惊心。据费县朱田镇幼儿园负责人介绍，10年前该幼儿园每届可以收录200多个孩子，编成6～8个班。时移至今，每届仅有不到100个孩子进入幼儿园，只能编满两个班。值得警惕的是，越是小班，人数越少。“私立幼儿园情况与我们类似。即便将人口迁移的因素考虑在内，这个下降幅度也是惊人的。”

事实上，不光临沂市，放眼山东省，相较全国而言，其生育控制也相当严格。

“最能反映新生人口状况的莫过于高考人数。”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最高峰时，山东省有78.1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仅仅4年之后，山东省高考报名人数即下滑到50万人以下。此后虽有回升，但一直徘徊在50万人左右。

“以山东一地看全国，或许也有管中窥豹的效果。”当地计生官员表示，“这种趋势的扭转有赖于国家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正当其时。”

午后，费县一中校园内三三两两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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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这是联合国给中国开出的最新会费分摊比例。在这之前，中国的会费分摊比例已经由3.19%上升到5.15%，7.92%意味着中国的会费排名将从第6位直接升至第3位。与此同时，英法德的分摊比例逐年下降，日本则重回个位数时代，为9.68%。

面对这样的高比例，很多人表示愤愤不平：“联合国这个7.92%是怎么算出来的？”

联合国如何摊派预算

联合国的“份子钱”是咋收的？

各成员国负担的会费比例，原则上是依据各国的GDP、人口以及支付能力等因素确定的。也就是除了依据其GDP占所有成员国GDP总和的比例，计算基本的会费份额比例之外，还要根据该国发展水平，决定给予一定减免还是要求更多贡献。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财政能力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显然这是维持实质公平的必要。

如从2000年起，最近连续5次的联合国会费分摊，都坚持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份额封顶（目前封顶比例为0.01%），并对其他低人均收入国家的会费份额予以折扣宽减和债务调整。

联合国预算分为两大项，一是经常性预算（也就是俗称的会费）；二是维持和平行动经费。前者主要用于支付联合国总部及各处分支机构的人工费用和活动经费，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7条，由各成员国按联合国大会制定的分配限额缴纳。负责行政和预算的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和会费委员会，每3年对各国会费负担比例进行一次核查和调整，提报大会审查决议。

从2000年的1%至今，中国的会费份额逐年攀升，已经翻了5倍多。

联合国除了经常性预算会费，还有维持和平行动预算，而维和行动的经费摊派虽然也以会费份额为初始基础，但却将所有成员国以“人均国民总收入平均数和其它因素”分成多达10个摊款等级，从加付、全额到折扣，根据不同标准分别予以摊派。其中以5个常任理事国组成的A级组任务最重，理由是“在关于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分摊和平与安全行动经费的问题上，应铭记这些国家对维持和平与安全负有特别责任。”

自然，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近年在维和经费的贡献同样也是急剧增长，其速度甚至远高于对经常性预算的贡献增长。2000年中国摊派的份额还只有0.999%，现在已经达到了6.46%，增长了5倍多。

出钱又出人

中国不但出钱还出人。现下有多达3079名中国军警人员，正在世界各地的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执行任务。这个规模不仅大于其它任何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甚至比其它四国维和人员的总计两倍还多。

更不用说中国派出的维和人员，无论是专业素质还是携带的装备都是当今维和行动中的佼佼者。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这在各大国中至今独一无二。

相较之下，联合国系统对中国的反哺则少得可怜。以2013年为例，联合国系统采购了总价值为16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但只从中国这个世界贸易大国采购了合计1.78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仅占总量的1.1%。

多收中国三五斗，不如多清几笔旧账

再让我们回到文章一开始提到的7.92%。虽然目前维和经费分配计划尚不详，但如果沿用上一期的经验和公式——维和经费摊分的计算基础与经常预算份额直接挂钩，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另外还有高比例的加付（上一期是29%）——中国需要承担的维和经费份额很可能将超过日本，直接上升为维和经费的第二大捐资国。

对此，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在发言中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在联合国经常预算比额方面把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做法，不会接受超出中国支付能力的计算方法。”

此番预计的中国会费份额大幅上升的核心争议，很可能是会费委员会取消或是削减了中国作为低收入国家，理应享有的宽减折扣。

其实，考虑到中国近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全球经济版图地位的大幅抬升，已是美国之外唯一突破10万亿美元级的国家，会费一定程度上的“水涨船高”也不难理解。

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就应该乐意接受缺少合理理由、或者带有歧视性的高摊派份额。根据联合国会费分摊的规则，成员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所有成员国总的人均国民收入就属于低收入国家，而无论是按IMF、世行还是联合国统计司的统计报告，中国的人均收入都还远低于世界平均线，仍然属于无可争议的低收入国家。

应有的权利，就应该毫不犹豫的坚持。再坦率地说，在联合国会费分摊标准上让步，本身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然而这却有可能造成中国提前“被脱离”低收入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不能不防微杜渐。

其实联合国要改善和加强财政状况，除了挖空心思开源之外，节流可能是更加实际有效的方法。联合国被拖欠的会费超过9.5亿美元，其中仅美国一家就拖欠了约8亿美元，超过了其一年的会费总额。

说起拖欠联合国会费，美国可谓经验丰富。为了向联合国施压，从上世纪开始它就没有缴清过会费，有一段时间甚至拖得联合国财政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由于《联合国宪章》第19条规定，拖欠会费超过前两年应缴纳数，即丧失大会投票权，于是美国一面声称由于国会阻挠，才导致无法缴清会费，一面又总能保持不超过两年累计失去投票权的这条红线。

在长期这种近于无赖的手段下，联合国不得不在预算分配上对美国做出很大让步。实际上，制订单一会员国会费上限就是为满足美国的要求而为它量身打造。

另外，多个会员国还拖欠着约26亿美元的维和经费未缴。欠款最多的是法国、美国和意大利，分别欠了约3.56亿、3.37亿和2.5亿美元。这些巨额欠款才是联合国财政上的最大溃疡，而这些欠款国其实大都是财力雄厚的发达国家。联合国会费委员会的格雷贝尔、巴希欧塔斯等诸位先生，最应该去“化缘”的，难道不应该是这些欠债不还的财主吗？

由于《联合国宪章》第19条规定，拖欠会费超过前两年应缴纳数，即丧失大会投票权，于是美国一面声称由于国会阻挠，才导致无法缴清会费，一面又总能保持不超过两年累计失去投票权的这条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