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地方经验的接续与何其芳的成渝想象

2021-08-30苟健朔李永东

当代文坛 2021年5期

苟健朔李永东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何其芳具有京派作家、川籍作家与延安作家这三重身份，并以多重地方经验建构成渝形象。他首先以京派情愫加工故乡万县，创造真实记忆与幻想糅合的梦景，“梦”醒后，何其芳介入现实，又以莱阳体验重新编码“真实”，改写故乡图景。抗战时期，成渝体验促使何其芳孤独感深化，随后在延安转向政治化的写作。延安作为新国家的实践空间具有评估成都与重庆的权力，评判模式从文化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成渝两地在何其芳的新一轮书写中从“我城”变为“他城”。何其芳的多重地方经验与成渝想象是考察“何其芳现象”的一条路径，由此不仅可以看取战时知识分子的群体心灵辙印图，还能进一步发现现代性转换与民族国家观念塑形下的战时中国。

关键词：何其芳;成都;重庆;延安;地方经验

学界对“何其芳现象”的研究，往往置于“政治—文学”二元對立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并以何其芳写作《梦中道路》或奔赴延安作为其思想转变的“界石”，所涉及的时间点，是1936年与1938年。1936年，何其芳开始厌弃“自己的精致”^①，从此“要叽叽喳喳发议论”^②，由此诞生的，是从“梦幻”中醒来的“现实何其芳”。而1938年，也确是把他“划分为前后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的难忘的一年”^③，但这里的分裂对象，则演化为“为文学”的何其芳与“为政治”的何其芳。两组何其芳并非只是故弄玄虚的修辞限定，而是涉及转向的背景与动机、力度与限度等问题，也规约了何其芳的创作内容与风格。所以，当我们探讨“何其芳现象”时，首先应该明确，我们言说的是哪一组何其芳，而这三年的经历则尤为重要。

换句话说，何其芳并非直接由“北京化”突转为“延安化”，还有三年内多种地方经验的加工，“抗战爆发而辗转重庆、成都等地时遭遇的种种人事纠葛和内地闭塞的环境的冲击，显然造成了重大的影响”^④。三年的距离与地方的转移，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场域问题。由此，爬梳何其芳的多重地方经验与成渝想象，成为考察“何其芳现象”的一条路径。

一从“画梦”到“还乡”：被改写的故乡图景

何其芳是万县人（今重庆万州），故乡是何其芳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与对象，还乡也成为何其芳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⑤1933年，何其芳第一次还乡，回到北平后给吴天墀写信感叹：“重来北平后，常念及故人行止”^⑥。1936年，何其芳第二次还乡，却抱怨“这个小县城对我冷淡得犹如任何一个陌生地方”^⑦，对于“乡人便不感到可亲近”^⑧，生发“凄凉”感受。1937年，何其芳第三次还乡，再次给吴天墀写信，他谈论自己“不常回忆过去”，因为旧景总是辽远、朦胧，“而又那样令人感到寂寞”^⑨。

从“常念”到“凄凉”与“寂寞”，三次还乡，何其芳的情感认知前后反转，以至于我们不禁疑惑，他所描绘的，是同一个故乡吗？何其芳认知结构的变化、故乡符号编码的错位源于何处？总体而言，文本对象的形象建构是多面向的，既以对象的客观特质为基点，又与创作主体的介入态度有关，即“情”“景”交融。不过，就何其芳而言，作为对象的故乡并未改变：他的故乡书写并未聚焦于现实描摹，而是钟情于记忆叙写。第一次还乡后，何其芳作《预言》卷二与《画梦录》，其中《柏林》《墓》《雨前》《岩》等多是描绘童年往事。第二次还乡后，何其芳作《还乡杂记》，也是以旧忆为主。正如其在《还乡杂记》代序《我和散文》中说：“真要描画出那一角土地的各方面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达到。我只有抄写过去的记忆”^⑩。“景”是过去时，过去体验不会更新，“客观特质”已然确定，由此而言，症结在于“情”。

何其芳第一次还乡前后居住在北平，身份是哲学系大学生，此时，他动心“人生的表现”，喜欢“辽远的东西”与“不存在的人物”11。在《雨前》中，他思念“故乡的雷声，和雨声”，怀想“油绿的枝叶”、“红色的花”与“故乡牧雏鸭的人”12。在《岩》中，尽管故乡的山“装饰得童年的天地非常狭小”，他却依旧“真想再看一看”13。“构成印象的过程是在观察者与被观察物之间的双向过程，所以可以借助象征符号，接受者的反复训练或重视某一环境去增强形象”14。观察者观察对象的角度可以通过环境训练进行修改，由此，谈论何其芳，就必须介入京派文学。京派作家具有“强烈地方风味”，喜爱以回忆式的叙述方式“写出他们内心深藏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土地，保存的那点原始自然美、人情美的光影”15。这种文学的纯情性带有理想色彩，与“社会现实保持了距离”，何其芳的故乡书写即是如此。可以发现，身处京派氛围之中，何其芳被隐性“训练”了，他是以北京情愫加工故乡，文本中呈现的是具有京派风味的乡土“梦景”。

何其芳第二次还乡前在天津，还乡后在山东莱阳，身份是中学教师。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转变，面临的是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何其芳便多次强调在天津的教书岁月使他无法继续做“一些美丽的温柔的梦”16。何其芳在天津构思小说《浮世绘》，试图表达他“对于各种问题的见解”17，但在实际创作上，作品依旧仅局限于自我，缺少社会容量。18在《浮世绘》中，何其芳经常让人物替自己发声，其中涉及的故乡书写的情调也未转变。小说中的应麟生叙述自己的故乡是匪国，恐怖却十分有趣，“他用幻想的彩色涂抹着那些恶汉的面目”19;欧阳延陵也比喻“童年的梦”的发现如同“在秋天的园子里找到了迟暮的花”20。概言之，在天津，何其芳体验了“制造中学生的工厂”，有了介入现实的动机与门径，但似乎并未做好将现实带入创作的准备。此时的他，还处于睡眼惺忪的临界状态，并未完全“梦醒”。

何其芳第二次返乡后，在莱阳作《还乡杂记》。这多被认为是何其芳思想转变的“界石”，标志着何其芳由“‘刻意‘画梦开始面向现实”21，转向人生22。由此，“还乡”成为“何其芳现象”的关键支撑。谢慧英强调：“对何其芳来说，‘地理还乡的强烈失落感预示着他‘精神还乡的心理吁求和自我蜕变的强烈冲动。”23也就是说，是还乡体验的失落导致“冲动”的产生，进而发生转向，这也是许多研究者的共识。

吊诡的是，何其芳的《还乡杂记》多是“抄写过去的记忆”，他坦言“对于家乡我的知识竟也可怜得很”，“最近这次十三天的停留也没有获得多少新的”24。既然没有“新”事物产生，“失落”又从何说起呢？因此，《还乡杂记》展现的转向并不能单纯归功于还乡。实际上，何其芳在讲述《还乡杂记》的写作计划时，谈论的全是莱阳感触。何其芳在莱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教书，在这里，有着许多共产党员，学生热情向上，努力进行救亡宣传并扩大抗日力量。在这里，乡下人干着“贫贱和无休息的工作”，而都市里的人却悠闲享受。正是由此，何其芳在莱阳感叹“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发现了“精神上的新大陆”25，开始“不爱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也因此，何其芳才有感而发，写作《还乡杂记》。

试想，如果我们跳出“还乡”一词的限定，而只是将其看作一种修饰，将《还乡杂记》与同时期所作的《梦中道路》《刻意集·序》《云》《送葬》等篇章一起考察，会发现总体上都体现出思想观念的转向，而转向的动机就是莱阳体验（也有青岛），是此处阶级对立与抗日气氛的感染。所以，在《还乡杂记》中，不仅“有趣的匪国”转而使人“沉重”与“低抑”，而且“美丽的乡土”变为“阴暗的，汙秽的，悲惨的地狱”26。更进一步，《还乡杂记》也表达了军与民、匪与民的矛盾、农村内部的阶级矛盾，叙述了乡人没有民族国家观念的愚昧与落后。这些都与莱阳经验相对应。

在《呜咽的扬子江》中，何其芳乘船返渝，同行者都称四川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他却将其比作“狭的笼”。他评价家乡长处在于“阔大的天空和新鲜的气息”，短处在于人的恶毒、狡诈与“善于辞令应酬”27，而全篇行文也旨在强调后者。此时何其芳还未进入故乡，这里的故乡形象反转似乎消解了上文对他天津体验的判断。但是，如果带入莱阳经验，将行文观念的发生定位在返乡以后，逻辑便能自洽了。也就是说，何其芳是以事后总结的态度来概括返乡见闻，而当时的情感自然得到修改。

海登·怀特强调：“历史叙事是复杂的结构，经验世界是以两种模式存在：一个编码为‘真实，另一个在叙事过程中被揭示为‘虚幻。”28在作家创作中，地方形象的建构并非全由本土经验主宰，它也会如傀儡般受其他地方经验摆布。所以，故乡图景的改写，是地方经验接续导致的作为“真实”或是“虚构”的想象力表述转换的结果。不过，研究者往往因时间线性概念的误导，将天津体验与还乡失落看作构思《还乡杂记》的成因，并由此产生莱阳创作的结果。但实际上，何其芳是以莱阳经验唤醒故乡的隐藏记忆，编码“真实”。这也难怪于何其芳陆续写着、读着《还乡杂记》会感到“惊讶”，感叹自己的情感粗起来是“意料之外”29的。

二成渝体验与孤独的深化

“现实”涉及多个领域。何其芳迫不及待进入“现实”的十字路口，开始关心“人间的事情”，却也产生“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彷徨，陷入“无物之阵”。

1942年，《还乡杂记》再版为《还乡记》，1944年，何其芳写《关于还乡记》进行系统点评。他评价《还乡记》在思想艺术上“差得很”，反思自己尽管宣言最关心“人间的事情”，但“从全书的内容与精神来看，仍然最关心的是我自己”30。以何其芳对故乡万县的叙写来看，《呜咽的扬子江》中对四川的批判体现了他思想的杂乱与情感的悬置。《街》描绘了自己万县求学生涯的艰辛，既认为学校发动风潮的“武士们”疯狂、可怕，却又无法抑制对风潮受害人校长的嫌恶，最后又突然上升到批判社会的层面，情感矛盾并产生断层。《县城风光》讲述了故乡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但在军阀与民众的书写上，依旧看不清其明确的价值指向。《乡下》控诉了乡人的守旧排外与封建迷信，却把根本原因归咎于官府“办理的新设施”上。其他文章内容也多局限于自我小天地里。

可以看出，在《还乡杂记》中，何其芳的故乡想象有两个特征。第一，排列出故乡的各类问题，却“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由此造成压抑的氛围贯穿首尾。何其芳也承认当时的自己“还未找到明确的道路，还带着浓厚的悲观气息和许多错误的思想”31。第二，沉浸在具有“个人性”色彩的故乡世界里，何其芳从空中落地，却依旧“藏在厚厚的个人主义的外套里”32。这里的个人主义，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独善其身的自由主义。雷蒙·阿隆指出，个人主义是“构成现代社会的原则”，它是“每个人都想得到自以为有权获得的东西”。王雪伟也认为在延安整风前，何其芳一直怀揣着个人主义，只是在现实中有“不同的实践分野”33。从《还乡杂记》的故乡书写来看，“醒来”的何其芳并没有很好地发挥“社会责任感”，而是踟蹰于“树阴下的默想”。

以故乡想象来看，此时的何其芳尚未真正转向“为政治”的写作状态。他在回答中国青年社提出的“你怎样来到延安的？”的问题时，总结自己“是孤独地走了来”34。孤独是何其芳战时成渝体验（赴延安以前）的核心情感，“作为一种深度的心理体验，其重要表征便是主体与对象相疏离而导致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空落感”35。这种疏离即主体与自然、社会的疏离。实际上，当何其芳以成渝经验审视成渝时，正是通过不断“疏离”，才促使其在现实道路上不断深化。

1937年夏，全面抗战爆发，何其芳返回万县，此时，他不再是过客，而是真正落地扎根。在万县，何其芳是孤独的，此时的孤独体验，第一层来源于学校。何其芳是万县师范的一名教师，相比于莱阳学生们“热心地追求着知识和进步的思想”36，万县学生的精神上却多“看出‘绝望的表示”37，“丧失了理想”38。在学校，有理想的学生凤毛麟角，而这一类学生也会被压抑而没有作为，甚至被先生认为“有点神经病”39。此外，教员们“成天打着麻将”，“关系他们的职业和薪金更甚于关心抗战”40，这也与何其芳格格不入。

第二层来源于当局的限制。在万县，何其芳还是《川东日报》文艺副刊《川东文艺》的编辑。《川东文艺》旨在揭露社会黑暗、普及新文学、宣传进步与抗战思想，是巴渝漫漫长夜的一束曙光。然而，在沉寂的万县，进步刊物的运营却屡屡碰壁，何其芳感叹：“我要尽我的力量做‘开窗子的工作，然而受限制得非常厉害，結果是事倍功半。这是常常使我不快乐的原因。”41不足数月，《川东文艺》便被当局查封，何其芳也被通缉。

1938年，在双重的孤独体验下，何其芳逃离万县，来到成都，“想在大一点的地方”“多做一点事情”。不过，在成都，他同样与守旧、懒散的地方风气格格不入而倍感孤独。这时的成都“不仅抗战空气没有吹进来，连‘五四启蒙式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好象也没有在这里推得起微澜”42。在“故纸气”的氛围下，文化萎缩，人民生活变得“迂腐，迟缓，敷衍，虚伪，萎黄，苍白，很少有振作的朝气”43。何其芳曾撰写《论本位文化》《救救孩子》等文对成都的守旧风气予以强烈批判。另外，何其芳也在成都创办抗战刊物《工作》，“全心全意转入抗战工作和革命工作”44。然而，成都是慵懒的，在《论工作》中，他批判成都乃至四川是“公文之国”，各类人员消极工作，应付了事。《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更是批判成都享乐、懒惰风气的脍炙人口的诗篇。

由此来看，何其芳在成都延续了万县的孤独体验。不过，他在成都还新增了一重孤独——被京派同仁疏远，在精神上更显形单影只、孤立无援，“周作人事件”便是典型现象。1938年5月，成都报纸竞相刊出周作人附逆新闻，何其芳撰文《论周作人事件》予以响应。何其芳叙述周作人创作“老是抄书”，上课“晚到早退”，怕“学生们麻烦他”，“忌妒着鲁迅先生”，认为周作人“长久的脱离了时代和人群的生活”。在他看来，周作人的附逆并非“偶然的失足”或“奇突的变节”，而是“他的思想和生活环境所造成的结果”45。

然而，关于周作人是否附逆，“当时文化知识界有些人还抱观望怀疑的态度或者怀有惋惜的心情”46。《论周作人事件》一文受到同仁们的质疑与否定，甚至与何其芳最亲密的卞之琳与方敬也疏远了他。47朱光潜撰文《再论周作人事件》，不仅认为周作人没有附逆的野心与勇气，也批评了何其芳攻击周作人私生活的行为，强调私生活“不应和他是否附逆相提并论”48。成都同仁们的疏离与批评对何其芳打击尤深，促使何其芳的孤独体验达到顶点。

正如黄伯思所言，何其芳“走出了象牙之塔而漫步向十字街头。塔里的人向他挥手惜别而街上的人熙来攘往，还没有太多人来迎接他，在这儿，我们的诗人还有一段寂寞的旅途。”49如果面临外界的腐朽与黑暗，在同仁的鼓励下，何其芳不乏热情与勇气，那么面对内部的臧否，他却真正成为“散兵游勇”。由此，何其芳眼中的成都，只能是“古老”与“寂寞”，逃离成都，是他必然的人生道路。

三延安经验与作为“他者”的成渝想象

张英进认为描写小镇有四种样式：牧歌的、哀怜的、幻想的与讽刺的。其中，“牧歌”的叙述风格在于叙述者与故事中的场景、人物有一种“审美距”，以便欣赏和体味风景，沈从文在《边城》里营造的湘西世界即是典型。而在“哀怜”模式中，叙述者既从情感层面卷入场景与人物中，又在思想层面保持距离，由此，生成一种深刻的紧张，鲁迅笔下的鲁镇便由此而来。50如果将何其芳的成渝想象纳入这两种框架下，可以发现，《画梦录》中的故乡正好对位“牧歌”样式，而《还乡杂记》及以后（赴延安前）的成渝两地书写，也与“哀怜”样式相匹配。不过，随着孤独感的深化，何其芳的成渝想象又向“讽刺”模式转变，而转变的关键，离不开何其芳的延安体验与想象。

1938年8月，何其芳离开成都，来到延安，孤独体验随之消失，体现在诗歌形式上，是个体到群体的叙事转变。在《夜歌》中，何其芳就多次使用“我们”作为叙事主体。在他的行文态度上，“我们”不仅是叙述主体的选择与美学修辞的表现，也是一种情感传达。“我们”的组成与联结，不在于地理坐标的远近与交往沟通的疏密，而在于思想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我们虽还不认识，/我们已经是同志啦”51的叙事可能。当然，“我们”也是一种文化符号与话语方式，蕴含多个意象，何其芳写出《黎明》，是为了献给“我们”的“兵士”“学生”与“农夫”。通过丰富的意象展览，“我们”成为延安的代名词，它的频繁出现，折射了何其芳对延安与新中国的想象与向往。

在何其芳的延安想象中，较之成渝的压抑，延安首先具有无穷的包容性，“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52，之后又“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其次，延安体现着进步，较之“死城”成都，延安在“不断地生长，不断地改变它的面貌”53。最后，较之孤独的成渝体验，延安体验是幸福的，这里有着“自由的”与“快活的”空气，“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54。

可以发现，何其芳的延安形象作为一种镜像参照，介入了“牧歌”与“哀怜”模式下的成渝两地表意叙事。段从学认为《画梦录》所营造的精致冶艳的唯美世界，映射的是何其芳对现实世界的厌倦。55简单来说，“牧歌”模式下的故乡是“精神故乡”，而“哀怜”模式下的成渝两地则是现实。“精神故乡”的生成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厌倦，而回归现实的何其芳，又以“牧歌”故乡内含的精神高度来考察成渝两地。然而，成渝两地的孤独体验促使何其芳重寻新的“精神故乡”，延安便成了精神寄寓的对象。所以，何其芳才会感叹延安是他常常“想像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他就像生活在“那种想像里”56，并以延安形象的建构来填充成渝两地的空白。此外，延安的发现，还开阔了何其芳的创作视野，促使他在城市想象中融入政党理念，经过延安经验加工的重庆和成都，从“我城”变为了“他城”。

延安时期，何其芳的《饥饿》再续成都想象，构型了两幅场景。一幅是穿着中式衣装的男子或打扮得像姨太太的女子在茶馆射箭场休闲娱乐，另一幅则描绘何其芳购买的糖糕不小心掉在地上，一个小女孩突然弯腰拾捡，放进嘴里，又迅速离开，“她走得那样快，而且没有回头望我们，仿佛羞涩于做了这样一件事情”57。何其芳构型的两幅场景形成反差，他“直觉地讨厌”前者，而称后者为“庄严的景象”。在这里，何其芳的成都想象出现两大变化。首先是对象的情感定位模糊化。在文中，何其芳描绘了成都的众多黑暗现象，却有意对审视距离进行调控，稳定语言表达的情感力度。何其芳慨叹：“和平的城，有着和平的居民的城呵，在这早晨的静寂的白色的光辉中你睡得很好，你不知道我已经窥见了的一个可怕的秘密”58，于此，成都成为旧世界的象征。其次，是成都的政党化。文中两幅图景控诉了阶级的对立，是旧主题的延续，而有所更新的，是何其芳把阶级对立与政治挂钩。在文中，何其芳分类自己的梦，发现有两类新梦，“一种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是饥饿性的”59。在他的思想观念里，两种梦具有因果关系，“饥饿性”为“政治性”提供動力，而“政治性”也为“饥饿性”提供解决方法。何其芳以新梦修饰旧题，成都成为延安的“他者”被重新想象。

相比成都，何其芳笔下的陪都重庆具有更典型的政治意义。在《革命——向旧世界进军》中，何其芳称赞延安为“革命的心脏”，批判重庆“乌烟瘴气”：“虽然在重庆，一天饿死五千人，/而阔人们却喝着飞机从香港运来的自来水，/他们的狗吃着一百块钱一顿的大餐”60。在他眼中，重庆与日寇汉奸都是旧世界的表征，应被消灭。重庆严重的阶级对立图景在《北中国在燃烧》《重庆街头所见》等文中也随处可见，是何其芳运用政党意识进行重庆想象的主要策略。除此之外，何其芳也直接批判国民政府。在《重庆随笔》中，何其芳便以重庆市容与参议院选举为例，批判国民政府的面子工程、弄虚作假。显而易见，何其芳将“国家”形象化并融入城市想象中，当以“国家”观照重庆时，重庆显然失责失职。

总体而言，城市形象变迁“涉及权力主体和意识形态的更新问题”，拥有延安体验的何其芳对于成渝的想象从文化批判转向政治批判，便是“城之变与书写语境、评判立场之变相互作用的结果”61。何其芳作为“超然的叙事者”，与成渝两城“保持距离”，正符合“讽刺的”城市模式建构。62

结语

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突出个体价值。“抗战”与“建国”是战时中国的关键词，“抗战”需要唤醒民族意识与集体心理，“建国”则主要以无产阶级立场考量国家建设。在此语境叠加下，西方现代性腹背受敌，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建构战时现代性，力图消解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错位，老舍、巴金、郭沫若等皆是如此。在这条路上，知识分子各有其起点终点，何其芳的典型性就在于他的起点与终点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而且，与其他从“艺术至上”突转为“革命为美”的知识分子不同，他是在长途跋涉中慢慢领略到路上的万千风景。

所以，“何其芳现象”其实“蕴含着中国现代性结构的内在分裂与冲突”63，透过它，可以观照战时知识分子的群体心灵辙印。探讨“何其芳现象”，不仅是为了解剖何其芳，考察个人与革命、文学与政治的话语关系，也是为了研究战时中国知识分子认知结构的转化，爬梳他们思想观念分化的缘由与自我调整的策略。

当然，纸上谈兵是虚无缥缈的，“对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是借助于公共空间才能完成的”64，而城市则是最佳对象。抗战时期，成渝两地从边缘一跃为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又与延安隔空对峙，代表两副国家面影与两套民族国家观念体系。何其芳笔下的成渝形象是多重地方经验彼此接续的混合想象体，它既容纳了多个城市的话语力量，也作为何其芳转向的形象修辞而存在。由此，探讨何其芳的地方经验与成渝想象，是将抽象问题具象化，生成“渐变”的路线图，将作家论与城市形象問题转化为文化史与认识论的问题，从中发现战时中国的丰富与复杂。

注释：

①何其芳：《梦中道路》，载《刻意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第79页。

②何其芳：《云》，载《预言》，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版，第89页。

③何其芳：《毛泽东之歌》，刘贻清，陈志昂主编《我们永远崇敬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④赵牧：《论何其芳形象的当代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⑤李怡、肖伟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62页。

⑥⑨3741何其芳：《致吴天墀》，载《何其芳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第106页，第107页，第107页。

⑦26何其芳：《街》，《好文章》1937年第7期。

⑧27何其芳：《呜咽的扬子江》，《中流》1936年第4期。

⑩1617242529何其芳：《我和散文》，《好文章》1937年第11期。

11何其芳：《扇上的烟云》，载《画梦录》，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Ⅱ页。

12何其芳：《雨前》，《文艺月刊》193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