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众所周知，教育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基石之一，也是民生的重要方面之一。一直以来，教育问题都是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教科书的出版与教育质量的优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在教科书出版这一领域，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国家以及社会都表现出了充分的重视。

民国时期正处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清末西学东渐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冲击可谓巨大，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都在潜移默化中变化着。在教科书的编写上也不例外。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也开始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

一、宏观层面之教科书出版

就宏观而言，对于教科书出版重要性问题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政府一层，主要指教部。其主要职责是对教科书进行审查和审批，并制定相应的标准，宏观把握教科书的出版方向和政策。教部对于教科书的审查可谓细致，不仅对内容要详细了解，并要求附上相应的批语。如1925 年1 月16 日，《申报》刊载的《教部审定世界书局初小教书》一文，对世界书局所出版的三种教科书都进行了详细的评价，才批准其出版。除此之外，教部在教科书的审定和改进方面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程和标准，如1925 年8 月24 日发表的《教部审定图书规程已公布》一文以及1936 年3月3 日刊载的《中小教科书改进要点》一文，充分体现了政府部门对于教科书出版的重视和指挥有效。

其次，关于出版法规中教科书的出版也有着特别的要求。1928 年4 月22 日刊载的《国府决议著作权法修正草案全文》中，其中第二十九条，“左列各款情形，经注明原著作之出处者，不以侵害他人著作权论，㈠节选众人著作成书，以供普通教科书及参考之用者”。准许了教科书的编写可引用他人著作，且仅需注明原著作之出处，便不算侵犯其著作权。这是从法律层面给予了教科书出版之便利，也从侧面体现出法律对教科书出版的支持和保护。

最后，对于社会而言，教科书的出版引发了社会一系列的讨论。如1936 年3 月5 日刊载的《中国出版界的两大危机》一文，其中深刻剖析了教科书出版存在的“随波逐流、粗制滥造”的重大问题，并呼吁出版界在积极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重视教科书本身的质量和出版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所在。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主要以李衡之和吴研因先生的文章为主。这类以教科书为题材，以小见大反应出版界发展状况的文章，不难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教科书出版的重视，并由此引发了持续多年的社会讨论。

二、市场层面之教科书出版

纵观1919～1937 年这19 年，教科书的出版市场可谓竞争激烈。大小书局竞相开展教科书的出版活动，其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有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正中书局以及开明书局等，教科书的出版内容涉及英文、国文、算数、体育、艺术等，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在现在人看来也会为之感叹。

激烈的竞争对于教科书的出版来说有其利害之处。“随波逐流、粗制滥造”是在竞争条件下出版物普遍会出现的主要问题。这反映在教科书的出版上，不免让人对教育的发展感到忧虑。但竞争给教科书的出版也带来了革新的契机，各个书局为应对竞争，提升自身的市场占有率，也采取了相应的有效政策，努力提高教科书的出版质量，其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为顺应时代文化的发展潮流，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了瞬时的革新和创新。如在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教科书的编写中都开始使用白话文，减小文言文的比重，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又如，在推广“三民主义”的进程中，三民主义教课书广泛出版，其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李培恩硕士编三民主义英文读本，自1928 年二月出版以来，不及五月，已印行三版。除此之外，还有世界书局出版的“新主义”系列教科书等。教科书随时代的变化而做出迅速的调整，既反映出各大书局教科书出版竞争的实力，也体现出教科书出版竞争的激烈性。

其次，为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书局往往选择出版多种类型或版本的系列教科书。例如世界书局“出版之小学教科书，计有‘新主义’一套，‘新学期制’一套，及三民主义科教科书若干种，平民教科书若干种，向为教育界所称许，每年销数，颇为可观”;除此之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的简明教科书、新法教科书以及中华书局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制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各大书局出版各种版本的教科书，努力提高自身的市场占有率，以增强自身在教科书出版领域的竞争力。

再次，为了辅助教科书的推广，有些书局还出版了配套读物。如中华书局在1935 年印行了《洋装四部备要》《初中学生文库》以及《小朋友文库》。其中在《初中学生文库》的介绍中，特别提及“致初中学生在学校时无补充读物为教科书之助，假期中无正当读物，作自修之用”。通过出版辅助阅读，一方面，给出版社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另一方面，也在社会上树立起自身的品牌形象，为教科书的进一步推广打下良好基础。

最后，出版物质量最终取决于内容。教科书作为引导青年思想发展的必读书籍，其思想性显得尤为关键。以小学教材为例，书局在小学教科书的内容选择上加入了更多儿童文学，以便在帮助儿童树立正确观念之时，增强教科书的趣味性和可阅读性。此外，在课文的编审、写作过程中“渐多艺术兴趣”，“编制渐可手脑并用”;细节上“插图从单色进而为复色 或彩色数量增加形式也生动了”。这不仅仅是教科书内容的革新，也代表了这个时代，教育近代化发展的显著成果。

三、经济层面之教科书出版

教科书作为教育所必须物品，其巨大的利润以及利润的稳定性令所有书局垂涎。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经济发展受到阻挠，出版界也势必遭遇一定冲击，“今日出版界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环境以外，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经济衰落不但造成购买力的减低，而且也可促进思想的苦闷，无心于读书……在这种情形下，怎能不逼各书局走上今日的路。他们出版教科书，他们知道只要有学校，总有些销路”。于是，教科书的出版成为书局的救命稻草。国家一方面鼓励教科书出版、竞争，另一方面对教科书的价格也有着一定的调控要求，社会各界对教科书定价问题也尤为关注。

1936 年12 月25 日，《申报》刊载了《沪市教育会发动减低教科书售价》一文，其中明确指出“年来教科书售价日益加增，学生负祖太重，足以影响教育之普及，上海市教育会有鉴于此，爰经二一十一3.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延伸和补充各高校要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人文讲座、文艺创作、社会实践等活动，尤其是要注意做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内容融入到这些校园文化活动之中去。

(三)加强社会实践活动，强化大学生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行为认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人正确认识形成发展的源泉。大学生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还不能够实现真正的认同。真正意义上的认同，则必须是在行为上能够践行其所信奉的价值体系，这就必须通过在实践活动中反复实践。比如，老师要使大学生认识到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处理问题，才能减少走弯路，才能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学校通过让大学生积极主动参加民主选举活动才能体会到作为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性，自觉提高自身参政议政的意识和参政议政的能力;大学生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社会服务活动才能体会到为他人和社会奉献的快乐，体会到个体自身的社会价值;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劳动才能树立劳动光荣、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的理念，等等。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大学生不仅能够深刻领会价值体系的内容，而且还能够自觉地把核心价值体系与个人的发展机密联系在一起，最终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的价值体系结构。

［1］李斌雄，张小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4).

［2］陶倩，朱承.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思考——以大学生群体为对象的考察［J］.思想理论教育，2007，(12).

［3］田强英，蔡丽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困境及重构［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