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甲

马克思原谅的“缺点”

有人这样总结那些不成功的婚姻：双方因为互不了解而结合，因为互相了解而分手。我认为说得很到位，尖刻，还带点幽默。除了男女婚姻，其他一些事情也不乏类似现象，比如某些“朋友”。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一大批知识分子听信了苏联的宣传，仅仅凭借这些一面之词，就成为了斯大林及其苏联的“粉丝”。对不利于苏联“美好形象”的所有消息都不相信，都以为是“反苏谣言”。只有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亲自到了苏联，在苏联当局精心掩饰和封锁的背后看出了真相，才从梦中醒悟过来。这其中最有名的是纪德和罗曼·罗兰。二十多年后，西半球的一个岛国又获得了拉丁美洲一批左翼知识分子的热烈追捧，包括著名作家富恩特斯、略萨，诗人帕兹和聂鲁达，等等。中国文学界熟知聂鲁达，因为他50年代曾经来中国访问过，受到热烈欢迎。但聂鲁达在“亲自访问”了那个岛国后，马上转变了立场，他告诉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真是不幸，我们愿意用生命去保卫的，是一个我们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国家。”富恩特斯等人也先后与那个岛国“分道扬镳”（《南方周末》2014年4月24日）。

对任何事物不要“轻信”。即使无法“亲自前往”，也要从各种不同渠道用各种方法了解比较真实的信息。最忌讳只听只信一面之词。据说马克思曾告诉女儿，他最能原谅的缺点就是“轻信”（《马克思的自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虽然可以原谅，这毕竟还是应该改正的“缺点”啊。

知识要不断更新

一个人记忆力的黄金时期是在青少年，那时候经过的事情和学到的知识，往往可以终身难忘，可以受用一辈子。所以有经验的教育家们都主张中小学生要趁着记性好，尽量多学多记一些东西——哪怕暂时不完全理解。这样做的好处，随着人的年龄越大越明显。只是必须注意一点，知识是在不断丰富不断变化的，应该随时予以更新。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地理课讲中国的省级行政区是30个，现在则是34个了。那时候的语文课本里有很多“革命作家”杨朔的散文和周立波的小说，根本不见徐志摩、沈从文、戴望舒这些人的名字，这些人的作品全是我后来“自学”的。不仅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在“变”，自然科学也是一样。我上中学的时候，听说了电子计算机，但互联网闻所未闻。生物课上用到了光学显微镜，老师告诉我们，光学显微镜最多只能放大一千多倍，电子显微镜可以放大几万、几十万倍。这个知识我一直牢记在心，如果不是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三位科学家（因为他们“突破了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极限”，各种媒体大肆介绍，我这才“恍然大悟”，光学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可以和电子显微镜一比高下了），我却一直不晓得，还死抱着“一千多倍”的老概念。

从这以后，我老是在想：在我过去掌握的那些知识中，不知道还有多少已经过时了？

并无“额外的尊敬”

再举报一例“官腔”：鄙人在行政机关谋稻粱二十多年，发现有个现象很有趣，那就是每当下级要向上级报告工作或反映情况的时候，为了“尊重上级”起见，懂事的下级一定要说是“汇报”——“我给你汇报一下工作”，而不会是“报告”。我一直想不通，本来按照规矩，下级向上级陈述事情应该用“报告”，如果用“汇报”，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不过是“综合材料向上级（或群众）报告”罢了，并没有增加一点点“尊敬”的味道。而且很多时候报告的就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没有“综合材料”，擅用“汇报”除了虚张声势和夸大其词外，根本没有“额外的尊敬”在里头。但我从未见到有“上级”对此做过纠正，大概对这种子虚乌有的“尊敬”也很陶醉吧。

前文化部长王蒙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目睹的中华民国》， 提到那时候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但上下级之间不用“汇报”，“绝对只能叫‘报告”，似乎还是比较靠谱的。

契诃夫、鲁迅和“永恒的主题”

文学是否有“永恒的主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一直有争论，有些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过去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文学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必定是某个阶级的代表，从《暴风骤雨》《林海雪原》到《上海的早晨》，都是这样。“文革”中走红的“三突出”小说和样板戏就更不消说了。在那种情况下，主张“人性”“爱情”这些所谓的“永恒的主题”的人，自然都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吃了很多苦头。改革开放以后，谈论“永恒的主题”似乎不算“反动”了，光反映谈情说爱的作品还很受欢迎，但热衷于“反映某种斗争”的作家作品仍然络绎不绝。这属于“百花齐放”，当然比原来好得多。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主题”，其实无须长篇大论，几句话就可以说得很明白，比如刚从报纸上读到的中国某戏剧家对契诃夫剧本的点评，就是这样。

这位戏剧家是童道明，他评论的剧本是著名的《樱桃园》。剧本的内容是：樱桃园的主人是没落贵族，商人要购买樱桃园，把园中的樱桃树砍了，建成别墅出租。贵族起初不答应，但因为缺钱，最终只得卖掉，流着眼泪离开了樱桃园。远处传来砍树的声音……“以前对这个剧本的解读非常简单：作品反映了阶级的变迁，地主贵族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崛起。”“不，他们（观众）是要感受那其中蕴含的永恒的人文精神。”“《樱桃园》体现了精神和物质的冲突。别墅象征物质，樱桃园象征精神。这样的冲突在人类历史前行中始终存在。……正如今天的人们开始把消逝的老北京城当作‘樱桃园来怀念”（《光明日报》2015年4月14日）。童道明认为契诃夫写《樱桃园》并不是为了反映“阶级斗争”，而是为了反映“精神和物质的冲突”。我也很赞同。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以为用鲁迅的《阿Q正传》来解释，同样好理解。按照以前的“阶级斗争文学理论”，《阿Q正传》反映的是“雇农与反动阶级的斗争”。但其作者的本意，则是对中国民族性中的落后部分——阿Q精神进行尖锐批评。这种精神普遍存在于各阶级、各阶层，而且过去存在，现在存在，今后还可能存在。证据是鲁迅当年遇到过、我们现在还经常会在生活中遇到阿Q式的人物，“××像阿Q”也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话，至少我本人这几十年就说了不下一千次吧。我借用“阿Q”批评过我的朋友、熟人、同事，還有老婆、子女、亲戚，但我恰恰一次也没有针对过“雇农”或“反动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