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丁



广西学生军在梧州的活动

石丁

1939年冬，广西学生军在梧州南环路进行抗战宣传。（资料图片）

抗日战争期间成立的广西学生军，由于共产党员在里面起领导作用，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广大爱国青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对推动广西的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当时学生军有5 0 0 0人，分为三个团，每团又分三大队十二中队，遍布广西全省。1939年4月，到梧州工作的是二团一大队一中队140人，女生队一班16人。1939年10月间，学生军三个团合并为两个团，原在广东怀集、信都工作的第一团第十一中队开到梧州，归入一中队建制，在梧的学生军人数增加。到梧州工作的学生军，曾先后分驻在二中后座及一中五舍，中队部设在南环路杏花楼旧址（今邮电局处）。

从“向梧州告别”到重返梧州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梧州面临成为抗敌前线的情势。日寇的侵略矛头指向邕、柳、桂的西南国际交通线，以断我外援，广西全省告急。桂系头子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企图保存实力，保持广西地盘，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发出布告，大量招收青年和在校学生参加学生军。

当时，敌机对梧州疯狂轰炸，梧州市区大部分被毁，当时我就读的梧州高中校舍也被炸毁。1938年下半年，梧高迁到藤县太平圩上课。那时候，在校的进步同学如丘文惠、吴家宜、黄廷机、袁承洋、张希和等（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号召我们报名投考学生军，一时之间，学生中掀起报名高潮。全校300多名学生，报名的超过200人。我所在的十四班，全班42人，仅有4人没有报名。

是到梧州还是到藤县去报考？这在报名的同学中成了争议的话题。最终，党支部用“向梧州告别”作为行动口号，号召同学们到梧州报考，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响应。

1938年10月底放榜后，被录取的同学一起集队步行至荔浦编队集训。1938年12月，我们又步行到桂林集中训练了一个月。当时日机天天轰炸桂林，向广西边疆及沿海地区进逼，形势紧张。学生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由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兼）于1939年2月搬至贵县南山，命令“学生军各团即刻出发到指定地点（一团集中平乐，二团到桂平，三团到宾阳），集中训练一个月后即全面铺开工作”。梧州来的学生，大多数编在二团一大队一中队，在桂平的浔旺圩集训一个月，主要是学习如何宣传、组织群众参加救亡运动。结束后，同学们即分散到桂东南各县。

1939年4月，学生军二团一大队一中队暨女生队的一个班到了梧州。相隔五个多月，我们又重新回到“告别了”的梧州山城，巍巍的白云山、秀丽的鸳鸯江，以及亲友故旧的笑脸，使我们感到更为亲切。而敌人疯狂轰炸后留下的残垣断壁，以及市面的萧条，使我们无比愤恨。我们决心要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掀起一个抗日救国的高潮，来回击敌人的侵略。

江防司令部送来水牛表示慰问

那时候交通不便，往来船舶少，我们从桂平浔旺出发，步行经木乐入平南到大安，再到藤县，在藤县搭船下梧州，沿途都进行宣传活动。

我们到达梧州那一天，大街小巷贴满了“欢迎广西学生军”的标语，街道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各界群众代表集合在大南码头热烈欢迎我们。群众还舞起醒狮，烧起鞭炮，像过节一样高兴。

我们穿着整洁的军装，背着步枪、弹药、背包，腰际还扣着两颗意式手榴弹，唱着雄壮的抗日歌曲，高呼着抗日口号，踏着整齐的步伐通过欢迎的“人墙”。群众扶老携幼，频频向我们鼓掌、招手致意。

欢迎的“人墙”一直延伸到我们的驻地——南环路杏花楼旧址（即今南环路邮政局营业厅所在地），同学们卸了武器、背包，热情的群众还舍不得离开。他们向我们问寒问暖，有些人向我们打探抗战形势，孩子们扯着女兵的衣衫要教唱歌……驻地门前像圩市一样热闹，有些同学见群众这样多，情不自禁地拿起一张板凳，站在马路旁边，向群众演讲起来。

这时候，江防司令部派人牵来一头大水牛，说是给我们的慰问品，这更引来了路人的围观。司令部的代表称，他们的官兵是从江苏江阴要塞炮台撤退下来到梧州防守的，看到学生军的抗日救国行动，他们表示敬佩。打倒日寇，救亡图存，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愿大家共同携起手来，并肩作战。现特送上水牛一头，聊表慰问之意。我们的中队长卓勋，代表全队致了答谢辞。后来，队部把水牛送到屠宰场宰了，大家围在驻地骑楼下聚餐。

梧州各界人士的热情，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都暗下决心，决不辜负梧州父老乡亲们的热望。

抗日救国剧团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资料图片）

“放下你的鞭子！”

第二天一早，队部召开了班长和骨干会议，部署今后的工作，丘文惠、梁敏之（治光）、郭识严、张攀桂和女生队的崔震金（灿然），都在会上积极发言（以后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很快就订出具体的工作方案，我们在梧州的工作全面铺开了。

一中队上尉中队长卓勋，福建人，曾参加过李济深、蔡廷锴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逃奔广西，桂系为了反蒋收容了他，将其安置到学生军中来，他对抗日建国十大纲领能够接受，对我们要求民主也表示同情。中队政治指导员陈情是从中学教师调来的，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此外，一分队队长是军校毕业生，工作积极，思想较进步；二分队队长是三青团员，是二团团长肖光保（特务）的人；三分队队长行伍出身，为人正直。从这些人事安排上看，反动势力在一中队领导层中处于劣势。而学生军大部分来自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思想觉悟高，加上共产党员正确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团结了大多数人在党的周围，这给一中队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几天来，梧州大街小巷的空墙上写满了抗日标语，画上了抗战漫画，张贴了壁报。这古老的山城，正以战斗的姿态，迎接祖国的黎明。

在主要的街道上，市民群众经常围拢来听我们演讲、唱歌，看我们演街头剧、活报剧。好些同学都是第一次登台，但都能讲得动听，演得动人，观众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

有一天，南环路南华酒店（今大东酒家）门前，人头涌涌。这时，门前来了卖艺的一老一少。一阵锣鼓响后，马上围拢了一大圈观众。老头表演了刀剑武术，接着，轮到少女演唱，她唱了《凤阳花鼓》和一些东北小调，又唱了《流亡三部曲》，唱到悲惨处泣不成声。老头见状，怒冲冲地举起鞭子抽打她。这一情景激怒了旁边的观众，大伙一拥而上将老头团团围住，并把那鞭子抢了过去，大骂老头不该虐待小姑娘，有些人还要用拳头揍他。待扮演观众的演员上场制止和说明，大家才知道这是学生军在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这是一次献金义演，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博得观众们的喝彩，观众们纷纷解囊捐献。

此外，我们经常到街头演唱《铁蹄下的歌女》、《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等歌曲，唤起人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激情。我们还演唱过不少粤曲选段，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学生军在梧州的日子里，经常以街头剧、活报剧、滑稽戏或哑剧的形式，在市区和各乡镇巡回演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我们曾多次在北山上的中山纪念堂演出戏剧，演过的剧本有《凤凰城》、《八百壮土》、《群魔乱舞》、《雷雨》、《台儿庄之战》等。我们在中山纪念堂演出时场场爆满，有些人来晚了没有座位就站着看演出。

有一次，我们演出话剧后，西江航政局海员训练班的负责人向我们中队部提出：海员深为演员们精湛的演技所打动，希望能派出演员代表到班上与大家见面，并作讲演。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观众对我们的支持。

观众为什么那样爱好话剧呢？当时的梧州文娱活动很贫乏，虽有几间剧场、电影院，但上演的节目大多荒诞黄色、庸俗低级。有识之士固然不屑一顾，就是一般群众也不喜欢。因而，中山纪念堂的演出，让他们仿佛看到了沙漠中的“绿洲”，大开眼界，不仅得到了艺术上的享受，也帮助自己端正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

当时，学生军除了单独演出，也联合“救国话剧社”、“天主教军人服务队抗日宣传队”（里面有些进步青年）等团体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老婆婆为抗战捐出“棺材本”

在抗战中，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号，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梧州的学生军曾多次参加全市性的献金、义卖活动。

在主要街道，如南环路、五坊路，我们都搭过献金台，通过宣传劝导过往行人献金。一些群众看见是学生军主持的活动，都纷纷上台捐献，捐献者有大腹便便的商贾，有小贩和力夫，也有妇女和儿童。有一次，一个小孩扶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婆婆上台捐献，老婆婆用干枯的双手，巍颤颤地将多年储存的“棺材本”十多枚银元，小心地从一层一层的破布中拿出来，逐一投下献金箱。老婆婆那刻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我们未能将这珍贵的镜头拍摄下来。

我们参加规模最大的一次献金活动是游行献金活动，有梧州各界人士参加，学生军走在前头，8个人拿一幅4米宽的大国旗，以备群众将钱投到里面去。队伍沿着市区各主要马路前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昂，两旁围观的人纷纷把铜元、银元、钞票投落旗面。队伍走到南华酒店门前，献金活动达到最高潮，不但路旁的行人争相捐献，就是在楼上看热闹的男女老少也纷纷地把钞票、金银、首饰、手表等投落旗面。“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的歌声响彻了街头巷尾。

由中小学生组织的义卖小旗、小花活动，学生军也积极参加。我们3人或5人一个小组，深入到各街道、店铺、机关去义卖。对于这些义卖活动，不少市民也乐意慷慨解囊，一枝小旗，卖出三几十元很平常；有个女同学，一朵小花竟卖了500元！由此可见，梧州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

此外，我们还派出7个同学参加梧州市各界前线慰劳团，到灵山、钦州、宾阳、昆仑关等地慰劳前方抗日将士。

平均每人收到三面锦旗

解放后，我曾保存了几张学生军时代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在南环路驻地门前拍的，右边掌旗的是吴梗楠，站着的是刘连元，左边站着的是梁希尼，他们英姿勃勃，锦旗上缀着“胜利第一”四个大字，代表着当时人民渴望抗日胜利的意愿。

抗战时期，梧州各群众团体、工厂学校、机关单位，乃至个人，都纷纷赠送锦旗给学生军，以作鼓励，我们统计过有三百多面，平均每人收到三面旗。旗面上除了“胜利第一”，还有“抗日先锋”、“中流砥柱”、“奋勇向前”、“团结战斗”等鼓励的字眼。来自四面八方的锦旗，反映了当时人民同仇敌忾的精神面貌。

接受赠旗时，我们都举行隆重的授、接旗仪式，同学们从中受到了很好的鼓励和教育。

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停留在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上，也没有满足于接受各界人民的献旗，我们每周都在班内部开生活检讨会，过民主生活，及时发现和改正存在的问题，把工作做得更扎实一点。我们努力学习，读《解放》、《群众》杂志，读《论持久战》、《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社会进化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籍，以充实自己，用革命的理论指导行动。

通过学习，我们对抗日战争的形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知道，在不断高涨的抗日浪潮中，潜伏着一股投降、倒退的政治逆流，这需要在群众中及时揭穿它。我们加大了共产党关于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在街上及时张贴出“打得长，打得久，打到日本鬼子没路走！”“抗战到底，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妥协！”这些标语。

后来，队部会议决定，在南环路一间闲置的商铺开设“抗日问题讲座”，每周举办一次。

为了吸引群众来听讲，中队政治指导员陈情建议把讲座现场布置得醒目一些，讲题也要定得新颖一些。于是，大家对讲堂进行了布置，室内适当张贴一些宣传标语，门口挂着一对大红灯笼，让群众老远就看到讲座的地点。

我记得第一次讲座的题目是《汪精卫的肉卖多少钱一斤了》，这标题很新颖，我们除了在讲堂门口张贴海报，还做了几份海报张贴到街上去。果然，那天晚上来了不少听众，椅子坐得满满的。那时，还没有麦克风，讲演的人要尽量把嗓音提高，才能使全室的人听到。这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我。我从“汪精卫面皮厚，胡须一尺九寸长”这一丑化的形象开始讲，讲出汪精卫是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汉奸，指出汪精卫是我国当前投降倒退的政治逆流的总根子。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他们逃脱不了覆灭的可耻下场。我的演讲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广西学生军在梧州乡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资料图片）

以后，我们还多次举行了这样的讲座，主讲人有陈情、李宣文、薛剑文、麦嘉、麦正球等，他们定的讲题也很新颖吸引人。

组建“儿童救亡工作团”

我们每天的活动丰富而充实，我们的驻地像块大磁石，吸引着一群孩子们，他们很快就和我们混熟了，之后，整天扯着同学们的衣角要教歌、讲故事、讲时事……

抗战期间，多地儿童通过有效的组织，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在火线探消息、送子弹、送茶饭，在战地救护、捉汉奸，在后方募捐、宣传……这些事给了我们很大启发，能否把梧州儿童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力量，进一步做好抗日救亡工作？我们决定组织一个“儿童救亡工作团”。

儿童救亡工作团的团部设在现中山路小学内，团员共1.6万多人（包括苍梧60多个乡镇的儿童）。为求指挥灵活，我们让当时的苍梧县县长严海峰担任团长，副团长是学生军的卢才甫，分团长则由各乡、镇长担任。儿童救亡工作团成立这天，各分团都派了代表来参加。成立会是在热烈的气氛中举行的，地点在大较场，参加人数有2000多人。

我们在团部开设了一个“儿童干部训练班”，分3班共培训了200多个儿童干部。学生军派了卢才甫、梁荣昌、曾屏、潘瓒琪、邓荣朗、欧伟才、何以、朱保金、刘连元和我一共10人负责训练工作，训练主要内容是提高儿童对抗战的认识和增进其工作能力，辅以传授自然科学等基础知识，并提出“学习自动、生活自治、纪律自觉”三大原则，他们都能严格遵守，学习取得了很大进步。

儿童团成立以后，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梧州经常被轰炸，一响警报，北山防空洞周围就聚集不少避难群众。我们抓紧时间和儿童团员一起，开展相应的宣传工作。平常，我们请梧州护士学校的教师为儿童团员讲授救护知识，并组织他们参加专业的救火、救护演习。“七·二六”那天日机轰炸后，我们随即组织儿童团员去参加救护和慰问受难同胞，并开展募捐和宣传。此外，在我们的组织下，儿童团员也参加了“八·一三”淞护抗战的宣传，针对“九·一八”事件的火炬游行。平日，儿童团员则经常代征兵家属写信，慰劳前方归来的受伤战士，在街头唱抗日歌曲，出版抗日壁报、油印报，写抗日标语……儿童团员做的这些工作，都给梧州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团内，我们又选拔了20多名男女团员，组织他们沿大河到戎圩、大坡山、冠北、长洲一带，再沿抚河到宦家湾及夏郢一带，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后来，又沿大河两岸到藤县、蒙江、武林、大安等地进行宣传。在濛江演出时，儿童团员们还合力捉到了一名汉奸，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

经过培养与锻炼，后来，五个团员被介绍参加了广州儿童剧团，两名团员参加了学生军。在学生军中，他们的表现都很好。

别开生面的水上游行

梧州，在广西东部，三江总汇，素有“水上门户”之称。当时，全市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住在河边小艇上。这些人大部分以捕鱼为生，也有的上岸做散工，要对这一部分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需要我们花更多的心思。

平时，我们也到江上做宣传工作，但由于这些水上人家流动性大，把握他们的活动规律不易，又因为他们生活穷困，常受一些岸上人的歧视，因此对我们派去的同学也不愿多接触，我们难以有效地开展宣传工作。在市区，我们曾发动和组织过大规模的火炬游行、化妆表演游行、提灯游行等，这些活动都搞得很热烈，但水上居民却很少参加。

于是，我们决定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水上游行。

经过10多天的动员、组织，我们发动了大大小小的轮船、花尾渡、板艇共300余艘参加。轮船、花尾渡的船员、工人很热心地支持我们搞水上游行，而住家小艇则要逐户逐船去访问动员。同学们的深入工作，最终感动了这些水上人家，他们都表示愿意参加活动。游行举办那一天，所有船只都插上彩旗，大船上更是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整个河面，顿时沸腾起来了。

游行开始，参加的船只从抚河的三棵树（现桂江造船厂所在地）出发，浩浩荡荡地沿西江直奔关底（现大东下路对出河面）。同学们分批在各轮船、板艇上高唱抗战歌曲，高呼抗战口号，一时间，江面上汽笛齐鸣、鞭炮声声。岸边也是人山人海，人们纷纷鼓掌欢呼响应，一时抗日救国的气氛弥漫了整个山城。

广西学生军女子先遣队队员合影。（资料图片）

对内部敌特的斗争

全中队在梧州集中工作了两个月以后，除二分队继续留梧州外，三分队到戎圩，一分队到夏郢，分别按照农村乡镇的特点，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戎圩分队的工作点包括新地、长洲、华里、河步、大坡、广平，夏郢分队的工作点包括东安石桥、山心，乃至广东封川与广西交界处。同学们不辞劳苦，攀山越岭，长途跋涉，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正当同学们在外艰苦奋战时，学生军内部却出现了斗争，三分队分队长朴万庆要枪杀班长江滨。

事情是特务分子江滨挑起来的。原来，江滨给二团团长肖光保写了一封告密信，说分队长给斯派（指共产党）包围，听从斯派的话，不支持他，使他的（特务）工作不能开展。这是一封诬告信，这件事被张攀桂（共产党员）发现，报告给朴万庆。朴万庆火了，想枪杀江滨，但同学们在张攀桂的带领下，阻止了这一枪杀事件的发生。

张攀桂一面派人通知中队部，一面陪着朴万庆，队部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处理此事。会议由中队长卓勋主持，中队指导员陈情，二分队许分队长和生活委员会主任丘文惠参加。

丘文惠考虑到，许分队长与江滨都是三青团员，都是肖光保安插在一中队的两颗钉子，但不知他们之间是否有密切联系。为了试探一下，在队部的讨论会上，丘文惠首先提出把二、三分队的队长调换一下，即遭到许分队长的反对，这说明许分队长与江滨还没有发生密切联系。

为了试探陈情的态度，丘文惠又提出，既然问题扯到斯派，这是个政治问题，应由政治指导员去处理。陈情说：“不管提到什么派别，我们可以不作处理，但闹不团结，影响工作，就不得不作处理。既然是团结问题，由生活委员会处理最为合适。”

丘文惠正中下怀：既然队部授权，就可以充分发动群众，把江滨这一钉子拔掉。

丘文惠去戎圩前，与大队指导员黄汉杰（共产党员）交换了意见，得到他的帮助。到了戎圩，丘文惠一面做好朴万庆的思想工作，使他放弃了枪杀江滨的念头；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列举江滨十大罪状。后来，由朴万庆带头签名，全分队同学也一一签名，把江滨开除，处理结果立即报中队部，转一大队部批准，再报团部备案。等到肖光保知道这件事之后，江滨已被开除出学生军队伍了，木已成舟，他也无可奈何了。

一中队取得了这次反特斗争胜利之后，工作开展得更顺利了，并推动了其他各队清除内部的特务分子。

办报办刊扩丈宣传面

学生军到了梧州以后，经常出版壁报，以宣传抗日。我们的壁报办得很有特色，注意形式多样、内容翔实。有一次，我们出版了一期巨型壁报，以孙中山立在碑石上作主体。每块碑上写壁报内容，背景则是林立在炮火中的工厂，显示出要在炮火中建设新中国的主题。这期壁报张贴在南环路口，张贴时我们还派出一帮同学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然后隆重贴出，壁报吸引着无数观众。壁报内容除了宣传抗日外，也适时地揭露地方黑暗及存在问题，指出克服的办法。

但是，壁报贴在街上，不能传阅，雨淋日晒，很快就字迹模糊，宣传效果难免受限制，我们想到办报纸或刊物。

其时，中队部原有一个内部刊物《大众报》，是梁敏之和我编辑油印的，但这刊物一般不对外发行，只作为宣传资料提供给同学们参考。后来，梁敏之调离了梧州，《大众报》虽继续出版，但队内同学建议办些对外发行的报刊，以扩大宣传面。经过队部决定，一番筹备之后，《西江小报》和《好好睇》（期刊）就先后诞生了。

《西江小报》是四开小报，油印，每周出版两期，由我编辑，每期发行千余份。报纸内容着重分析抗战形势，针对当时反动政治逆流予以揭露批判，也刊登一些文艺作品。《好好睇》是三十二开本刊物，铅印，由我和薛剑文编辑，是本通俗读物，每期印二千本，共出版过四期，由生活书店梧州分店发行。

当时，梧州仅有官办的《民国日报》以及广州迁来的《中山日报》，这两份报纸刊登的都是官样文章，死气沉沉，且假话连篇，因此读者寥寥。我们的报刊一出版，立刻吸引了一部分读者购阅，对宣传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动员歌妓参加抗日救亡行动

梧州是一个通商口岸，商贾云集，旧社会城市的毒瘤——吹、嫖、赌、饮也应时而生。梧州妓馆有一个特点，都是开设在抚河上的，从九坊路至四坊路口一带河面，有无数“花艇”停泊，入夜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妓女们强作欢颜，卖唱卖笑，供客嫖宿。

抗日战争需要我们发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妓女们长期接触权贵、商贾、军官和三流九教，心态很难揣摸，且所处的环境复杂，要对她们开展宣传工作比较困难。

女生队的崔震金和两个女同学，决定先摸摸情况。她们见到了百姓称之为“龟公”的妓女头目，告之战事当前，要对歌女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这“龟公”十分滑头，表面上满口答应，但又推说没有空，说每天的营业时间都安排满了。

同学们第一次去，没有达成协议。后来，队部决定派我们四个男同学陪崔震金去做工作。“龟公”见到我们，照样还是嬉皮笑脸，推三阻四，但我们明确表示：“就是停止营业也要训练！”“龟公”见我们态度强硬，且携带着武器，勉强答应。

每天下午三时至五时为召集时间，集合地点就在中国酒楼花厅。冷静（艺名）被歌女们推选为队长，她年龄比其她歌女大，约三十多岁，为人通情达理，愿意支持我们的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曾在南宁高中读书，因生活所迫沦落为妓。我们有个叫熊珊的女同学，讲话带着南宁口音。冷静觉得“他乡遇故知”，对熊珊无话不谈，我们的意图，也通过这层关系得到了贯彻。

开始时，我们主要跟她们讲抗战形势，教唱抗战歌曲，除上课外，也个别谈心。由于她们文化程度不一，我们的工作只停留在一般宣传上。后来，我们和她们订了一些守则，如发现汉奸嫌疑的要报告，不准白天涂脂粉等，作为她们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她们对抗战有所认识，提高了觉悟。唱到《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词“谁不知国家将亡，为什么被人当作商女”时，她们不禁悲愤落泪。渐渐地，她们开始参加一些抗日救亡行动。有一次，冷静带领一些歌女到献金台献金、献银、献现钞，还为群众义演献金。一天，冷静来队部报告，说发现有人走私一批鸦片烟，要我们派人去缉捕。男同学马上取了枪支，约了民团指挥部几个武装人员一起行动，结果在船上把那批鸦片烟缉获了。

宗教界被动员起来了

一般来说，出家人认为“四大皆空”，对于这个特殊的群体，能不能把他们动员起来为抗战尽一分力，这是大家热烈争辩的问题。

珠投岭上的西竺园，是梧州市仅有的一座佛寺，内有僧二人尼四人，僧尼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善男信女经常到园内求签拜佛，寺庙香火颇为鼎盛。

崔震金、邓秀琼、钟秀群等人上了西竺园，访问了女佛教徒，向她们指出，国破家亡，清静的寺院也难保清静。对此，女佛教徒深以为然。有一位女佛教徒在西竺园的佛教徒中较有威望，同学们到她家联系，得到了她的支持，于是，同学们得以在西竺园里讲解时事。后来，女佛教徒在西竺园内走廊设立“抗日阵亡烈士灵位”，每天念经祈祷，每月初八、初十，也邀请我们去参加活动，并共同向抗日阵亡烈士奠酒致哀。后来，经过宣传，许多女教徒虔诚地走上献金台，为抗战献金。

与此同时，我们与位于富民坊的富民佛堂联系，进行抗战宣传。他们的信众也有一百多人，多是家庭主妇。经我们多次宣传后，她们大量捐款和捐献衣物、浴巾等慰劳品。

大中路的浸信会，大东路的宣道会，河西西医院的循道会，它们都是基督教徒做礼拜的地方，而维新街的天主教堂则是天主教徒的集聚点，我们也深入其中，与教友联系，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后来，他们都自愿捐赠了大量现款和药品，支援抗战前线。

逐户上门动员妇女参加识字班

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感到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群众文化知识十分贫乏，有不少就是文盲。一般的书报、传单他们看不懂，浅显的道理也要反复用实例来说明，他们才能明白。为此，我们决心办一些成人识字班、读书班以及读报小组等，推动他们学习文化知识。

在梧州，妇女成人识字班办得较为出色。

最初，驻梧的女同学住在梧州女中，当时，女中的学生已疏散，教室空着，正好用来办识字班。每天晚上，女同学们分散到各家各户找妇女谈心，有时还给她们解决一些家庭纠纷，慢慢地，双方建立了感情，女同学还和一些妇女结拜成了干姐妹。但也有少数妇女抱着勉强应付，甚至不理睬的态度，女同学不顾她们的态度如何，都是一样诚恳地跟她们攀谈，动员她们参加识字班。

在女中成立第一个班后，女同学又转移驻地到苍中，经过逐家逐户的访问谈心，又成立了第二个班。接着，她们转移驻地到三角嘴，着重做火柴厂女工的工作。为了动员这些女工参加夜校，女同学白天到火柴厂跟她们一起做工，边做工边谈心。有的工头不满意学生军入厂，女同学就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甚至以军队的名义劝说他们，使他们不敢再反对。这样，在文澜路小学内，女同学成立了一个以工人为主的夜班。以后，学生军所到过的乡镇都成立妇女识字班，就算仅有十个八个妇女参加，同样留下同学主持。

最有特色的是长洲正湖村的妇女班，分初级班（识字班）和高级班（相当于高小一年级），妇女们除了学习文化，还进行军事训练，曾多次举行半夜袭击敌营的演习，妇女们参加的热情很高，这两个班被学生军女中队部作为模范向其他女生工作组推介。

1939年底，“桂南事件”发生，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南宁，广西形势危急。1940年4月，学生军奉命集中贵县，转到隆安的夏颜圩进行整编，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到敌人后方（今上思、宁明、凭祥一带）去开辟抗日根据地。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含泪告别了梧州的父老乡亲，踏上新的征程。

（本文写于1983年11月25日，写作时参考了丘冰同志的《忆四到苍梧》、崔灿然同志的《梧州妇运一年》等文章，并得到陈情、曾石泉、吴梗楠等同志帮助校阅、订正、补充。）

学生游行经过梧州主要街道。（梧州市档案局提供）

责任编辑：傅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