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朋

文化的发展繁荣有赖于人的自由创造的迸发，最忌受权力的束缚、操控，即权力化。

但中国传统上“学在官府”，汉代又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思想文化纳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死胡同，什么都听官府的，一切以皇帝的旨意为准。这就完全窒息了民间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使文化创新、创造的源泉趋于枯竭状态。而文化的落后，终使老大的中华帝国在近现代不断遭受“挨打”，渐渐走向衰败。

人们总爱说，春秋战国、五四时期这一头一尾是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好岁月，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文化巨匠;殊不知此中奥妙，唯在彼时的权力对思想文化的掌控最弱，干预也最少，因而各种思想文化大放异彩，人才辈出;相反，文化园地一旦沦为权力的跑马场，文化变为权力的奴仆，“百家争鸣”即为百家争宠，“百花齐放”也变“一花独放”，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了无其他，一片空白。

文化最忌权力化，这个道理不是我的发现，早有智者明言在先。

比如电影艺术大师赵丹。上世纪80年代，他就在病榻上建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此话是对主管思想文化的中央领导胡乔木说的，其本意明了，权力对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干预过多，管得太死，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就实现不了。这个被称作“赵丹遗言”的主旨，不就是要改善对文艺的领导，为“百花齐放”创造自由宽松的发展环境么？

再如大科学家钱学森。10年前他对前来探视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個很大的问题。”此后，人们称之为“钱学森之问”。他说的是办学“模式”问题、人才问题，而实际上还是大学的“行政化”太甚，权力化色彩重，教育“大一统”局面急须改革的问题。教育资源都握在政府及其官员手里，“两院”这个最高学术殿堂一度几乎成了“高官俱乐部”，中国能产生世界级的杰出人才吗？

恩格斯说过，“国家不承认还有什么权力比自己高，它总是自命为绝对权力。”（马恩全集卷一第538页）绝对权力具有天然的排他性、扩张性，总爱搞自己的“一统天下”。秦始皇、汉武帝，希特勒、斯大林，莫不如此。权力追逐的是自身的权威和利益最大化，它要求人们听话、服从，最怕别人对它怀疑、批评;而文化的创新和创造，恰恰与之相反，它要挑战权威，标新立异，打破现成的“标准答案”。高明的权力，不在操控、垄断社会资源，牵着思想文化的鼻子走，而是要给思想文化赋以独立的法律地位，并为它的发展繁荣创造充分自由的空间。但权力化从根本上削弱了文化的独立与自由精神，使之成为“应声虫”“注释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之失去基础和必要条件。这就是一些官员口口声声倡导文化创新、科技创造而创新、创造仍旧乏力少有建树的症结所在。

我不想制造文化与权力的对立，但两者各有不同的生存发展规律，是可以肯定的。文化不是“管”出来的，权力对文化要多放手、多放开。如果我们真欲打造一个创新型国家，那么去权力化，或曰去“行政化”，无疑是当下文化发展必须迈过的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