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每次讲话都要有新意、能出彩，我只好苦思冥想。一篇讲话不改个七八回，过不了关。改的次数多了，领导不满。比这更悲催的是，现在领导讲话又喜欢现场发挥，辛苦准备好的稿子就被弃之一边。

谁说我是笔杆子，跟谁急！

文_阿舟

单 位主要领导更换，在交接见面会上，老领导向新来的一把手介绍单位中干，“这是某某科科长，组织能力很突出”，“这是某某室主任，考虑事情很细致”……被点到名字的同志都赶紧站起来，点头微笑。

轮到我了，老领导抬手一指，语气加大了几分：“这是单位最硬的笔杆子，文字水平特别棒，在全市也是排得上号的！”

此言一出，新领导眼前一亮，冲我重重点了点头。我努力挤出一个笑脸，却比哭还难看。

换在前些年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像吃了蜂蜜一样甜。但现在再被人夸“笔杆子硬”，我直想冲上去捂住他的嘴巴，让他收回刚才的话，再回头对所有人赶紧表明：“对不起，他瞎说的，我根本不会写材料！”

“哦，写材料的啊！”

我想不到，当初工作之余的几篇随笔发表在县内小报上，竟会被某县直部门的领导留意到，找到我的单位要人。

从偏远的山区乡镇调到县城，许多人梦寐以求，我也不能免俗，在乡里同事羡慕的眼光中，乐颠颠地去新单位报到。一头扎进材料堆里，绞尽脑汁，以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不知不觉，写材料已经十多年了，当初的意气风发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淡淡的失落。原来在乡里的那些同事们，提拔的提拔，调动的调动，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个个小日子都混得风生水起。而我还是成天钻在这小小的斗室中，对着一堆乱七八糟的纸片和一台电脑发呆。

我所在的单位是县里一个不错的部门，成天来办事的人很多，单位的同事下乡去或者到别的地方办事，人们都会高看一眼。但一个饭局上，有人介绍我是单位的笔杆子，饭局主人马上接了句：“哦，写材料的啊！”之后再没对我说过一句话。

这些还可以理解。让我受不了的，是让人抓狂的材料，和无休止的熬夜。前几年各种会议繁多，领导的讲话也多。领导每次讲话都要有新意、有观点、有吸引人的东西，我只好苦思冥想，尽力满足。一篇讲话不改个七八回，过不了关。改的次数多了，领导不满。比这更悲催的是，现在领导讲话又喜欢现场发挥，辛苦准备好的稿子就被弃之一边。

汇报材料更搞地我头痛。上级领导一调研就要听汇报，下面就要准备好几天。工作干得好不好先放在一旁，汇报材料写不好，让领导在上级面前露不了脸，领导肯定不高兴。有时按实际工作看，几百个字就能说完。但越是这种场合，越要汇报出亮点，就需要我在汇报材料里“注水”、“粉刷”，把没布置下去的任务说成“成绩显著”，把平平淡淡的工作吹得“天花乱坠”，再弄个“三强”、“四措”、“五突出”、“六深入”，便一切都好了。

材料写好了，领导见面时会夸我几句，单位的大小会议上也会表扬。一些内部的评奖，也会时不时地落到我的头上。但到后来，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变得麻木了。

“你不喝酒，怎么得的胃炎？”

有时我也曾抱怨，同期进入单位的几位同事，现在境遇都比我超了几个身位，我却还是原地踏步。要非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头发少了，脑门秃了，颈椎坏了，身体垮了。上次单位体检，还查出了萎缩性胃炎。有同事问：“你又不喝酒，怎么会得胃炎？”我只有苦笑，心里说：“你连续几天几夜吃方便面，加班到凌晨三四点，也会得这病！”

我也曾经找过领导，想换个别的业务科室，或者有机会交流一下。领导听了，微笑沉吟，半晌之后说道：“你还年轻，别着急，再说，单位现在也离不开你，你走了，谁来搞材料？”

上一次去找领导，大概是去年，领导看了看我光亮的脑门，终于没再说“你还年轻”，只是叹了口气：“搞材料不是挺好嘛，清静，安稳。下次有机会给你解决个级别，但材料还不能放。你也要抓緊培养，带几个过硬的人出来！”

话这么说，科室里就我一个人，我拿什么培养？这年头，新进单位的年轻人，一个比一个精明，都愿意干那种在领导面前露脸的工作，遇上材料任务，躲之唯恐不及，谁会愿意干这个呢？今年倒新分进来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人挺实在，文笔功底也不错。我本来想找领导，把他要到我的科室，但想想自己的遭遇，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

论道 观点

在与多名机关公务员接触中，编者感到文中反映的并非个例。在一些人员流动少的单位，被戏称为“专业技术人员”的笔杆子“从一而终”更是比较普遍。相比业务科室管理人员，他们整日闷在文山会海中，对上对下接触有限，的确有自己的困惑。

专家表示，笔杆子们首先要立足本职，爱岗敬业，踏实认真做好机关文字工作。同时不妨利用调研等机会，展现自己在多方面的长处，获得领导认可。另一方面，要将轮岗、交流等政策要落到实处，更科学地选拔和锻炼人才，发挥出每位公务员的才能。随着如今繁文缛节的减少，群众路线重被提倡，被“减负”的笔杆子们迎来了新的机遇。

当 前，地方官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各种矛盾聚集的焦点。他们的形象是多重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在国家眼中，他们可以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也可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分子，甚至是破坏党群关系的腐败分子。在当地公众眼中，他们或者是自己身边熟悉的，光耀门庭的亲戚朋友，也可能是用公共资源为己利益的贪官。在自我的评价中，地方官员可以是收入稳定、办事容易、幸福感很高的群体，也可以是职业风险高、“五加二、白加黑”地拼命工作却面临晋升“玻璃天花板”困境的群体，更可以是爱好丰富、风格独特的个性官员。

地方官员形象的多重性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的两个因素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地方官员内部的分化。目前的地方官员队伍既不是“革命干部”，也不是1980年后的“四化”干部，而是来源更为多样、利益差异明显的多元群体。来源多样体现为受教育程度、个人经历、家庭条件等不同，利益差异集中体现为收入、观念和能力方面，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城乡、区域、部门差别及个人情况差别（比如家庭条件、社会关系、如何行权等）。

随着官员的内部出现差别分化，除了可以用传统的“贪官—清官”标准来区分官员外，还有了其他更多的标准。如“能干与平庸”、“唯上与务实”、“改革与保守”、“会干事的与会做官的”，以及不同“类别”（比如“转业军人”、“教授学者”等）。

官员大多具有多重身份，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和具体事件中，理性地展现和使用相应身份，甚至会出现身份的冲突。但当自己所处的群体利益受损的时候，他们也会选择最低限度的共同身份，以形成群体内部的战略性联合。

第二个因素是国家—地方—社会三元关系的复杂化。复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家的职能是通过许多部门体现出来的，形成了明确的“条条”关系；其次，地方是多层级的，而且对地方官员的管理采取的是“下管一级”的方式，形成了明确的“块块”；第三，地方社会的多元化和自主性增强，地方与外部社会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互动关系。

正是以上这些因素，造成了官员形象的多重性和可变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地方官员在当代中国治理中具有能动作用，他们的努力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的绩效。（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