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诗瑶

摘 要：变异学开启了比较文学的新篇章，本文以比较文学变异学为视角来关注叶赛宁诗歌在当代中国的翻译，探讨在翻译过程中译入语文化中的诸多因素，透过语言表层现象关注深层次的内因以及相关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变异学 叶赛宁 诗歌翻译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翻译的价值越来越凸显，翻译是跨文化跨语言进行文学交流的桥梁。文学研究对于翻译的要求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从早期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力求忠实原作；到译介学，它把翻译纳为文化圈的范围，译作成为一个既定文化事实，关注的不再是翻译过程中的符号转换，而是语言现象背后的文学现象与文化背景；再到比较文学变异学，寻找原作与译作的差异作为文学研究的目的。客观来说，每一部作品在翻译之后，其实都会发生变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难免受到外在或是内在因素的影响，所以关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变异现象，探求其中深层次的原因，也就变成了一个具有学术意义的话题。本文以比较文学变异学为理论基础，以俄国作家叶赛宁诗歌中俄版本为例，通过误译、漏译、增译、省译等手段来观照原作译作的不同之处，说明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深层次文化的转换。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近些年来新兴的一门科学，它与早期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可以称得上是比较文学领域的双子星座。与影响研究求同相反的是，变异学注重观照文学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由于媒介、文化等各种内外因素带来的差异，即“求异”。变异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弊病，开启了比较文学的新道路。

变异学这一概念首先在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提出，他把比较文学变异学定义为：“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究文学的内在规律。”①这一学科是基于对比较文学形象学、译介学、东方学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提出的体系化理论，虽然在此之前很多理论都已经有了变异的说法，但并没有逃过实证研究的窠臼，变异学将前者从中分离出来，归为己用。变异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译者在接触原作的时候是以一定的身份入手的，首先译者的身份是社会的，是特定社会历史传统与意识形态下的译者；其次译者的身份是个人的，职业、种族、地位、性格等个人因素都是产生变异的原因，译作可以说是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

叶赛宁是俄罗斯著名的农民诗人，他是俄罗斯农村风貌的忠实歌者。以他的诗歌作品的译作作为切入点，具有深刻的语言研究价值。汉语与俄语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有时需要根据自己的艺术创造，对原作进行语言层面的转换，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个人风格，即一种创造性叛逆。

一、误译

误译，顾名思义，就是翻译时译文出现错误的现象。这样的错误有时是有意的，有时则是无意的。而其中无意的误译则在某些方面反映了译者的本土文化的影响。如《啊！你，我亲爱的俄罗斯》一诗中：“Гой，ты，Русь，моя родая，Хаты —вризах образа……Не видать конца и края —Только синь сосёт глаза.”当代翻译家陈守成将其译为：“啊！你，我亲爱的俄罗斯，层层的房屋，披着袈裟的圣像……无际的空间，深蓝一片——两眼望得酸胀。”②

对于“риза”的翻译，我国是一个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国家，由于宗教文化的不同，我们很容易把俄罗斯的圣像和我们的佛像联系起来，自然而然认为俄罗斯的圣像的服饰也是袈裟。其实不是，俄罗斯是一个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尤其是东正教对俄罗斯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叶赛宁在文中使用的“риза”很显然是指神父身上所穿的法衣。

二、漏译

漏译，是指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译者的疏忽使得原文中的某一部分在译文中并未得到体现，从而导致了译文中意义的部分缺失，如在诗歌《给母亲的一封信》中：“И тебе в вечернем синем мраке，Часто видится одно и то ж： Будто кто-то мне в кабацкой драке，Саданул под сердце финский нож.”郑铮译作：“在傍晚蓝蒙蒙的昏暗中，一个幻影经常在你眼前浮现——酒馆里似乎有人和我打架，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田。”在这个译文中译者直接把“финский нож”译为尖刀，这其实也无可厚非，但叶赛宁特别指出“финский нож”即芬兰刀，说明作者对于这种刀独特的感情，芬兰刀以造型流畅，用材讲究，工艺精湛，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而驰名世界。过去，在简陋铁匠铺中锤打出的芬兰刀是当地人生活所必备的工具：狩猎、捕鱼、宿营、防身，芬兰刀可以说随身不离，当地人民对这种刀感情深厚而独特，很容易理解在中国同样是利器，刀与剑的含义却大不相同，甚至文化含义也是相差甚远。这里译者漏译了“финский”，虽然并不影响理解，但在感情色彩方面却大打折扣。

三、增译

增译，指翻译过程中根据译入语的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加上对于译入语使用的必要成分，从而使得译文在语法结构、语言文化、语言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上符合译入语语言的习惯方式。在葉赛宁诗歌《我不悔恨，不呼唤，也不哭泣》中有这样一句：“Словно я весенней гулкой ранью，Проскакал на розовом коне.”著名翻译家刘湛秋把它翻译为：“仿佛在一个早春的轰隆的清晨，我骑在玫瑰色的马背上疾驰如箭。”在这节诗中“Проскакать”意思为“疾驰”，而译者译为“疾驰如箭”，在原诗中并不能找到“箭”的相对应的单词，这就是译者自己的“创造性叛逆”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无论是四字成语、歇后语，还是俗语、谚语都独具中国特色，尤其是四字成语的运用为文章增色不少。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箭”被赋予了快的含义，如“光阴似箭”“归心似箭”“如箭在弦”，所以这里的翻译正是契合了中国语言文化的使用，而在俄语中则没有这种用法。

四、省译

省译，指在翻译过程中删去不符合目标语思維方式、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的词。通常，省译的部分是原文中那些不言而喻的成分，目的在于使译文更加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表达习惯。在《苏维埃俄罗斯》中：“Кого позвать мне？С кем мне поделиться，Той грустной радостью，что я остался жив？”陈守成译作：“我呼唤谁？和谁共庆，我还生存，分享我那忧郁的欢欣。”③在这一小节的第一句中“мне”使用的是第三格，说明在文中省略了一个“надо”，这是俄语的语言使用习惯，无人称在句中做谓语，通常省略“надо”一词，主体用作第三格，表示“应该、必须”，在译文中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来，对于理解而言无可厚非，但没有体现出俄语语法的使用习惯，这样的翻译通常是不同语言习惯造成的。

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上述问题的例子还有很多，笔者只是选取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通过这些误译、省译、漏译、增译现象，来揭示翻译过程中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希望达到以管窥豹的效果。毋庸置疑，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历史、宗教传统都会导致翻译中的差别。其次，语言习惯、思维习惯都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除此之外，作者与译者创作风格的差异，诗歌语言本身的朦胧性与意象性，以及其他很多原因都是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所以对于翻译中的误差，是必然存在的，而非是偶然的。

总体来说，本文通过对译本的个案研究，以比较文学变异学为出发点，来关注叶赛宁诗歌在当代中国的翻译，探讨在翻译过程中译入语文化中的诸多因素，不仅关注了表象的变异，更透过现象看到了深层次的内因以及相关的文化意义，从一个侧面看出文化和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近些年来，变异学的理论已经越发成熟，这个理论的实际应用不仅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更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做了有益的尝试，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① 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②③ 叶赛宁：《叶赛宁诗选》，兰曼、付克、陈守成译，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第64页。

参考文献：

[1] 陈建华.中俄文学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2]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 曹顺庆.比较文学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4] 张建华，任光宣，余一中.俄罗斯文学选集[M].北京：北京外语研究与教学出版社，2007.

[5]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选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6] 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 陆永昌.俄汉文学翻译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8] 刘湛秋编选.叶赛宁诗歌精选[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