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志强

摘要 传统传播媒介在政治传播的信息把关过程中，追求对多数人共识表达的满足而忽视了个性化情感与思想的表达。微博传播带来的把关变化使公民个体的政治个性可以得到自由张扬，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表达意愿和自由需求。从长远看，微博技术的应用将会改变社会政治文化，它代表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并提供了言论自由表达的契机。由此而衍生出的微公共领域与传统公共领域也产生了契合。

关键词 微博；问政；把关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微时代公共领域的勃兴

自媒体的诞生使政治传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性化媒体如：微博、微信之类作为自媒体的代表，打破了过去政治传播渠道完全被集中垄断的局面，开辟了一个全民自我把关的自由传播时代。微博既是个性化私人媒体，又是一个公开的公共媒体，它不仅有私人传播的功能，也有着对公共媒介的强烈介入功能，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出网络时代公共领域被进一步拓展。作为一种可以自由交流的媒介，微博也能够实现对公共议题的理性批判，因此，有人认为：“博客作为媒介载体，具有扩大公共领域，收复公共失地的内在潜力，公共领域有可能在博客手中失而复得”[1]。传统传播媒介在政治传播的信息把关过程中，追求对多数人共识表达的满足而忽视了个性化情感与思想的表达。微博传播带来的把关变化使公民个体的政治个性可以得到自由张扬，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表达意愿和自由需求。从长远看，微博技术的应用将会改变社会政治文化，它代表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并提供了言论自由表达的契机。由此而衍生出的微公共领域与传统公共领域也产生了契合。首先，市场经济是现代公共领域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市场经济解构了传统社会，为公共领域的发育与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社会结构基础。同样，微博、微信以及手机短信等自媒体的出现不仅拓展了公共领域的空间，也强化了公共领域的本质；其次，现代民主政治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必要条件。作为在实质上保证精英人物有效管理社会事务的制度安排，民主政治要求精英人物必须符合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意愿。也正是现代民主政治以制度的形式规定各种政治主体的生产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固定关系，并由此确立一种普遍认可的稳定政治体系和规则，这就为公共领域的信息沟通和社会批判活动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广阔的组织空间，从而使公众的言论表达、政治参与和自由交流获得了现实可行的制度依靠；再次，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进而使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并维持着二者之间的张力，给公共领域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可能。公共领域的理想之一就是追求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公私冲突转化为和谐发展的动力，达到保护公民权利、促进政治清明的目的。

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交集。公共领域的最重要功能是对国家和社会这两大空间进行调节，在此期间，公共意见的载体一一公众形成了，他们在反对独裁和极权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了公共领域的最重要特征一一公共性原则，于是“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2]。理想公共领域的实现，必须遵从理性沟通规则，第一是公开性，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凡是有行为能力的人都应有公平的机会参与有公共议题的讨论；第二是允许理性的批判，参与讨论的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对有关议题提出质疑和意见，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情感，同时，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强制力量都不能剥夺参与者说话的权利和机会。三是以公共利益为主，公共领域谋求的应该是公益而不是私人利益。这是实现公共领域理性沟通的必备前提。哈贝马斯认为，在大众传播时代，传媒为各自利益集团服务，被权力和金钱侵蚀，从而导致了公共领域的萎缩。而网络媒介的出现和发展似乎给公共领域带来了福音，它成为冲破传统舆论场的利器，消解了大众传媒的舆论霸权，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微公共领域。微公共领域体现出的诸多特点改变了公民的传统政治参与形式。特别是微博等网络媒介允许匿名的存在，人们可以隐瞒真实身份，或者通过建立多个账号拥有不同的身份，这在一定意义上保护了个人隐私并保障了个人话语权。每个人都能够相对平等地参与微博讨论，进行自我把关。同时，微公共领域相对自由、公开和宽松的把关环境为公众的理性沟通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因此，不论是作为公众舆论的沟通媒介还是作为理性共识达成的平台，微博都为公共领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蓝本。于是，有人乐观地宣称，微博等先进技术的发展将把人类带入“电子民主”的新时代，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直接民主”将为期不远，在大众传播媒介时代衰落的公共领域也将得以勃兴。

二、微博问政中的“把关”

（一）传统意义上的把关控制

把关控制属于传播控制的范畴，不论是在传统媒介环境下，还是在新媒体时代，“把关”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对信息的一种控制，而“控制信息流的权力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重要杠杆”[3]。信息流控制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对人们知情权、表达权的约束和控制，信息是利益实现的关键因素，控制了信息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掌控了目标利益的发展方向。任何组织或个体，一旦在政治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上占有优势，那么也就意味着拥有获取利益的优势。微博问政中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官方机构、新闻媒体，公众个体作为信源仍然只是少数。政府的信息一向被公众认为是权威的信息，而政府发布信息的主要方式就是新闻传播，作为一级“把关人”，政府不仅有效满足了人们的信息需求，还积极主动地引导了社会舆论，即对信息的把关控制。首先，新闻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统治手段，它通过信息的传递，在思想、意识等方面深化统治阶级的立场和政策，让人们能够按照统治者的意图开展活动。通过控制新闻媒体，利用新闻传播来影响人们的言行，这在现实社会是非常普遍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政治权力用来控制社会和民众的常用方法。而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新闻及媒介平台成为人们实现政治权利和自由的手段，但是，不可否认，新闻与媒体依然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是他们控制社会、控制公众的工具；其次，新闻控制是一种文化控制，并且是以精神层面的控制为主，直接作用于人们的价值观和态度。公众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关注以及各种社会热点，大多数都是由新闻媒介的新闻报道设定的；再次，新闻控制也是一种利益控制。就是特定的利益集团按照自身的利益诉求对新闻信息流行进行控制。

微博作为一种商业化媒体，从诞生之日起就努力追求政治上的独立与自由，但这种独立和自由是无法超越政治控制的，政治性媒体是社会中的主导，并始终是政治力量进行政治统治和宣传的工具。宣传侧重操控，新闻则重视沟通，从受众层面看，传播控制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以受众的信息需求为基础，传播意义的生产控制应该由受众掌握，受众话语权是信息意义的最终决定因素。但是，当前的宣传操控与信息传播中的沟通是相互冲突的，微博客强调个人表达的权利而往往忽视社会责任，政府及媒体强调公共利益却疏于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媒体应该在公共性与商业性之间找到平衡点，传播控制的制度建设应该与时俱进，面对微博等网络新媒体，简单的新闻控制或审查已经不合时宜，需要更加灵活的制度设计，才能保证传播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实现。

（二）微博时代的“把关引导”

从传统意义的把关控制到微博时代的“把关引导”，放下官方权威的架势，以亲民的态度面对受众，这是微博问政中政府和媒体积极贯彻的路线。2011年“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第一条消息是通过微博发布的，浙江省政府及时展开了救人行动。一些政府官员在腾讯微博上进行“现场指挥”，并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告知相关部门及领导：“要做好抢救工作”。浙江的政务微博群在事故中发布权威信息、指挥救人、传递爱心，官方微博和官员微博无缝衔接，使事故中的政务信息传播和事故处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不得不说是“把关引导”的典范，许多政府的管理者和媒介运营者已经将微博作为重要的服务窗口，将传统的把关控制转化为以公众需求为基础的信息服务。网络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媒介与受众的角色转变，媒体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只拥有选择接收权利的被动受众，而是能够主动选择并且传播信息的新型受众。大众传媒时期，受众只是新闻传播机构的乘客，是被控制者，而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船，譬如微博，一种廉价的能够告知全世界的传播方式。受众并不喜欢被控制，他们希望控制媒体，正如博客的创始人之一戴维·温纳所说：“受众一旦拿到了控制权就再也不会将其归还”[4]。

新媒介时代的把关人，深刻理解了传播媒介影响力的本质，就是通过媒介作为咨询传播的渠道，对受众的社会认知、判断、决策等行为进行干预，最后使这些行为都打上自己专属的媒介“烙印”。微博舆论的形成和放大，有赖于权威把关人的引导，这种引导实质上就是前文所说的控制，只是方法有所转变，通过微博独特的新闻传播形式去改造和同化公共舆论，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去改造公众的立场和观点，最终导致公众态度的改变。因此，公众个体的把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大众媒介和政府“把关人”的中介，它为传统“把关人”提供了把关的变量依据，让大众媒介和政府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又能将个别现象汇聚成普遍的一般规律，从而因时制宜地进行把关。

三、微博问政中把关的异化

所谓异化就是常态的因素引起了非常态的结果。微博问政中，微博作为一个媒介平台，一种理性的工具，本身不带有感情色彩，“问政”的行为目标是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是一种积极的表现，而把关控制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任何事物都处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制度性的约束中，这也是自然且普遍的。但是这些正常的甚至是积极的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极大的偶然性，预期的结果往往无法实现，而背离了初衷的结果却频频发生。从当前的把关现实看，把关异化现象可以分为三大类：幕后把关的多极化、事后把关的强权化和自我把关的放大化。分类的基础是“把关人”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是传统把关与新生把关的较量，当这些博弈走向极端化的时候，双向或多向的关系就会转为某一方的单向压制，民主与合法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一）幕后把关的多极化

进入网络时代，不少人认为“把关人”被弱化了，甚至有人认为网络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把关控制了，人们可以自由的发言，自我把关。事实上，传统的把关只是从“台前”转移到了“幕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把关的隐退，隐退并不代表消失，其客观历史性决定了把关控制在任何媒介时代都不会消失。在微博问政中，把关不但没有简单化反而更加复杂，正如休梅克从五个层次分析大众传播中的信息的“把关”过程，从个人层而到社会系统层面，一则信息的发布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把关选择决定，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每一层把关隐含在信息发布之前，对于接受者来说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接受者最终只关心他们所看到的结果。微博是一种媒介形式，其本身不具备选择控制的主动能力，它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来发挥功能，一旦加入人的因素，它就不再是一个纯客观的简单工具了。一个微博信息的发布，最严格的控制设想是首先经过自我的思维把关、接着是政府把关、然后是媒体、最后还有选择性的其他个体的把关，甚至这中间还有电子机器的过滤。

1.政府层面的把关控制依然是大本大宗。政府是政治信息资源的最大占有者。据统计，我国社会信息资源中80%的有价值信息由政府部门掌握着[5]。在微博问政中，最活跃的部分除了网民就是政府与媒体，政府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传统媒介时代，政府被认为是权威的政治信源，公众没有过多的渠道去获取政治信息，更谈不上信息的发布和互动。但微博的实时性及交互性打破了传统媒介话语权的局限，信源扩大，信道四通八达，传统的控制绳索——时间难以网络化。各种理性与非理性的表达充斥于微博，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都可能在这个微小的碎片化媒介上爆发。显然，如果政府仍然按照传统把关控制的模式来应对微博，那既不合时宜，也行不通。政府通过与微博的结合，形成了政务微博，这可以说是传统“把关人”在微博时代的“借尸还魂”。政府的转变，信息的公开，主观上让网民感到政治的开明，实质上，这种转移和变化是为厂更好地控制。在微博问政中，传统“把关人”——政府“破茧成蝶”了，而不论是蝴蝶还是茧都是同一个生命体，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大部分政务微博与政府门户网站如出一辙，多用于传递信息，让公众获取政务信息，并不是为了加强政府及官员与公众的双向互动。在这个现实下，政府没有通过网络和微博提供给公众更多的话语权。政府作为公共议题信源的同时也是信源的控制者，任何涉及公共事务的信源都必须经过政府层面的严格把关，于是媒体和个人所接收的公共议题信息是被筛选加工过的。就此而言，媒体和个人没有首选的余地，甚至与政府对话的机会。

2.媒体的把关是与时俱进的 媒体作为二级“把关人”，对上可以为政府层面的信息把关，对下能够对普通公众的信息进行控制，虽然它本身也处在政府把关人的控制中，但它与政府往往处于把关与反把关、控制与反控制的拉锯战中。微博中媒体的把关隐性化了，在公众甚至是政府部门看来，微博不存在媒介把关，而事实上，微博中的媒介把关已经和数字化机器结合上升到技术层次了。新浪微博的副总曹增辉曾坦言：“新浪微博的内容基本上是全审核的，除了自动监控，还有专门的编辑进行内容审核，光是监控团队的人数就是饭否整个创业团队的数倍……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既给了用户自由，同时他发的内容，也不至于产生一些坏的结果。这个尺度的把握是很重要的。[6]新浪微博拥有一套自己的审查方式。第一是以预先审查用户的发言内容为基本前提，根据其发布内容的审查标准来决定用户微博内容是否可以发出；第二是实行用户登录后阅读的设置，即新浪微博用户的信息内容不是完全性公开，而是在用户范围内的局部公开，这就限制了信息的传播范围；第三是其内容搜索的功能中设置了关键词过滤。关键词可以理解为敏感词汇或者事件，这个规则由把关人设定，没有公开统一的标准，甚至可以因时因事不断变化。2012年4月10日23点整，经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授权，其新浪微博官方账号“@新华社中国网事”发布了两条关于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事件的新闻，与此同时，新浪新闻中心的“@头条新闻”也发布了这两条新闻，但此条微博被延迟十分钟发布，显然，这是新浪微博的把关系统关了这条微博的小黑屋。第四是对于不符合新浪微博信息发布标准的内容，新浪微博将删除敏感内容甚至是发布者的微博账号。被删除的微博显示为：“抱歉，此微博不适宜对外公开。如需帮助，请联系客服。”转发的页面也只能看到转发记录和评论，变成“残骸微博”。如果微博主连续发布不符合把关人把关标准的微博，就会被封号或者删除账号。网络平台给公众一个开放透明的自由空间，这种期望值在运营者的各种监控和审查中渐渐被降低，并且让公众产生了厌烦的心理，用户发布内容的自由被限制甚至损害。但是微博是一个社区文化特征集中的传播平台，传统的传播理念在新型媒介平台上挣扎着，审查制度使一部分用户愤然而去，但微博的运营者们并未因此而放弃审查，新浪微博总编陈彤说：“在兼容各种信息元素的同时，新浪微博将信息审查制度当作必要的‘生存法宝。”[7]。

3.还有个人层面的自我把关，这是网络媒介诞生以后“把关人”的新发展。普通网民能够对自己发布的信息进行选择加工然后传播出去，这是传统媒体时代所罕见的。当然，在微博问政中，个人所发布的信息基本上都要经过层层把关，微博的传播方式以转发著称，在转发的过程中，信息的把关过滤就更加复杂，要经过无数次的自我把关，直到这种传播彻底终止。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漏斗，多极化的把关没有增加言论的畅达性，反而让一则信息发布的过程更加复杂和漫长，甚至将言论的发布扼杀在摇篮里。同时，多极化的把关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把关，在这么多层级的把关控制下，海量的信息往往会变成某个信息的重复传播。言论的自由也在这个大漏斗中被限制，把关人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往往会发展为矛盾和冲突，甚至相互侵犯。

（二）事后把关的强权化

“把关”是对未发布信息的选择与加工，是在信息传播之前，而网络自媒体的实时性让这种“把关”处于半身不遂的状态，多数时候“把关人”无法做到全面的事前把关。因此在微博问政中，“把关”被延迟了，绝大部分放在了信息发布之后进行，变成了对结果的把关。事后把关往往容易引起各种矛盾，甚至使小问题扩大化，同时也助长了一些强势“把关人”滥用权力的行为，例如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民意进行“销声”。在现实中，是通过限制人身自由进行“销声”；在微博世界，则通过删除不利于自身的言论、帖子等方法来“销声”。从网络删帖到微博删帖，强势“把关人”行使权力时的随心所欲，把关标准的参差不齐，严重损害了公众的参政积极性。

微博问政中的意见表达主要目标之一是维护表达者或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当前频发的“利益”保护性删帖、言论屏蔽、敏感信息过滤等“销声”行为，往往会将问题放大甚至产生更激烈的利益冲突，主观上导致了某些网站运营者过度的“职业敏感”和“自我保护”心理。在对待用户的微博时，慎之又慎，宁枉勿纵。美国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新浪微博的删帖几乎是“实时”进行的，30%的微博是在其发出后5到30分钟内被删除。中国微博用户群何其庞大，发帖量可想而知。研究人员表示，假如一个工作人员平均每分钟审阅50个微博，按8小时工作日计算，每天大约需要4200个人来监督发出的海量微博。许多网友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反讽式的调侃，刻意发布可能会被删除的带有敏感词汇或事件的微博，并出言挑衅。还有网友戏称，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同时，删帖和关键词过滤变成了中国微博的创新。网络删帖并非新鲜事，前沿的把关人如网站编辑、管理员等，多数时候是屈从于删帖背后的操控力量——利益集团或政府官员。微博发展方兴未艾，已经变成了各种利益群体有目的操纵舆论的平台，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来宣传和维护自身形象和利益，删帖就是这种力量的外在表现。一旦涉及利益问题，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包括商人和官员都会成为网络删帖的“把关人”。这类“把关人”通常存在一种“信息机会主义”的心态，既要维护自我利益，又要维护对外的名誉形象，为自身的发展空间创造更多的机会。陈力丹教授认为“信息机会主义”是个人为了自我利益而进行的信息筛选与加工的行为，并提出，“在政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信息机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将信息当作为自己服务的手段，而不在乎信息的准确性”[8]。这表现在微博舆论的应对态度上，就是利用各种手段操控舆论，将意见的表达作为"工具”，按照自身的立场将信息处理为符合自身利益目标的表达，对民意的肆意践踏就是这种操控的真实写照。

（三）自我把关的放大化

通过微博问政，公众充分行使了自我把关的权利，沉默的大多数在微博上找到了表达自我的舞台。 微博的低门槛、易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体对普通受众的话语权约束，但我们获得的话语权并非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微博赋予网民的只是一滴水珠，网民却把它当成一片海洋。人们一旦拥有了某种权力就可能会得意忘形，以至于滥用权力。2013年8月，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和员工秦志晖（网名“秦火火”）等人被刑事拘留，“秦火火”事件告一段落，“网络推手”们终因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恶意损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被绳之以法。他们涉及的网络谣言事件涵盖了“7·23”动车事故赔偿问题、雷锋生活、张海迪国籍问题、郭美美事件炒作等。秦火火等人对微博平台中的言论自由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把微博当成一个外部把关的真空地带。因此，在网络空间中，没有完善的制度管制，网民的自律是有限的，将现实生活中的约束压力释放到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往往会丧失底线。

网络媒介不是一种实际的力量，尽管它是虚拟的，没有发号施令或者指定政策的权力，但它也不受技术精英的控制以及垄断资本的束缚，这就是大众参与的基础。在网络中能够形成具有代表性的舆论，拥有无形的道义上的压力，谁都不能忽视。当然，微博等网络媒介的信息传播具有实时性，传统媒体和政府机构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确认信息的准确性与合理性，也来不及对受众进行负责任的思考，这个过于开放的平台缺乏有效的监管。微博的技术门槛以及文化素质门槛与其他网络媒介形式相比更低了，任何一个网民只要有电脑，有网络，通过140字的平台就能够对政府、官员、公共事件进行报道、评论或者批评。由此产生的放纵心理是网民群体性心理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不负责任的非理性声音的重要源头。微博的匿名性助长了网民自我把关的的不负责态度，责任感的弱化，导致了把关的想当然。谣言、诽谤、恶搞等等在微博问政中也屡见不鲜。参政议政的初衷对于普通公众来说都是希望维护合法利益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自我把关的放大，使得理性的声音在混乱中被淹没，对公共议题的非理性发泄和极端表达，不仅没有推进问题的解决，反而让受害的一方更加雪上加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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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三联书店，20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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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克非.公关关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75.

[6]李文贤.试论新浪微博“广场”生态的特性[J].新传媒，2011（4）.

[7]师静，王秋菊.微博时代的网络传播——访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J].青年记者，2010，10（上）.

[8]张淑华.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权利和权力的对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