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婷 邵璇

摘 要：约定俗成是语言符号的一个本质特点，语言的约定俗成的主要观点是语言形式和其所指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在人们的社会性“约定”中形成的。本文试通过“大放厥词”意义的约定俗成来证明新义的产生并非任意，而是有一定的理据。此外，还略谈了约定俗成给教育领域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大放厥词 约定俗成 理据性 影响

韩愈的《祭柳子厚文》中有一句“玉佩琼琚，大放厥辞，富贵无能，磨灭谁纪？”其中，“厥”在《尔雅·释言》中解释为“其也”；“辞”，同“词”，指“文辞、言辞”。“大放厥词”在这里指的是写出大量优美的辞章，施展文才。此外，还有宋代楼钥的《辞免落致仕除翰林学士状》：“伏望皇帝陛下，俯察忱衷，别求髦俊，俾司是职，大放厥辞。”以及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苏东坡诗》：“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这些诗句中的“大放厥词”都同韩愈《祭柳子厚文》中的意思相近。

一

如今人们在日常交际以及报纸杂志中经常使用大放厥词这个成语，但意思同其本意已有所不同。请看下面例句：

（一）吕秀莲日前在一家香港传媒大放厥词，一口一个你们中国，我们台湾，一口一个你们中国人，我们台湾人。（《人民日报》2000年4月12日）

（二）在上周对法国国家足球队新主帅多梅内克大放厥词的法国球星皮雷，将在8日接受法国足协的问话。（新华网巴黎2004年11月4日电）

（三）台湾的陈水扁日前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大放厥词，以此作为他推行“台独”的借口。（新华网香港2004年3月31日电）

（四）奥野就“慰安妇”问题大放厥词韩国舆论予以强烈抨击。（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5月15日）

笔者利用北京大学语料库检索出四十七个使用了“大放厥词”成语的例句，并选取以上其中四例，从中我们发现所用的“大放厥词”并非是指“写出大量优美的辞章”，而是指夸夸其谈，大发议论之义，含有贬义色彩。检索出的另外四十三个句子同以上四句意义一样。这些例句不仅出自主流报纸杂志，还出自演讲稿、小说里的语句。这些主流报刊、演讲稿以及小说都将“大放厥词”这一成语表达成夸夸其谈之意，并带有贬义的感情色彩，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这一成语在词义的使用上以及感情色彩的应用上均发生了改变。更重要的是这一改变已经得到词典的认定，从《现代汉语词典》试用版（1973）对“大放厥词”的解释为“大发议论（今多含贬义）”到《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006）的解释“原指极力铺陈辞藻。现指夸夸其谈，大发议论（含贬义）”，这段稍加改变的解释的过程即可得知。此外，我们发现，“大放厥词”意义的改变已经有了一段历史。

如今对“大放厥词”的使用同其本义相比较显然是用“错”了。但赵元任先生在他的《什么是真正的汉语？》中曾说：“只有闭眼不看语言演变的事实，才能守得住旧传统始终不变的错误观念，语言是在变的：或者通过语言规律有规则地进行，或者是通过方言的借用不规则地进行，或者是因为有意识地立出新的规范，或者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因为错误的读法或对文献的误解。演变的最大的社会力量是‘习非成是。”{1}我们知道语言的一个本质的特点就是“约定俗成”。语言的约定俗成的主要观点是语言形式和其所指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在人们的社会性“约定”中形成的。{2}索绪尔在谈到语言的性质时曾经说过，“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结合的整体，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3}。他又谈到一旦这种音义结合固定下来，那么全社会成员就要去遵守，这又说明了语言符号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强制性我们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对待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约定俗成的结果。就像上文提到的“大放厥词”，原本它只是表示写出大量优美的文辞，或者极力铺陈辞藻，但是如今却经常使用成夸夸其谈之义，就算用其本义也多是出现在文言语句中，如《柳如是别传》。不管是习非成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还是约定俗成，其过程是任意的，还是有一定的理据

性呢？

二

以“大放厥词”为例，为什么人们会将其误用别义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厥词”。现代很多报纸杂志都会将“厥词”单独使用，如“陈水扁又放厥词，诬陷大陆导弹指向全世界”（人民网2005年8月1日），“吕秀莲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短短的几天时间，她就按捺不住跳出来大放‘台独厥词，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人民日报2000年4月11日）。第二个例子里将“台独”放置“大放厥词”之间，这同原成语相比结构更加松弛。按以上例句中成语的使用情况，我们完全可以将“厥词”理解为“谬论”{4}，“放”可以理解为说、鼓吹之意。主流报纸杂志对词语的使用可以反映出群众对词语的认知，尤其是经过约定俗成的词语。“大放厥词”既然是“放”，而且是“大放”，程度的加深使人们认为其后所出现的词语含有不好的意义，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感情色彩也在悄然改变。但仅仅是大众自身的认识导致词义的“扭曲”吗？笔者认为不然，因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使用也会对人们的认识产生影响，尤其是名家之作。例如巴金《随想录》：“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孙中山《革命原起》：“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这里的“大放厥词”作者是用来形容自己，表现出自谦的态度）此外，还有邹韬奋《患难馀生记》第二章：“只根据国民党‘摩擦专家的单面报告，大放厥词，置对方将领的无数报告的事实于不顾，完全抹煞，一字不提。”带有贬义色彩的“大放厥词”已經在大众之间广泛使用。

只有理据性才有验证性，以“大放厥词”为代表的部分成语的约定俗成是有理据的，不论其理据是否正确，但总会事出有因。我们认为，部分成语约定俗成下来的原因有三：（一）成语本身的张力，使得人们容易望文生义；（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知识水平不断提升，成语使用频率也逐渐提高，在使用过程中对词义理解的不透彻，容易造成成语的误用；（三）媒体、文学作品的传播加快了成语误用习非成是的速度。

如今有很多成语的意义经过词义的转移，已不同其本义。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的语言，人是社会中的人，语言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那么语言一旦约定俗成下来就有必要在词典中有所反映。从《现代汉语词典》版本的更替，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约定俗成的新义已经有所反映，例如“空穴来风”“不亦乐乎”等。但约定俗成的成语会不会带来麻烦呢？在笔者上高中的时候，为了应对高考背了大量的成语，很多教辅书对待成语的解释并没有更新换代，这就造成了学生的误解，这样的误解甚至还会出现在考试中，老师对这样的问题也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如今过去了四五年，由于自身的懈怠没有及时关注成语意义的发展，对有些成语的认知依旧停留在其本义上，这就造成在翻阅书籍报刊时容易产生疑惑。如同我这样的情况在当今的中小学生中依旧存在，所以这对教辅出版社加强对成语意义更新的关注以及老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提出了要求。我们总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停滞不前，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如果一味尊其本义而忽视其发展，即使使用题海战术来提高成绩，我想也是徒劳。

{1} 赵元任：《什么是正确的汉语》，叶蜚声译，《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宁春岩：《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吗？》，《现代语文》1996年第1期。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4} 蒋涛、王红叶：《“厥词”是什么词？》，《语文建设》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