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儒

中国女人的难做（据说“名女人更难做”），似早已为传媒炒熟炒滥，为受众认同共识，毋须老调重弹。但于“男人亦难做”或“做好男人尤难”一说，则少有所闻。私揣其因，盖因了“女人的名字叫弱者”，“弱者”一呼喊，便有戏可看，而男人是“有泪不轻弹”的，一弹自然是“雌了男人”，是“小丈夫”、窝囊废了。

然而，世上有许多事，人们往往是单见其表而不问其里的。中国的男人虽云历古以来是以“大丈夫”的身份、肩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重任，却殊不知“男不治内，女不治外”——这内外的有别，社会的分工，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即为孔老夫子所圣断了的，要改写亦难！而倘照林语堂先生的说法，那意思便是“母权制的某些精神一直存在于中国妇女的气质之中”。宝玉挨打，老夫人贾母颤巍巍的一声喝：“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即已吓得贾政忙赔笑、下跪、请罪，便知男人与女人，在家谁更威风、更“主子”了！

诚然，这些都已属历史的陈年旧账，不说也罢！然而，倘观今日男人之现状，恐亦同样要令中国的男人心烦意乱，羞惭难当的。记得30多年前沙先生的那一声“寻找男子汉”的呼唤，曾令数万万中国男同胞羞得无地自容。虽说那呼唤有着“拨乱反正”的意思，却让别人听来委实中国已没有了“雄性裸猿”，而要到法国去找（阿兰·德隆），要到日本去找（高仓健）。在我大中华好像“女人不是男人的一半”，倒仿佛“男人是女人身上的一根肋骨”！亦无怪乎女人在网上抱怨“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大概中国的男人都被整怕、整软了，整得没了脊梁骨，再不像“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男子汉大丈夫”了，倒成了女人随手拿捏的“大豆腐”。

四年前某报据张国立的《男人终于说实话》征答——“男人是种什么样的动物？”笔者当时给男人的画像是：“男人是剃光了毛的猴子！”因为在我看来，男人虽是已剃光了毛的“雄性裸猿”，但依然崇尚丛林法则，占山为王，唯我独尊。一旦称王，便不知姓啥，见谁爱谁。世上“两面猴”，不是卡列宁，就是渥伦斯基，被玩弄的终归是安娜！“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沐猴而冠，虚有其表，形同傀儡。猴性十足，变化无常，貌似聪慧，实质狡黠。猴急发作，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孰料此应答居然荣获二等奖！

如此观来，真所谓“做人难，做好男人更难”矣！两千多年后，中国的男人终于在一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事实上已穷途末路，左右不是“人”了！在这年头，男人太多情了是“娘娘腔”，缺乏阳刚之气;可太阳刚，没准又是“流氓腔”，没有“绅士风度”。男人太伟大了，只问事业，不顾家庭，是“感情的白痴”;可一旦顾了老娘、小娘，又太渺小了，渺小至“事业的侏儒”。男人在家固然是“没出息”，可常年奔波在外，便成了“不爱回家的流浪汉”。有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小娘要出示红牌警告;可倘若你真的阮囊羞涩，养不起“少奶奶”，不知哪天便可能领到一纸休书。这年头男人似好難做——是在内、在外，在上、在下，都已快被淘汰出局，开除“人籍”了。

当然，我们亦毋须悲观，它山之石，尚可攻玉。据说在德国看一个男人是否“成功”，就看他一生能否做成三件事——盖一间房，种一棵树，写一本书！盖一间房，是要成家立业，有经济实力;种一棵树，是要延续生命，有责任意识;写一本书是要遍历人生，有生活感悟。此等“成功男人标准”，既面对现实，足踏实地，又不乏人生追求，成就自我，让人大长见识。

而观现下中国所谓“优秀男人的标准”——什么“ 一只泡红茶的宋代紫砂壶，一条正宗巴黎的黑色丝质领带，一本八位数的存折，一组可作装饰品的上好酒杯，一副精巧的鼻毛整理器，一部永远不会丢失存号的手机，一幢依山傍水的别墅，一辆高级轿车，一本精致的高档食谱，一本未逾期的护照，一个气质高雅的红颜知己”云云，令人大开眼界！

我的“雄性裸猿”们，你想做“成功的”抑或“优秀的”男人么？中外“标准”皆有，孰取孰舍，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