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林



死作桂林雄鬼――记为国捐躯的岑溪籍将军陈济桓

陈浩林

陈济桓生于1891年农历初四，其幼时叫玉承，进入蒙馆读书时，先生给他起了一个书名昆山（此书名也成了他的号），从军后，他自己改名为陈济桓。

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

陈济桓幼年进蒙馆读书，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学习文化知识之余，他还学习武术，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十七岁那年，陈济桓在苍梧县报名参军，进入桂林学兵营开始军旅生涯。在校期间，他勤学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各门科目皆优秀，得到教官的赏识。

在军校期间，陈济桓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在战争中逐渐成长，并以上校军衔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独立一团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消灭军阀孙传芳的梁园和龙潭战役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由于战功卓著而晋升为少将。

1933年，在南宁举行的军事演习中，陈济桓由于坐骑受惊坠地造成骨折重伤，伤愈后进入中央军校高级班深造，毕业后被国民党中央军委晋升为陆军中将。

心系全国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济桓因跛足不能随广西部队出征，被委任为广西绥靖公署第二金矿主任。上任后，他迅速组织人马奔赴桃花山矿区，并亲自率领下属翻山越岭寻找矿脉，开辟矿场，建厂炼金，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黄金，为出征抗日前线的广西部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为此，陈济桓受到广西省当局的表彰。

但是，陈济桓始终认为，一个将军应该战斗在抗战的最前线。为此，他三番五次地向广西省政府打报告，请求调派他上前线，但由于他足残，家中还有一大群老小需照应，上级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身在矿区，陈济桓的心始终牵挂着抗日前线。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一张全国抗战态势图，用红白标记随时把战况标在图上。陈济桓常对下属说：“日寇再凶也灭亡不了中国，只要中华民族的同胞坚定信心，团结一致，一定能战胜日寇，收复祖国的大好河山。”闲时，他最喜欢仿岳飞的手迹书写“还我河山”，以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

誓与桂林共存亡

1944年，日寇为打通中国大陆至越南的陆路交通线，从东南亚获取战略物资，以支撑其作战部队的后勤补给，同时，也为了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继河南失守后，湖南长沙、衡阳亦陷敌手，日寇集结15万重兵，从湘向桂进攻。

八九月间，蒋介石严令第四战区（广西属第四战区作战地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进行防御抗敌，史称“桂柳会战”。

大战在即，桂林防守司令部严阵以待。当时，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长官为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得知防守司令部尚缺参谋长一职，陈济桓即三番五次投书或致电韦云淞以及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毛遂自荐到桂林参战，请求依然没获批准。陈济桓没有放弃，他直陈心声：“全国抗战已第七个年头了，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尽国民之职。我是军人，报国义无反顾。今日寇已迫近家乡，我岂能坐视不管！我不求当什么官，请发给我一挺机枪，让我尽一名老兵的义务！”最终，他获得批准赴桂林参战。陈济桓告别了亲属和乡亲父老，只带了一名勤务兵兼警卫，到柳州面见张发奎，即被委任为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陈济桓到职后，立即研究防守计划，他亲临前线阵地勘察，发现问题后及时与韦云淞沟通，多次调整修正原来不合理的防守方案，并亲自督促工事的修建。他还深入基层与官兵谈话，鼓励官兵坚定抗敌决心。

这次上前线，陈济桓早已作了与桂林共存亡的思想准备，他在一封家书写道：“吾无以报国，唯五尺身躯耳，桂林存我存，桂林失我亦亡。吾意已决，不成功便成仁。”他在信中嘱咐怀孕的妻子：“生下的孩子无论男女，若我守城胜利取名‘可卫’，若桂林失守，我亦战死，孩子取名‘可伟’。”前者意为桂林可保卫，后者表示人虽死而精神伟大。

桂林进步文化人士为鼓舞桂林保卫战的守军，特别组织了一场庆中秋的文艺晚会，陈济桓代表防守司令部出席晚会并讲话。他从军人的角度对即将到来的大战谈了看法，一再重申团结抗战的重要性。随后，他从袋中掏出一张稿纸，这是一首他自己写的诗，他当场朗诵：“……生为桂林守军，死作桂林雄鬼……热血沃土，白骨筑城……”以此表达誓与桂林共存亡的决心。

担任防守司令部副司令长官

桂林保卫战筹划的初期，蒋介石曾设想打一个像样的战役，以便在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面前长一长脸。而担任参战任务的广西桂系高层也想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个出色的战役。初始计划的作战训令为桂林和柳州均各需坚守三个月。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略指导失误，且国军在桂柳会战中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素质都居劣势，在实际操作上，白崇禧又调了两个师出去机动作战（这当然也有白崇禧保存桂军实力的动机在里面），只有131师、170师苦守日军进攻的重点――桂林，因此，这场大战也就难免失败的结局。尽管形势严峻，但守城的官兵都抱着拼命的决心迎接战斗，阵地上到处都是激励的标语，如“生为桂林守军，死为桂林雄鬼”、“老子生在广西，死在桂林”、“热血沃国土，白骨筑坚城”、“兄弟们磨亮战刀，怒斩倭头”、“拼到底，誓与桂林共存亡”等。

由于作战地域太广，有限的守军根本无法进行纵深布防。韦云淞与陈济桓想到了一个办法：当地有不少民间准军事武装，包括地方民团、乡村自卫队、青年学生军等，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之前曾一再向防守司令部要求参战，何不接纳他们参战？这个想法得到了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的支持。桂林防守司令部给这些准军事武装改善了武器装备，并派出军官指导其军训。临战前，这些准军事武装被安排进入守军力量薄弱的地域协防，如漓江沼岸接合部地带等。结果，开战后，这支之前不被人看好的武装，令日本侵略军吃尽苦头，尤其是在近身肉搏战中，依靠矫健的身手和大刀长矛，杀了不少日本兵。

桂林保卫战从10月28日开始。桂林北门、东江东岸的战斗异常激烈，日本侵略军动用了飞机重炮和坦克，向守军发动猛烈的进攻，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士气高涨的桂林保卫者重创了入侵之敌，但自身也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由于兵员消耗难补充，很多阵地在守军全员阵亡后落入敌手。穿山、猫儿山、屏风山、普陀山等据点，坚持几天后相继沦陷。守卫东江东岸的第131师的391团，被迫撤进七星岩洞。日本侵略军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竟然施放毒气，致使岩洞中的守军除有100人左右随团长覃译文从后洞突围外，其余800多人被毒气毒杀于岩洞内。

11月6日，一队化装的日本侵略军骗过了中国守军，占领了桂林城中唯一的制高点独秀峰，使得城中的守军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日本侵略军恃其兵员和装备的优势，加上空军的支援，经过数天的疯狂进攻，强渡漓江，一批批涌入了桂林市区。桂林守军和参战的其他准军事武装与进入城中的日军展开了更加惨烈的巷战，用血肉之躯守卫着桂林的每一寸土地。

11月7日上午，桂林防守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陈济桓毅然接受了韦云淞宣布的委任令，即日起担任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此令已报请第1 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并得到他的批准。夏威亦将此任命经白崇禧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

11月9日，防守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分析形势。大家认为，作为桂林后方的柳州弃守后，日本侵略军从广东方向进占柳州，桂林防守司令部与第四战区司令部已无法联系（第四战区司令部撤出柳州后更改电讯频率，却没有通知桂林），而桂林守军面临弹尽粮绝的境地，且敌我双方的巷战仍呈胶着状态，整个形势对桂林守军非常不利，桂林已成为孤城，失去了防守的意义。这时，防守司令部联系上了第1 6集团军司令部，夏威指示，桂林失去了固守待援的意义，应即刻收拢部队，做突围准备。

桂林防守司令部马上按照夏威的指示作出突围计划，夏威又通过白崇禧向蒋介石请求同意此计划，蒋介石批准桂林守军即刻组织突围向桂西方向集结，桂林守军对各部队的指令是尽可能收拢兵力，保存实力，按原建制行动，实施时间定在傍晚以后。

突围受伤后自杀殉国

9日下午，131师师长阚维雍看到其师在连日作战中已消耗过半，剩下的作战人员又被胶着在巷战地域，难以收拢集结，深恨未能完成坚守桂林任务，在师指挥所自杀殉职。陈济桓得知此事，立即赶往131师部，吩咐将阚维雍的遗体装殓，命郭少文副师长为代师长，并落实了突围方案。

因为韦云淞已在一天前率领一支精锐部队，从日本侵略军疏于防守的南面突围出去，陈济桓成了桂林防守司令部仍在驻守桂林的最高长官。

桂林防守司令部是所有突围队伍中最后行动的单位。司令部余下的官兵（包括非战斗人员）总人数为200人，突围的主力武装是辎重营，由其营长陈振涛率领。当晚9点半，突围行动开始。队伍按计划向桂林西部前进，他们沿着老人山、丽君路，过桃花江，沿途经过数次战斗，黎明前到达桂西猴山坳。突围人员望着黑漆漆的山峦，心中燃起了希望，只要冲过了此山口，敌人的包围圈就被冲破，突围也就成功了。

但是，司令部的队伍这一路数次冲杀，已耽误了不少时间，猴山的隘口早已被敌军第37师团的针之队占领。供突围队伍选择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再回头另寻突围出口；二是立即组织队伍强攻，突破隘口日军防线。两者比较后，陈济桓否定了前者。他安排两个有作战经验的参谋，分别率领数人从两侧掩护，自己率领20多名下属作为强力突击队。对此部署，有部下提出了异议，认为他腿脚不便，且是唯一的司令部高级将领，不应担任最艰难的主攻。但是，他不为所动。

行动开始，两侧掩护的队伍行进了一段山路后，被敌军发现了，隘口敌军的两挺重机枪及其他排子枪居高临下扫射，压制了突围队伍的行动。看到敌军的火力被吸引，陈济桓率领的中路突击队趁机立即向前冲。然而，由于山路狭隘，造成他们的行动很不顺畅。更要命的是，在最需要己方发挥火力压制敌方的时刻，两侧掩护队伍的轻机枪突然哑火了。原来，这两挺机枪原本就是有毛病的，是从前线部队调换来的，在司令部修理后勉强可用，没想到在紧要关口卡壳了。中路突击队在失去侧翼掩护后进攻更困难。他们攻至离隘口只剩不足百米时，再也无法前进了。

突击队连续发起几次冲击，均不奏效，第五次冲击中，陈济桓不幸中弹受伤倒地。卫士拼死把陈济桓抢回隐蔽地，只见他混身是血，原来，他左臂及口部受了重伤。卫生兵要给陈济桓包扎，他示意不必了，趁着尚清醒，他掏出一纸牌草写命令：不要再顾及他，队伍马上分散从两侧突过山势较缓的山腰。他又取出一张随身携带的，正面印着“广西绥靖公署第二金矿主任陆军中将陈济桓”的名片，在名片背面写道：“职口臂受伤，不能脱离阵地，决定自杀成仁，以免受辱。” 陈济桓在自己名字上盖上鲜血指模，将此名片遗书交给身边一位苍梧藉的卫士，令其突围后交给上级，另外，他把李宗仁送给他的一块金壳怀表及一支钢笔送给这位卫士。随后，陈济桓掏出佩枪，射向自己的太阳穴，自杀成仁，壮烈殉国。

陈济恒殉国后，日军根据领章和领章背面的番号及我方被俘人员的供述，知其为桂林防守战中牺牲的职位最高的指挥官，敬重其爱国精神，便用一条毛毡裹其遗体，将其就地埋葬，坟前竖一木牌，上书“桂林市防守司令部总参谋长，陆军中将陈济桓之墓，昭和十九年立。”

桂林保卫战是一场不对等的战役，中方的兵员数量、技术装备均逊于敌方，但桂林城中的中国守军宁死不屈的精神让人钦佩，正如夏衍先生评价桂林保卫战时说：“桂林是受了伤，但桂林是不死之城，那段沧桑的古城墙，曾经被炮火摧毁化为焦土，但在这焦土之上有着千万颗不肯屈服的心。”

1946年3月29日，广西省政府为陈济桓中将及同役中牺牲的两位少将阚维雍、吕旗蒙，以及所有在桂林保卫战中牺牲的将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三位将军及被敌军毒杀于七星岩的八百壮士被葬于七星山的霸王坪。不久，一座三将军殉职纪念塔建成，上有蒋介石题字“英风壮节”。

1946年6月28日，蒋介石签署了一份晋升令，追认陈济桓为陆军上将。

1984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陈济桓为抗日烈士。

2014年9月1日，国家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陈济桓将军名列其中。

（本文作者为陈济桓将军之子）

责任编辑：傅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