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读明代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上，在《示儿诗》条中，录有韩愈的一首写给儿子的诗：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于。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主妇治北堂，膳服适亲疏。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跹跹媚学子，墙屏日有徒。嗟我不修饰，比肩于朝儒。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

熟悉的示儿诗，只有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一腔爱国热诚呼之欲出。而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文宗韩愈，居然还有这么一首如此平实的示儿诗，实出乎我的意料。韩愈的雄文，像《原道》《原毁》《师说》《进学解》《论佛骨表》等，都是知道的;写得沉痛、动人的《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也是读过的。印象中，知堂就特别不喜唐宋八大家文，而偏爱明末的小品，大约是因为他性不爱见高头讲章，而喜欢平实的东西的缘故罢。

写给儿子看的诗如同对孩子讲的话一般，特别的真诚不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韩愈的这首诗也如此，他回顾了自己的奋斗过程，及所取得的成就（拥有的社会地位与物质条件），希望儿子也能像自己一样有所成就。针對韩愈的这首诗，朱熹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韩公之学，见于原道。其所以自任者，不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其好乐之私，日用之间，不过饮博过从之乐。所与游者，不过一时之文士，未能卓然有以自拔于流俗者。观此诗所夸，乃感二鸟、符读书之成效极致，而《上宰相书》所谓“行道忧世者”，则已不复言矣。其本心何如哉？

按朱熹的意思，以辟佛恢复儒家仁义为己任的韩愈，就不应该向儿子夸耀上述一切，仅仅局限于“好乐之私，日用之间”，而应该进行更为崇高的理想教育。

但瞿佑并不认可朱熹的看法：

按朱子所以责备者如是，乃向上第一等议论。俯而就之，使为子弟者读此，亦能感发志意，知所羡慕趋向，而有以成立，不陷于卑污苟贱，而玷辱其门户矣。韩公之子昶，登长庆四年第。昶生绾、衮，绾咸通四年，衮七年进士。其所成立如是，亦可谓有成效矣。

我赞成瞿佑的观点。我想，知堂如读到这首诗，也一定会持赞同态度的罢。

读欧阳修撰写的《新唐书·韩愈传》，可知韩愈是个命苦之人，三岁成为孤儿，跟着堂兄，堂兄死后，由嫂子养育成人。考中进士做官后，又先后四次被贬，最后一次，是因为谏宪宗迎佛骨，差点被杀掉。当然，他后来做到了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五十七岁去世后，被赠礼部尚书。用今天的话说，韩愈是一步步从底层奋斗上来的典型。所以，“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这四句诗，包含了多少汗水与泪水啊。从韩愈的一子两孙都能考中进士、自立这一点来看，他的家庭教育，无疑是成功的。

今日之情况又不同于唐代，那时，像韩愈这样处于社会底层者，只要书读得好，考中进士，就可以做官。而今日，假如你是来自农村或城市普通人家，即使成绩优异，考上重点大学，但毕业找工作甚至婚姻大事，因父母是农民或工人，没多少社会关系可资利用，那些待遇优厚的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的岗位，恐怕就轮不到你;找对象时，父母或亲朋也很难给你介绍门第好的男女朋友等。而以前读书远远不如你的同学，极有可能凭着父母的能耐，其工作、婚姻都比你强。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发出了“学习好有什么用”的感叹。更不要说那些富二代、官二代了，一生下来就掉在蜜窝里。但面对社会之不公与贫富差距问题，仅止于慨然一叹，听之由之自暴自弃，未免颓废过度，须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还是要争取一个公平环境下的自我奋发与努力。在此情况下，韩愈的《示儿》诗就仍有其现实的意义，无论社会环境如何，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定是凭个人努力以达成功为荣，借父母余荫享受一切为耻，所谓“其无迷厥初”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