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斯宇

今 年春天，一个广告视频突然席卷网络。广告的主角是一个名为“黄金蛋”的生产管理员，他连连回答着关于优酷出品的一个新产品的问题。无论是他的长相、口音，还是自我介绍的方式、不标准的普通话中夹杂英文的说话习惯，以及让人防不胜防的哈哈大笑，都让人想起约半年前网络上走红的张全蛋。

去年10月，张全蛋以“富土康”质检员的身份出现在网络节目《暴走大事件》第三季的“流水线专题”中。凭借一口“销魂”的乡村英语和犀利的“吐槽”风格，张全蛋被网友称为“富土康质检小王子”。

网友把张全蛋的脱口秀风格称为“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如果说关于“富土康”的笑料尚有一丝现实打底，那么这个工人幽默的方式，则离现实更远。那个令人捧腹的张全蛋，虽然以工人的身份出现，却并非真正的流水线工人，而是由节目组的一名编剧扮演。

张全蛋的笑料

2015年5月1日是第126个国际劳动节。“五一”源自劳工为争取权利而开展的斗争，但那些本该传承下来的声音，在今天的网络上，却时常淹没在一片热闹中。

不论是黄金蛋的广告，还是张全蛋的脱口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无非是那些相似的元素：方言口音、夸张的笑容、走“国际范儿”不成而贻笑大方的英语……那些笑料当然无法为我们提供真实的流水线工人形象，多数人在捧腹之后也并不会深究他们的表演。

基本上，当我们觉得一个人好笑，总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低于我们存在的。历史上，不少批评家都把喜剧和“丑”这种元素联系在一起。比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可笑的东西，是并不招致痛苦和危害的某种丑怪的东西。”

张全蛋的搞笑特质，可能就属于“丑怪的东西”，但却很难说它是“不招致痛苦的”。他身上好笑的地方，很大一部分源于他表现出来的“无知”。这种“无知”，大概只有英语说得比他好、学历比他的高、工作比他的更体面的人才能读懂。

当电脑屏幕前的人把“无知”所引发的笑料投射到张全蛋的工人身份上时，现实中富士康工厂中的抗议仍不时发生。就在张全蛋“网络初秀”的两天前，重庆富士康工厂爆发了一次逾千人参与的罢工，他们抗议加班时间太长，打着“我们不做机器人，我们要吃饭养家”的标语。

很显然，张全蛋并不是他们的代言人。

19世纪，西方工人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是8小时工作制，而今中国的工人想要更多的工作时间和机会——历史倒也相似，工人们抵制富士康引入机器人带来的影响时，让人难免联想到西方早期工人运动中那些捣毁机器的“勒德分子”。

工人们在现实世界遭遇的苦涩现实，在那个逗乐的张全蛋身上被消解掉了。也许，张全蛋会像所有的网络文化产物一样，来去如风，很快被人遗忘。

在笑声过后，工人们发出的声音仍然显得微弱不堪。当然，他们也会成为新闻的主角，但他们自己对喜怒哀乐的表述，却几乎从不会爬上热门头条。毕竟，在新闻里，他们是被别人表述的。

苦难和猎奇

当工人跳楼的时候，他们会引来一阵风似的关注。大家感叹生命的脆弱、工作的艰辛，却难以理解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

历史是由掌握知识和话语权的人书写的。在自媒体上，我们甚少看到工人群体为自己而发声，尽管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事关他们权益的提案，但工人们总体是处在主流的边缘。

许立志的诗，“热传”过一阵，就在他跳楼之后。但这并没有改变打工文学的边缘化。各种网络词汇层出不穷，张全蛋标志性的笑声和说话方式也曾在网上热传，但那些打工者书写自己灵魂的文字，却长期被忽略——也許只有当它们和苦难联系起来时，会激起一些波澜。

苦难的工人形象总是出现在网络上的各个角落，这个时候，他们通常被笼统地称为农民工。每年春节前后，关于讨薪和发薪的新闻总是层出不穷，但每一年的事件又仿佛非常相似。悲剧是这些新闻书写的主要调性，当然，农民工领到薪水时的开怀笑颜，也不时进入我们的视觉范围。

他们有时成为讨论的话题。只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可以为之代言的人，参与平日里那些热门议题的讨论。他们的命运和故事，我们往往都是从媒体人和律师那里听来的。

苦难的面孔激起人们的怜悯，而这些面孔背后的娱乐、休闲方式，则激起人们的好奇。2013年，一篇名为《富士康的夜生活》的特稿曾在网络广泛传播。故事从一家廉价的“迪吧”说起，从几个方面描述了富士康工人们的夜生活。

对于公众，这倒是一个看待他们的新颖角度——传播中，一些“厂妹”们兼职从事色情行业的现象最引人关注，在多家媒体的转载中，甚至成为标题的唯一内容。但不同的打工妹们究竟有怎样的喜怒哀乐，却是难以得知的。

与新闻特稿相比，诗歌在这个时代是更加边缘的言说。在《女工记》中，诗人郑小琼记录了一个个女工个体在流水线上艰难而努力的生活与奋斗。这些饱满而立体的女工形象，却是通常的网络文化中难以见到的。

“一些从来没有在工厂生活过的朋友羡慕女工们的生活……可能因为视角不同，会造成很大的差异性，在这些旁观者看来，工友们是一个劳动者的群体，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女工常常会忽视个体的真实的感受。”在一次访谈中，郑小琼曾表达过对个体的关切。

个体确实是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曾经的打工者从流水线上深切体会到的诗意，在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面前，也显得隔阂重重。郑小琼，这个在媒体看来已是最能代表“打工文学”的人之一，在微博上的粉丝数也不过几千人。

心灵鸡汤般的农民工段子

网上曾流传过一个关于农民工的“正能量”故事，标题里写着“转发超过十万”。

故事的大意是说：一个农民工在火车上遇列车员查票，但他出示的是儿童票。面对列车员的质问，农民工说自己是残疾人，所以买了与残疾人票价一样的儿童票。他没有残疾证，为证明自己没撒谎，他还脱掉鞋将半个脚掌给大家看。但是，列车员和闻讯赶来的列车长坚持要他出示残疾证，否则就得补票。农民工很难堪，因为就连买儿童票的钱还是工友凑的。这时，车厢内一位长者站出来帮他解围，质问列车长有没有“男人证”，再质问女列车员有没有“女人证”。对方语塞，车厢内掌声一片。

很显然，这个漏洞百出、且细节不清的故事，很可能只是一个凭空捏造的段子。这个段子有着所谓“心灵鸡汤文”的特点，充斥着刻板印象和偏见——比如，农民工的质朴和贫穷，长者的智慧和打抱不平，以及铁路系统的傲慢和死板。

如此“关爱”也是一种矮化，但对其反驳的声音，却是微弱的。一个面目模糊的农名工形象满足了大多数人对农民工群体的想象：穷，笨拙，老实——一种居高临下视角下的想象。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未曾像郑小琼那样去了解劳工们的真实生活。

与这个段子相类似的还有许多，都围绕着农民工经受的不公、难堪、苦难，以及他们身上的朴实善良等等。但这些段子，却离农民工真正需要的关爱有些远，无非是衬托着段子手的道德优越感。

当然，在关于农民工的段子里，还有一类，则是在显示农民工的“智慧”，比如：某国际大企业引进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经常有空盒流过。厂长请一个博士后花了200多万设计出了自动分检系统。中国一乡镇企业遇到了同样问题，农民工花90元买了一个大电扇放在生产线旁，有空盒经过便被吹走。末了，这条带着“成功学”意味的段子还加了一条“启示”：学历不代表能力；知识不一定能转化为生产力。

很显然，这条段子也是为了传播某种“正能量”，但这种“正能量”传得多了，却一步步加深我们对某些群体的误解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