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鸿业

一、语言接纳：亚文化的媒介传播

1950年，大卫·雷斯曼（David Riesman）将亚文化诠释为具有颠覆精神，“积极地寻求一种小众的风格”。亚文化不是一个人的文化，而是一个群体的文化，网络成为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奇观在这里不断上演，主要表现为批判性、边缘性、反抗性、开放性和娱乐性等特征。当前网络上的“屌丝文化”，得到无数青少年的认可，其内涵不断在网络辐射，如代表“屌丝”心态的“搬砖”“码农”“矮矬穷”等。

2011年10月，“屌丝”一词在网络出现，源于“雷霆三巨头吧”对“李毅吧”“毅丝”的恶搞称谓，至今被广大青少年自称或互称，他们一般出身卑微，相貌平平，工作低微，爱幻想，他们顽强地生长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时代，有对生活的憧憬，只是苦于无力改变现状。这一文化已经逐步被主流媒体所接纳，2012年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发署名评论《激发中国前行的最大力量》，文中称：“分配焦虑，环境恐慌，拼爹时代，屌丝心态……政府的关系进入敏感期。”继“给力”“拼爹”之后，“屌丝”这一最能代表广大网民心态的词语正式在我国主流媒体登堂入室。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屌丝文化”已经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

二、“反智主义”及其变迁

“反智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了一本《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 IntellectualismLife），该作获得了1964年的普利策奖。反智主义即对于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的怀疑和鄙视，是对小部分精英掌控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不满和反抗，而这种社会情绪的根源在于社会的不平等。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有相似的地方，都厌恶权势者，同情无产者，在道德上贬低精英而抬高大众，认为“大众”才是社会道德的主导。

当前的“屌丝文化”，正是青少年将自己定位在“无产者”的位置，从而让“反智”有了滋生的土壤，这一看上去无害的网络亚文化，时至今日似乎已与“自嘲”的初衷有所偏离。青年群体试图通过依靠自己的亚文化背景，去赢得属于自己的文化阵地，尽管这只是“符号层面的挑战”。而这一切，没有什么来得比反对精英人群更直接、快速、有效了，这或许是网络亚文化“反智”异化的呈现，对此进行验证性的实验，将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看出“屌丝文化”的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达到了“反智”的程度。

三、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

H1．青少年在网络上的“反智”倾向是比较明显的；

H2．大众媒介对亚文化的反智具有推动作用，其效果是负面的；

H3．女性对待事物的“反智”拥有比男性更强的理性；

H4．青少年接受新媒介素养的培养，减少“反智”行为是必要、紧迫、可行的。

（二）研究方法

调查分析法，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受访者为概率抽样，职业包括私企员工、公务人员、教师、新闻记者、法律工作者、学生等，年龄段在18～30岁，这是网络媒介使用的主体，他们大多处于事业的起步期，没有很多的积蓄，在所处领域还没有充分的话语权，符合“屌丝”的特质，可以视为网络亚文化的主要构建群体。

数据分析法，使用SPSS软件对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

访谈法，与受访对象聊天，从侧面了解问卷所不能完全反映的心理层面的问题。

四、调查过程与结论

（一）样本受众“反智”情绪及其程度

2014年6月，我们发放了7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2份，有效问卷率88.6%，男女受访者刚好均为31人，各占一半。设置了5个问题（如表1所示），衡量受访者对精英阶层的态度和自身的价值观，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分为5个数量级（1～5分），得分高者表示潜在的“反智”情绪越大。

表1 “反智”情绪调查问卷

对调查的数据用SPSS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五个问题对应的均值分别为4.0968，3.1935，3.8226，2.9194，2.8065。从均值可以看出，受访者对于“社会资源集中在精英阶层”和“精英阶层不再代表我的利益”有着较高的“反智”情绪，而标准差相对较低，表明样本的一致性较好，正常反映了现实情况。因此，假设H1成立。当前，“屌丝”们为了彰显自己所处的文化领域，开始与不属于自身阵营的群体划清界线，他们不屑“官二代”“富二代”，对“官”和“富”有着极强的对抗和排斥心理，只要是不符合自身价值判断标准的事物，就能够在网络上掀起反对的浪潮，以反讽和不怀好意的调侃进行语言攻击，有时反而会忽略了事物的本身特质，部分丧失了理性的思维，“砖家”“叫兽”这样被发明的称谓就是最好的注脚。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因在央视点评“药家鑫案”后被网友冠以“犯罪漂白家”的名号。

（二）男性和女性在“反智”情绪上的对比

对调查的数据用SPSS软件进行组统计量的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组统计表，除了对“社会资源集中在精英阶层”表达了更强烈的“反智”情绪，在其他方面，包括从总体上，女性都较为缓和。但通过T检验，Sig.（双侧）均＞0.05，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看，实际上男性和女性在“反智”情绪上的差异并不明显。拒绝接受假设H3。

从调查数据上看，女性尽管在“反智”情感的均值得分上比男性稍低，但从总体上看差异并不大，也就是说，在如何看待精英阶层的问题上，男性和女性的态度是大致相同的。在当今社会，普遍认为男性的压力更大，除了工作，还要面对房子、车子等婚恋带来的附属压力，这样的现实状况难免让人觉得男性的“反智”情绪更为激烈，而女性则相对理性。但实际上，女性同样要面对职场和生活上的压力，如就业歧视、职场的上升空间有限、生养育子等，另外还有一些社会问题是男女同样面对的，如婚恋交友、赡养父母等，可见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环境下，承受的责任和压力并不比男性少。

（三）“反智”情绪的影响源

设置“你从什么渠道感受到精英人群正远离普通阶层”的问题，衡量哪方面的因素对受访者“反智”情绪的产生具有影响，选项可多选，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反智”情绪的影响源

可见，媒体的报道和参与网络信息交换，即间接经验，是受访者产生“反智”情绪的主要影响要素，而从现实中获得直接经验的机会则相对没有这么多。因此，假设H2成立。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论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认为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媒介对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媒介将“部分真实”当作“全面真实”展现在受众面前并不鲜见，某些记者和编辑特别喜欢断章取义，为了突出所谓的“新闻眼”无所不用其极。例如，把采访对象说的某句话单独“拎”出来，这句话往往能够挑逗受众敏感的神经，激起他们抵触的情绪，这些采访对象往往是某一领域的知名人士，即处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因而激起网络上的“反智”情绪。在社交媒体、社区跟帖、新闻评论中，愤懑和暴戾之气也是随处可见，夹杂着谴责精英阶层的骂声，缺少了对事件的理性思考。

（四）“反智”情绪转化为信息传播行为的方式

设置“你曾经通过什么途径表达对权贵阶级的不满”的问题，衡量受访者是否将情绪转化为言论传播行为，该问题不设选项，受访者可自由填写，在收集数据时将出现次数最多的3种途径整理出来，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反智”情绪转化为信息传播行为调查

可见，只有极少数人没有发泄“反智”情绪的行为，大多数人通过“亲朋好友聊天聚会”这种私人场合表达，并没有将情绪表达公开化，而在诸多的表达形式中，排名第二、三位的均是通过网络。

从数据上看，受访者所表现出的“反智”倾向并不严重（分别为总体均值16.8710，男性均值17.5161，女性均值16.2258）。对后两个问题“家庭出身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和“对自身发展前景较悲观”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均值都不高（<3），这说明受访者尽管对精英阶层存在厌恶感，对目前身处的环境不满，但却没有表现出强烈的自卑和失望情绪。在访谈中，不少受访者均表达出较乐观的心态，18～30岁的年青人们尚未获得令人艳羡的财富和社会话语权，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生活和情感都不如意，却有一种“迎难而上”的气概，这也非常符合“屌丝”的气质：本性善良无害，尽管卑微，却不懦弱，内心时刻向往着有朝一日收获成功。

五、结语

尽管“屌丝文化”是无害的，大多情况下仅代表善意的自嘲，把自己的身姿放低，但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渗入“反智”情绪，从而影响对事物的理性判断，以及健康价值观的形成。因此，对其“异化”是有必要给予重视的。

一是社会为年轻人提供畅通的上升空间和渠道。国家要致力于创造尽可能公平的环境，让青年们看到希望，在工作中有正常的上升渠道，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理想，有干劲，有奔头，而不是一味地埋怨、民粹化，沦为“愤青”，这样才能逐渐消解“反智”的情绪。二是在校园就加强青少年新媒介素养的培养。在青少年可塑性极强、价值观定型的学生时期，特别是大学阶段，就要培养他们的新媒介素养，帮助他们在“自媒体”高度发展、冗余信息海量的背景下，形成理性、客观看待问题的辩证思维。三是媒体人应追求高品位的新闻产品。媒体应该是大众的公器，而不是必须完全迎合大众，媒体人应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致力于合理设置议程，严格“把关”，防范恶性的新闻炒作，引导民众理性讨论问题，培养有涵养、文化水准高的受众。

[1]李超民，李礼．“屌丝”现象的后现代话语检视[J]．中国青年研究，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