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雅华



以笔作枪宵征社

孙雅华

梧州学生正在进行示威流行。（梧州市档案局提供）

抗日救亡初期，梧州先后出现了很多进步出版物，既有《春雷》、《宵征文艺月刊》、《子夜周刊》、《漪光周刊》、《中学生文艺半月刊》等纯文艺刊物，也有《星期学刊》、《宵征周刊》、《宵征月刊》、《社会科学周刊》、《文学周刊》等综合性理论刊物。这些刊物大多是由宵征社及其前身宵征文艺社的主要成员所创办，它们的思想发展和活动过程是一脉相通的。

宵征社发出救国呼声

“宵征社的前身是《宵征文艺月刊》，是1932年由广西大学杨日基、张达心、梁廷闿、廖邦昌、黄振已等几位爱好文艺的学生创立的，内容以文艺创作理论，以及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文学作品为主。由于缺乏经费，《宵征文艺月刊》只出版了一期就夭折了。”当年宵征社的创始人之一张达心，生前写了一篇题为《宵征社的坎坷历程》的文章，回忆了宵征社的发展历程。

1932年，广西大学的几个文艺爱好者，经常利用课余和节假日时间研读文艺作品，并根据对社会生活实况和国内外时事的了解创作文艺作品，后来，他们又决定从积存的文稿抽选部分出版一个刊物。

据张达心文章介绍，杂志最初的名字为《夜行月刊》，后来有成员提出异议：“在面临暴风雨的茫茫黑夜里，靠松弛缓滞的行走，缺乏坚毅奋勇的征战精神，哪有抵达光明境界的可能？”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宵征文艺月刊》。

1933年5月，第一期《宵征文艺月刊》出版，虽然没有发刊词和系统理论性的文章，但杨日基创作的寓意“理想之光”的封面还是给很多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一个赤裸少女高举明亮的小马灯，在茫茫的风雨之夜昂首奋步前行。

由于经费缺乏，《宵征文艺月刊》仅出了一期就无奈宣告夭折了。这时，在《梧州日报》任副刊编辑的进步青年张其光伸出了援助之手，《梧州日报》每周一天划出副刊版面给宵征文艺社出版文艺专刊，就这样，从1933年起，《宵征文艺月刊》改为周刊，附在《梧州日报》副刊出版了，张其光也成为了这刊物的主要负责人。

宵征社成员张达心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张其光曾利用《梧州日报》副刊，设《宵征文艺周刊》、《文学专刊》、《中学生文艺》等专栏，提倡‘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后来设《社会科学周刊》。”

据梧州党史研究室相关资料记载，在周刊上，张其光除了发表文艺方面的文章外，还刊登介绍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学习札记，积极传播社会科学理论，而且，他还联系实际，宣传抗日救国运动，团结了不少进步青年，并和中共梧州党组织取得联系。

梧州各界举行慰问出征抗日军人家属大会。（梧州市档案局提供）

1935年9月中旬，中共上海党组织派广西兴业籍党员、原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学生庞敦志回广西工作。庞敦志到梧州后在平旦中学任教，两个月时间，庞敦志吸收了小学教师梁梅恩等人相继加入共青团组织，并成立了由庞敦志任书记的共青团梧州支部。接着，庞敦志与张其光、梁梅恩等人在西大宵征文艺社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了“宵征社”，由张其光任理事长，出版《宵征月刊》，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宣传抗日救亡道理。

就这样，宵征文艺社从一个由青年学生自发组合的纯文艺集体，转变成以社会为活动范围的社会科学学术团体，进而成为一个参与政治活动的进步文化团体。1936年，宵征社已有30余人，并开始组织和发动抗日救亡活动。梁寂溪、莫西凡、李育筹等一批教师、青年学生，都积极参加了宵征社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

改组后的宵征社，独立发行16开本的《宵征月刊》，并加大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内容。遗憾的是，《宵征月刊》仅仅出版了4期，又因经费无法维持而停刊了。

文艺论战迸发爱国激情

1935年下半年，梧州一些报刊曾发起过两次关于文学艺术的任务和学校教育问题的争论：一是文学艺术应否讲功利，应否与政治联系与结合；二是在当前国家民族面临存亡的危急关头，应否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埋头读死书、死读书，不许他们过问政治。

在第二次激烈的文艺论战中，宵征社也参与了其中。

据当时宵征社成员梁寂溪在回忆录中介绍，1936年底，广西大学和各中学的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时，一些右翼学生掀起了一股逆流，迫使马君武校长在广西大学举行的“总理纪念周”校会上，发表了以“读书救国”为内容的演讲，鼓动学生埋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此时，宵征社成员、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下的中共苍梧县委（又称梧州市委）书记梁寂溪意识到，正确引导青年学生很有必要，于是，在《宵征月刊》上以“石松”为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向马君武先生请教》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外患未已，内乱不止，国将不国，读书何为？何救之有？！”“日本在侵占我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之后，逼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将整个华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控制权奉送侵略者，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怎么埋头读书，怎么不闻不问国家大事而言救国？！”

就是这篇文章，在批驳马君武论点的同时，也为梧州青年学生在国难当前的形势下，如何选择正确道路指明了方向。文章发表后，梁寂溪注意发动党员引导学生投入抗日运动，并争取马君武的支持，制止少数右翼学生闹事，从而粉碎了在梧州大中学校中造成不良影响的“读书救国”论，激起了青年群众的爱国热情。

抗日宣传活动凤起云涌

尽管宵征社几易其名，并最终夭折，但宵征社在存续期间，在抗日救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起到了良好的宣传引导作用，还推进了其他抗日救亡组织的发展。

“宵征社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有时为了避免锋芒过露，组织活动时不以宵征社的名义进行。”原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杜士勇介绍说，宵征社曾先后发起组建梧州救国话剧社、梧州民众唱歌团、生活文化合作社、读书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活动，深得进步群众的好评。其中，1936年6月，宵征社联合梧州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三个团体，组织成立了梧州救国话剧社，仅仅用了20天时间的排练，就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了抗日救亡剧公演，《最后关头》、《东北之家》、《炸弹》等剧目演出，都收到良好的反响。

由于宵征社的很多成员都是青年学生和教师，所以，当时的负责人很注重对青年人进行宣传引导，曾经邀请当时在广西大学任教的著名社会科学家邓初民，在中山纪念堂做了一次题为《怎样做时代的青年》的公开演讲，激励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随着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在梧州逐步形成，宵征社又开始着手开展群众性的阅读进步书刊活动，由宵征社成员莫西凡、李育筹等，组织开办了一间生活文化合作书店，以普通书店的形式推销进步书刊，并以书店为活动基地，组织读书会，并协同组织大众歌咏团以多种方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中共梧州地方组织负责人梁寂溪等提出以宵征社名义，于10月25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全市各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宵征社代拟悼词，极大激发了梧州广大师生、民众的爱国热忱。

西安事变后，宵征社的成员，积极参加了梧州地方党组织发动和组织的“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群众示威游行。在游行的第二天，梧州国民党当局加紧对各种进步力量及其活动进行镇压，宵征社被强令解散，社员被迫离开梧州。

（本文原载于2011年7月1日《梧州日报》，本刊略作删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第六路军在梧州抚河上架设的军用浮桥。（梧州市档案局提供）

责任编辑：傅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