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后

我很愿意做一次“文抄公”，真的。因为在阅读中我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不同时空的作者描述出来的情景竟是十分类似，甚至完全一样的。他们没有也无法相互抄袭，他们仅是对自己的经历忠实记录而已。这就是说，类似或相同的不是他们记录、描述的方法，而是生活本身的极端相似。怎么会这样的呢？我想与其熬费苦心地来分析归纳研究，还不如做“文抄公”抄书，稍稍加以归类、拼接，让亲爱的看客自己去体悟更省事些吧！

下面敝人就开始抄摘啦——请别揭发我。我也是花了劳力的。

【恐 惧】

可怕的白糖：盖斯特家人听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时，仍在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伊娜在担心受到“医生事件”的牵连，担心自己再一次被捕。3月6日，她母亲拉希尔从商店买回一公斤白糖。以前，店内从来没有白糖出售，但由于某种原因，那一天却有供应。定居地的居民没人敢去买，担心被视作庆祝的证据。但拉希尔却认为遇上了好运，应该无妨。女儿们看到她买的糖，反而吓坏了。伊娜回忆：“我们赶紧抱住可怜的妈妈，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她怎么能在这种日子买糖呢？人家会作何联想呢？可怜的妈妈！恐惧已让我们失去了理智。”（英国《耳语者》P552）

午夜门铃响：苏联年轻一代体会不到攫噬父母辈的恐怖和绝望。尼娜的朋友讲述过1937年大恐怖年代的一件事：她参加朋友聚会，很晚才回家，又找不到钥匙，别无他法，只好按门铃叫醒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回应，于是她按了第二次。不久，听到脚步声，门开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父亲。他不像刚刚起床，反倒像刚刚回家，或正要出门，身穿深色的西装、干净的衬衫，配以整齐的领带。看到自己的女儿，他在沉默中注视着她，然后一言不发，打了她一记耳光。

这位父亲受过良好教育，没有粗暴的倾向。他对深夜敲门的反应，显然基于他对“他们”前来逮捕的恐惧。（英国《耳语者》P292）

两个穿便衣的客人在客厅等他：到了1951年，布拉格的气氛几乎和战前一样糟糕，没人敢大声说话，几乎每星期都传来某某人被逮捕的消息。星期四和星期五是一周最糟糕的两天——印象中，星期四是中央委员会的例会日——如果谁家的门铃在那两天晚上被按响，屋内所有的人脸色会马上变得苍白。那些没入党的人，他们的处境还稍微好一些，当时在苏联顾问的直接指挥下，被抓的人绝大都是党员。……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时有位有名望的党员干部，听到两名穿便衣的客人正在客厅等着见他，他没有询问找他的原因，直接从抽屉里取出左轮手枪，从后门出去把自己一枪打死了。听说那两个人到他家里，是去向他咨询些问题，而不是要抓他的。（捷克《寒星下的布拉格》P121）

为失口而担忧：当了部长夫人的海达·科瓦莉，这样描写官太太们的聚会：那些太太们可以分成两类：一些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另一些人则是像我一样，来自资产阶级家庭。头一组人仗着成分好，一副自信的样子。她们嗓门粗大，表情迟钝，自以为有了好的家庭出身，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不会出错。后一组人则处处小心，生怕一不小心，失口说出跟不上政治形势的错话。她们既怕给人带来个性张扬的印象，又怕太冷漠了，不但弄得自己脸上无光，还影响了丈夫的事业前途。我们往往聊完了有关孩子这类安全的话题以后，便一言不发，在旁邊站着或坐几个小时，还要一直保持微笑，直到脸部肌肉疼痛起来。我们一边点着头，一边听劳动阶级那些同志喋喋不休的饶舌。有一回，我们在角落站着足有一个小时没说一句话。一位太太终于忍不住了冲口而出问：“最近在剧院里看到什么有趣的表演了吗？”话刚说完，自己就吓了一跳，不知刚才讲的话会不会带来什么麻烦，赶紧嘟囔了一句：“哎，请原谅，我真不该问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问题！”（捷克《寒星下的布拉格》P99）

【大门呯然关闭】

你难道不明白吗？1937年5月，艾莱娜的父亲被捕的那个晚上，母亲叫她去姨妈安雅和舅舅列瓦家暂住，以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抄家。14岁的艾莱娜穿过列宁格勒的大街，去敲亲戚家的门。门马上开了。但列瓦挡住门道，不让艾莱娜进去。“我们不能让你进来，我们做不到。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英国《耳语者》301页）

老天，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在纳粹占领的布拉格，逃离集中营的海达急切地寻找一个藏身之地。她想起了说过“我永远是你们的铁锚”的密友坚德。夜晚，她去按坚德的门铃。门开处，坚德的眼睛闪现出一片惊讶，还有一种无可言状的恐惧。他冲口而出：“老天，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海达去找第二个好友弗兰塔。他振振有词：“假如我拿自己的或是那别人的生命去冒险做一件我认为是无望的事，这种冒险值得吗？”他把烟头仍在烟灰缸里，说：“是的，没错。我害怕。”（捷克《寒星下的布拉格》P29）

你以后少来我家吧：1958年的中国，一名“右派”中学教师去看望成了家的独养女儿（他不是要求藏身的）。女儿对他说：“你以后少到我们家里来……”（一个无名者的日记碎片）

【所有的熟人都不认识了】

罗瑞卿的感受：3月4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罗瑞卿反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中国《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P212）

黑帮窝即景：这个黑帮窝也够可怕的。楼上楼下贴得满满的大字报。我记得很清楚，林默涵的名字被用大字歪七扭八地画成一只带毛的大狗，真正是一点不错的歪曲。邵荃麟病重不能出来见人，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也被贴了大字报，说是把革命的学习班当作了高级疗养院。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时“狗”，闭口是“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革命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因为曾被派往苏联留学，加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之后，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我们这些人，本来互相都认识的，这时忽然都变得素不相识了，见面连个头都不点了。（中国《思痛录》P98）

好像我们身上有瘟疫：芳邻之间一夜竟成陌路人。老师尔什维克图尔金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捕入狱后，陷于困境的女儿维拉说，最难受的还是朋友和邻居的排斥：“大家都怕我们，害怕与我们交谈，甚至不愿靠近，好像我们身上有瘟疫，会传染给他们……我们的邻居避开我们，禁止他们的孩子与我们一起玩……到1937年，每个人都把我们叫作‘人民公敌。”（英国《耳语者》P303）

【迷惘的信赖·信赖的迷惘】

希特勒与此事毫无关系：（两个前德国普通纳粹分子）问道：“屠杀犹太人？是的，那是错误的，除非他们在战争期间犯有叛国罪。他们当然犯下了这种罪行。……你可以给我看头骨和鞋子的图片，但这不能证明发生过屠杀。而且我要告诉你下面这个事实——那是希姆莱干的，希特勒与此事毫无关系。”（美国《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P65）

是贝利亚，不是斯大林：鲍利斯回忆：“斯大林去世时，大家都吓坏了，父亲也在害怕。人们担心贝利亚将上台，大家都怕他。与古拉格系统相连的是贝利亚和内务部，而不是斯大林。很多人还以为斯大林根本都不知道劳改营的真相。”（英国《耳语者》P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