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津涛

何其芳谈及养猪“心得”：“其实猪并不蠢，它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可见哺乳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哩……”

对很多人来说，何其芳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无论是在小学课本，还是在中学教材中，从来都不缺少他的作品。散文《一夜的工作》赞颂了周恩来总理的鞠躬尽瘁，堪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秋天》等诗歌也为70后、80后耳熟能详。何其芳不只是一个诗人，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重要的文艺工作者。何其芳百年诞辰，为我们重新认识何其芳提供了契机。

1.伪造高中学历考清华

1948年除夕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在西柏坡摆下盛宴。宴会开始前，毛泽东一眼就注意到了何其芳，他用右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问号，风趣地说：“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这名字正是一个反问句：你有多么美丽？何其芳向毛泽东解释说，他原名何永芳，上学后被国文老师将“永”改为“其”，使这名字大放光彩。

1912年，何其芳生于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的地主家庭，其父何伯稽生财有道，通过做面粉和养猪积攒下不少钱。在当时，何家这种大户地主的观念还停留在中古时代，常常会在家中开设私塾，让子弟在其中学习。何其芳进入新制小学白岩书院时，他已经过了十一岁。顺利读过初中后，何其芳在1929年成为上海中国公学预科的一名学生，开始了自己的高中生涯。中国公学创办于晚清，比起北大、清华来，这所学校简直是默默无闻，但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名人却一点都不少。胡适、张奚若、杨杏佛、冯友兰、吴健雄这些人都是何其芳的同门前辈。

小时在家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唐宋诗醇》等古典文学，中学始读安徒生、冰心等作家新文学的何其芳，在中国公学时期痴迷上了新诗。何其芳想方设法地搜集新诗集，徐志摩、闻一多也都是校园中流行的风尚。何其芳曾有满满三大本的新诗习作，但他认为是“幼稚的胡乱的涂抹”，都付之一炬了。

何其芳读小说同样是相当的“疯狂”，他买了《19世纪英国短篇小说选集》三卷，《最佳俄国短篇小说选集》等，中国现代文学则是能找到的全部翻阅。高中课堂上讲授的知识已然无法满足何其芳的求知欲望，但还没有拿到高中文凭，又不能报考大学。最后何其芳想出来一个“狠招”——伪造高中学历。当时没有什么防伪措施，更没有计算机联网，只是印张纸，盖个章，想来还是很容易的。结果何其芳蒙混过关，北大与清华同时录取了他。

何其芳选择上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修英语。没过多久，校方就发现了他的高中文凭是假的，随即勒令其退学。此时北大延续了一贯唯才是举、不问出身的传统，承认了何其芳在中国公学的学历，收留了他。

更让何其芳兴奋的是，在这一年他迎来了自己的初恋。恋人杨应瑞是年长何其芳两岁的表姐，温柔多情。何其芳的父亲出于对近亲结婚的顾虑，扼杀了这场恋爱。何其芳为纪念自己这段纯真的爱情，留下了很多动人的诗篇，如在《雨天》中他写道：“我曾用泪染湿过你的手的人/ 爱情原如树叶一样/在人忽视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在被忘记里红色的花瓣开放。”

何其芳在北大读的是哲学系，因为在他看来，“从事文学的人应该了解人类的思想的历史;文学作品是可以自己读的，而思想史恐怕要学一学。”但是真正上了哲学系，何其芳才知道功课的枯燥，老师在课堂上讲着数论的时候，何其芳早就神游物外，畅想起热带的树林花草，乃至蝴蝶、大象。所以，何其芳真正的“课堂”是在图书馆，他在这里为文学创作汲取了足够的养料。

张爱玲有一句名言，说“出名要趁早”。何其芳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践行者，他早上要写诗，晚上还写诗，有时梦中偶得佳句，也要从床上爬起来，抄在本上。《爱情》中那一句“北方的爱情是惊醒着的，而且有着轻巧的残忍的脚步”就是在睡梦中想出来的。何其芳刚入北大就写出了成名诗《预言》：“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呵/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

1936年，只有二十四岁、大学还没有毕业的何其芳就与校友卞之琳、李广田合出了一本新诗集，因为他们平时常在汉花园聚会，所以取名为《汉园集》。三位年轻诗人的诗风各有特点，其中收录的何其芳的“燕泥集”诗十六首，轻柔哀怨，充满多情的感伤。次年散文集《画梦录》问世，何其芳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一颗文坛新星冉冉升起。

2.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

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七七事变”后，何其芳返回老家万县，一面编辑《川东文艺》，一面在师范学校教书。不久，《川东文艺》被当地政府查封，何其芳前往成都，还是边教书，边办刊，此时与他一起操持文学刊物《工作》的有朱光潜、废名、卞之琳、沙汀、陈敬容等。何其芳看到现实的中国“实在是一个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地狱。”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中，何其芳写道：“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来/向我的国家走来……”

诗人都是浪漫主义的，在政治上通常就表现为一种理想主义，何其芳也不例外。国难当头之际，他仿佛从延安这片革命圣土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所以当他得知沙汀要去延安的消息时，就同卞之琳一块到沙汀家，希望能与之同行。1938年8月底，何其芳一行抵达延安，看到这里虽狭小却整洁，大街上没有妓女、烟馆、乞丐、赌场，也没有失学和失业现象。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更让何其芳受宠若惊。

毛泽东那天穿着蓝布制服，坐在一张粗糙、没有上油漆的小小的长方形白木桌前。何其芳他们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们想写延安。”毛泽东微笑着回答说：“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延安只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毛泽东一边说，一边举起右手来，拿手指数着山;但紧接着又严肃地加上一句：“也有一点点可写的。”这场一如招待客人般的会面，很快就结束了，但直到几十年后，何其芳想及此事，都还激动不已。当时如何其芳这样憧憬光明的年轻人大批投奔延安，而新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正缺少师资，何其芳成了鲁艺文学系的一名老师。

何其芳夫人牟决鸣就是他在鲁艺时的一个学生。牟决鸣第一次见到何其芳时，没想到写出《画梦录》的大诗人竟是又矮又胖的。后来何其芳的诗集大都是由妻子亲手编辑成书的。

来延安后，何其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随贺龙的120师随军体验生活，也同当地群众有过不少的接触，开始创作《我歌唱延安》一类的作品，热情洋溢地写下，“我们生活在延安。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支柱。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何其芳诗歌的主题也不再是梦、爱情和自然，而是创作《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夜歌》、《叫喊》、《革命——向旧世界进军》、《生活是多么广阔》等，礼赞革命，抨击旧世界。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何其芳正式与从前的诗人身份决裂，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战士”。正如学者赵思远在《何其芳人格解码》这本书中说的那样：“著名京派文人何其芳在延安时期一跃而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钦定阐释者，成为红色‘文艺理论家，变化可谓大矣。” 要知道，在到延安以前，何其芳还时常念叨着倍纳德·萧离开苏联时留下的那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

在卞之琳、沙汀相继离开延安后，何其芳还坚定地留了下来，并且在整风运动中率先做了“检讨”。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1942年3月，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对延安“丑恶与冷淡”发牢骚时，何其芳就曾生气地指斥说：“什么野百合花！是野草，杂草！”座谈会召开以后，何其芳说：“我才知道我们今天的文学对于革命所起的作用不大，是由于它还没有和革命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即还没有真正做到为工农兵，并不是文学本来如此，只能如此。”

1943年3月，何其芳写了一篇《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的文章，一方面彻底否定了“旧我”，一方面剖析自己“虽说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还有一半或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何其芳极尽所能地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比如他刚到延安时，虽然肯热心地搜集材料，到各处去访问，但依旧是一种“做客心理”，不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他看来，以写作为目的的随军、追求艺术性的报告文学都是“可耻”的。在文艺为革命、为政治服务的铁律下，个人必须服从于集体，成为大机械上的一颗颗螺丝钉。

何其芳是延安文人中最早对自己进行检讨的人，随后他不只写文章宣介毛泽东文艺思想，还通过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间接渗透毛泽东文艺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乃至毛泽东、高尔基、鲁迅都是何其芳时常引用的思想源泉。何其芳与周扬、林默涵后来成为共和国红色文论的“三驾马车”。

3.给毛主席的文章挑错

1944年-1947年，何其芳两度赴重庆，在周恩来手下任事，当过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长，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

1949年后的中国科学院与民国时的中央研究院相仿，兼容文理工，所有学者平起平坐，而不是如今天分家为社科院、中科院和工程院。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1953年成立，郑振铎任所长，副所长是何其芳。评职称时，何其芳是一级研究员，俞平伯则是二级。何其芳将两个人的职称给颠倒了过来，说：“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且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应该评为一级研究员。他是我的老师，老师定为二级，而学生却一级，这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因为他受到批判，而影响晋级职称。”——早在1954年，俞平伯就因为坚持《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而非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成为文人们竞相攻讦的对象。最后，何其芳和俞平伯同时被评为一级研究员。

一年后，“反右”开始，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真正成了要何其芳命的“罩门”。毛泽东指示称：“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但是在何其芳看来，文学所没有右派，所以只要学习“反右”精神就行了。在社会大势下，个人的力量渺小到微不足道，文学所的右派“足额”出现，何其芳自己也随之被定为“右倾”。

1959年，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同时回击国际上掀起的“反华大合唱”，文学研究所奉命编辑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他们希望请毛泽东来做一篇序，但是毛泽东指名要让何其芳写。为了写好序文，何其芳先后两次到中南海请示，在完成初稿后，又经过了集体讨论，才交给主席审阅。毛泽东不仅在序言各处添加了一些文字，还在最后新加上十二行字，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但当何其芳看到这篇改定后的序文，产生了一丝怀疑——毛主席的用词是不是不确切呢？原来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这里的“光昌流丽”四个字从没有人用过，属于生造出来的词。在文学所，何其芳对引用典故把关很严，如果是外语就要找来原文，翻译出来对照。在请教俞平伯，得到他的肯定后，何其芳才不再质疑。造反派们后来得知何其芳竟敢让人查证毛主席引用的典故，于是乎，“找主席缺点”成了何其芳的一大罪状，令他无从分辩。

即使是在不寻常的政治环境下，何其芳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操守也并没有失掉。当时是一切唯“老大哥”为正确的时代，但对于苏联文艺界所谓“进步的文学作品是未来的社会形态上层建筑萌芽”的观点，何其芳说：“照这种说法，那么李白、杜甫和白居易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萌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层建筑的萌芽？”

1965年前后，中宣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何其芳推开会议室的门，看见迎面并排坐着江青和陈伯达。何其芳认出了这两个人，赶忙快步过去打招呼，但江青轻蔑地说：“你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了？像个商人。”陈伯达接口道：“像个猪！”说来也是巧合，后来何其芳被送到“五七干校”，负责的工作恰恰是养猪。

“文革”爆发后，何其芳在河南干校养猪，他身体不好，工作又繁重，但干起活儿来十分起劲。他在给妻子牟决鸣的信中，常常要求孩子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还说：“毛主席关于养猪的指示不少，首先要认真学习，反复学习，这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

文学研究所的后辈叶廷芳奉命写一个反映干校“先进事迹”的剧本，就想到了以养猪闻名的诗人何其芳。他见到何其芳时，后者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旧中山装，腰上系着一条污迹斑斑的蓝布围裙。何其芳向叶廷芳谈及养猪“心得”：“人们总喜欢说蠢猪蠢猪，其实猪并不蠢，它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可见哺乳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哩……”他当时的境界是“猪喜我亦喜，猪忧我亦忧。”

4.无法实现的计划

在1949年后，作家们大都停止了创作，如沈从文就转而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何其芳说：“搞研究本非我的意愿，而是出于被迫……我的正式工作还没有开始”。当代作家王小波曾在《我的师承》一文中说，在那时，如王道乾和查良铮“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而且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文革”中的何其芳确实也是如此，这位诗人在1971年因为心绞痛发病，被批准返回北京。于是他就一面学习德语，一面翻译海涅诗。当时正赶上外文书店清仓，所有图书一律三折，何其芳花八块四淘了一套六卷本的《海涅全集》。

埋首德语世界几年后，何其芳终于听到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为庆祝“文革”结束，北京市民连续游行三天。第一天，何其芳因为头晕而昏倒在地，被同事们抱回了家，但第二天，何其芳又拄着拐杖上街了。何其芳此时“野心勃勃”，他对臧克家说：“想写部百万字的长篇，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前进的历程。”这只还是他的计划之一，何其芳继续说：“还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怕时不我待。先搞个提纲出来;还想写些散文和长篇回忆录，已经和延安时代在一起的同志们碰了碰印象;诗性又有点动了，也想写点诗。也还想学着写点旧体诗。”当然同时还要继续翻译海涅、歌德的诗。何其芳把自己的计划一股脑倒出来后，笑着对臧克家说：“你看这野心是不小吧？”

在浪费了几十年的时光后，好不容易盼来的解放，何其芳却没有时间来享受了。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何其芳只写了五万字，系列回忆录只完成了《毛泽东之歌》、《回忆周恩来同志》和《回忆朱总司令》三篇。在《毛泽东之歌》中，何其芳对他心目中主席的崇拜依旧如当年延安初见，他相信“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使我们温暖，使我们生气蓬勃，使我们像绿色的植物一样茁壮成长。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

1977年7月24日，何其芳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夺走他生命的不是长期折磨他的心脏病和大脑疾病，而是扩散到胃里的癌细胞。何其芳在成为一名文艺战士后，再也没有回过头，不知是没有机会，还是不愿，他的诗人身份终于成为一个次要的标签。

（选自《文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