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周其仁

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问题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经济体制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革的难度也会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第二个层面’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很盛行：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也就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律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摘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