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语言学中，语言符号与意义、客观现实之间是否存在着理据性问题一直备受争议。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从语言的经验本质性视角揭示其理据性。本文从认知体验观角度出发，探讨作为语言符号中国人姓名的理据性。通过对中国姓名的相关历史背景分析，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风俗等四个方面探析中国姓名符号命名特征及其本质，从而说明中国人取名及姓名来源并非是任意性而是理据性的结果。

【关键词】认知；体验哲学；中国姓名；理据性

一、引言

实际上，在西方语言学论著中提出相对较早，影响颇深的索绪尔在1916年就提出了“语言符号任意性支配说”，认为语言符号“能指”的音响形象和“所指”的概念意义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而是任意性驱使的结果（索绪尔，2001）。但哲学界、符号学界、语言学界都开始质疑语言的任意性说。认知语言学创始人Lakoff和Johnson（1999）认为，语言中的理据性要多于任意性，这是因为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及其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被理解。这就意味着语言意义是依赖于身体经验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而形成的，并非自治而独立。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理据性，王寅（2007）认为，人类在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了概念结构，语言形式不仅与客观的现实之间，而且在许多方面还与人们的经验结构、概念框架、认知方式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因此主张积极寻找和着力解释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对应性象似关系。体验哲学、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逐步地推翻了索绪尔的任意观以及乔姆斯基的天赋论，这要求我们不得不从新的角度去思考一些语言现象的本质问题。因此，本文从认知体验的角度得到启示，分析中国姓名的理据性。

二、姓名与其符号功能形成的影响因素

姓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象征符号，在原始人看来人的名字就是人的魂，即人的命之所系，与一个人的实质有着紧密关联（王泉根，2011：34）。另外，何晓明（2012：110）还指出：“姓名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语言现象。当它以书面形式出现时，又是一种文字现象，而语言文字也是民族文化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姓名是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流需求的独特产物，它的来源和认识与人类社会、人类语言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词，它本身不仅具有符号功能，而且它还表达了某一特定的意义（何晓明，2012：111）。”这种意义不仅通过姓名符号（具有语言物理形式的特征，即声音形式和文字形式的结合体）将其与其他物体区分开来，同时还能通过语言符号传递当事人或命名者的愿望、目的以及反映社会现实情况等，这就表明姓名并非是简单任意性的结果。Langacker（1999：14）认为语言必然受到诸如环境、生物（包括生理、神经、感官等）、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姓名也不例外，下面基于认知体验观，我们分别从四个方面简要分析中国姓名的理据性。

1、政治现实认知视角

皮尔斯认为，外部世界是符号意义的主要来源，符号是在认知主体与外部世界互动作用下产生的，其意义是与客观世界和认知主体密切相关的（王寅，2007）。从姓名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每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当时的政治局势的切身体验，经过大脑的认知加工，形成特定的概念和意识，并反映在人们的姓名称谓上。同时，当我们分析某一姓名时，又能动地反映该姓名特定的历史背景特征。因此，根据姓名形成过程，我们认为人物姓名所体现的人类认知概念来源于社会客观现实。从《汉书·王莽传》中，始知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东汉、三国时期的人们，基于政策因素以及政治时局客观现实的体验认知，形成了单名的认知概念，所以就有了普遍的单名现象。如《三国演义》中真实的历史人物：刘备、曹操、张飞、关羽、诸葛亮（诸葛复姓）等都是单名。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国家安全遭到各方势力的威胁，很多政治人物被迫改名换姓，据不完全统计，孙中山的名字竟有几十多个。如孙中山以“日新”自號，因为孙中山身处这一动乱时期，对客观现实不满的身体经验促使他的认知中形成渴望社会稳定的意象图式，而这一概念意识就表现在他以“日新”自号。后来孙中山又有“逸仙”、“四大寇”、“洪秀全”等名称，这些绰号统统都折射出孙中山亲身经历动荡不安的政局变化的客观现实事件的特点。

另外，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30年时间内，名字呈现出革命化、政治化的特征。建国时期，主要有“抗美援朝”、“大跃进”等客观政治事件，姓名中出现了诸如“建国、援朝、跃进、卫东”；文革时期，出现如“卫国、卫军、卫兵、卫红、红军、红兵、宏志、红兵、伟国、伟志、学军、学工、学兵”等称谓（孙芳琴，2008：46）。人们参与体验政治事件，在大脑中形成特定的认知范畴，这种对现实感知所形成的概念知识就体现在姓名方面。正如Dirven & Verspoor（1998：94）认为，在某些事件图式和某些句型之间存在系统的联系，那么某些政治事件图式也与姓名命名存在系统的联系。

2、经济现实认知视角

客观环境改变的体验，人们的认知也会相应变化。归根结底，认知、思维、概念、意义都具有体验性。基于认知概念的语言符号也具有体验性，遵循着“现实-认知-语言”的进展程序，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理可据的（王寅，2005：37）。这就说明经济的发展影响人类认知，进而影响姓名。

汉代是华夏统一的初始阶段，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繁荣，在人们的命名中，也表现出相对积极乐观的精神和勇敢壮阔的豪情。像“国、”“安”、“超”、“霸”、“武”、“昌”等反映国泰民安、国家昌盛的字眼频繁使用。这些都表明中国姓名中的语言成分与物质经验和认知体验息息相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认知范畴体现在文字选择使用的范畴中，同时，反映出中国姓名理据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繁荣，人们的名字也呈现出艺术美，意义美的特征。据户籍人口姓名统计，改革开放时期，诸如“伟、军、华、静、淑、芬”姓名用字普遍存在。20世纪末期，“倩、丹、静、菲、晶、媛、颖、蕾”等字被广泛应用于女性名字之中。这两个阶段的姓名用字具有女性美和良好的心理状态。同时，经济增长，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影响人们整体认知，这种整体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作用于姓名用字方面。从认知语言学体验观来讲，语言形式是人在客观世界体验的基础上与大脑的认知所形成的结果。姓名也是人类的认知和现实世界互动的共同结果。

3、宗教认知视角

F Ungerer & H –J Schmid（2008）认为人们与客观世界的互动经验储存于日常用语之中，同时也能从我们表达的思想方式中得以体现。我们可以从日常用语中窥探出，中国姓名符号也反映了人们与宗教文化的互动体验。如陕西西北一带和黑龙江东北一带等大约近一万人姓佛，也许就因先人习佛之教，所以以此为姓。此外，很多人在姓名中使用佛教术语或佛名，如：“悉达、文殊、金刚、沙门”等，受博大精深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信徒们为了表达自己对佛教的虔诚，或者以佛名庇佑，故以名之，如历史人物：“宋金刚，高力士”等。特别是五斗米道，很多人的名字都与道教相关。六朝最重家讳，但其中“道”“之”字普遍用于人名，如南朝大书法家王羲之，北朝著名道士寇谦之，其父寇修之。自古以来，中国各教派百花齐放，各宗教派别之间兼收并蓄，但又有其自身特点和思想。这些宗教派别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信仰者的认知和行为，所以宗教姓名具有理据性特征，并不是毫无根据。正如陆宗达、王宁（1994：71）指出：名物是有来源的，在给一个专名定名时，完全没有根据、没有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为一物定名时，一定与对这一事物的观察、认识有联系，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源可寻。

4、社会风俗认知视角

社会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约定俗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是整个社会活动传承和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对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旦人们遵循某种社会风俗，姓名符号也会受到影响，这符合认知语言学的心智体验观。L&J（1980）认为在建构人类概念、思维、推理和语言中，体验起着首要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形成了Experientialism理论，明确提出了心智具有体验性的观点。人们的心智具有体验性、那么由心智导向的姓名行为也具有与客观世界互动的体验性。

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可知，天干地支纪日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出现，当时的历法就用天干地支编排年号和日期，因此人们就以天干地支来给孩子取名。如：成汤（天乙）、辛未、癸酉等。另外，在原始民族时期，由于人们的认知落后，对事物的发展缺乏科学的判断和预测，因此，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会借助诸如龟壳、铜钱、竹签等物体通过人为的一些仪式进行占卜，来探寻事物发展的轨迹以及告知人们将如何采取行动。其中，一些地方取名从古至今都沿袭着占卜的传统，占卜师根据孩子出生的天干地支，推断出五行，再进行命名。从以上的材料可看出，无论是语言还是姓名符号的发展总是以客观现实和人类自身认知为基础的，同时分析姓名我们既能反映当时社会的某些意识形态方面，概念意识，还能洞悉社会客观形势。

三、结语

本文结合认知语言学体验哲学观，分别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风俗主要几个方面出发，研究中国姓名，认为中国人姓名具有认知理据性特征。同时，认知语言学理据观的强大解释力表明，绝对的语言任意观是错误的，因为它不能完全合理解释某些语言现象中形式和意义的关系。最后，虽然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理据观能对中国姓名研究做出一定的解释，为姓名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但本文研究角度并不全面，许多不足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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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晓琴（1990—），女，汉族，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