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昕

杨民康，男，白族，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民族音乐学）博士。曾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助理、民族音乐研究室主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兼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音乐学院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三峡大学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云南大学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校客座/兼职教授。对中国民歌及歌舞音乐，傣族和南亚语系民族（布朗族、德昂族、佤族等）传统音乐，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传统仪式（基督教、道教、南传佛教、民间信仰）音乐及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理论有较深入研究。曾赴欧洲、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大陆各省市参加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著作有《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中国民间歌舞音乐》《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等10余部，获第三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第三、六、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专著《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2015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发表论文150余篇，获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首届优秀论文评奖一等奖、北京市文联文艺评论奖一、二、三等奖，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二、三等奖。

音乐时空：据了解，您是从作曲专业转向少数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这是出于个人兴趣吗？

杨民康教授：这里面有个人兴趣的原因，但也有必然的因素在起作用。我来自云南，本身又是白族人，因此原先作曲主要也是集中在少数民族音乐创作领域，采风时接触到很多民间音乐。当然，起初采风主要是以作曲为目的。我1986年撰写和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涉及了布朗族的民歌研究，所采用基本材料就是1983年在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等地采风4个月的部分成果。后来，随着采风活动和手中掌握的民间音乐资料越来越多，很自然地就逐渐转向民族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在当时不少国内民族音乐学者都有从表演、作曲实践升华至理论研究的过程和经历。从我的老师田联韬先生到我们这一代都是这样，这是一种符合文化和艺术实践规律的，必然的发展过程。它和今天大学里盛行的学生转学生，课堂到书本的研究生培养过程很不一样，当然我个人的主观兴趣也是十分关键的。

音乐时空：同时也请您谈谈当时国内的民族音乐研究生的培养状况。以及您是怎样由此踏上民族音乐学研究道路的呢？

杨民康教授：在我对民族音乐研究开始感兴趣之后，便有了考研的愿望。1986年，我顺利通过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成为田先生第一位硕士研究生。说到报考这个研究方向的动机，不能不提一下当时整个音乐学研究生的培养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建立起来，但几所主要音乐院校培养研究生，要晚于作为综合艺术院校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而且，后者一开始注重培养的，主要是民族音乐或中国音乐史研究方向，所以就有了沈洽、杜亚雄、乔建中等几位当时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优秀中青年学者才俊，也是今天的学界领军人物。对于我们有志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青年学生来说，他们都是自己向这个方向努力的标杆。比较而言，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研究生培养制度不仅起步较晚，而且一开始是以西方音乐史为起点的。我们入校时，整个音乐学专业只有两位西方音乐史方向的硕士，即现在仍在我校任教的刘经树与余志刚两位教授，另外还有几位表演专业的研究生。我和同届的陶亚兵、巩学群（巩小强）三位音乐学学子，便有幸分别作为民族音乐（后来改为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的首届研究生，得到众多老师的集中指导和精心栽培。由于当时还没有博士培养层次，硕士研究生已经是最高学历，研究生数量也比较少，平均年龄偏大，都有一定的音乐实践经验。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的比例，平均下来，几乎是一比一。记得在学校里，我上过少数民族音乐和民族器乐等研究生课程，便是由田联韬、袁静芳等老师为我单独授课。同时，学校还要求我们到在京的著名的综合大学选修课程。我本人就在中央民族大学随金天明、邵献书、胡启望、徐仁瑶等著名教授选修了民族学、语言学的研究生课程，也都是采用一对一授课方式。无论老师和同学，对于这些课程，在教学上要求都比较高，我随民族学理论家金天明选修的《中国民族学史》，随邵献书教授选修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两门课，完成了两篇结业论文，都将民族学与中国少数民族的情况同中国民族音乐的情况做了比较分析，后来便分别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和《中国音乐》（1989）两个音乐学刊物。当时在北京音乐高校毕业的硕士里，这种精心培养和严格要求并非是个别现象，仅就其中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来说，像赵塔里木、何晓兵（均为中国音乐学院硕士）和我本人的几篇硕士学位论文，都是老师们呕心沥血培育的结果，就是拿到今天的某些博士论文里比较，我敢说也不会逊色。所以，说这些硕士研究生差不多就是按后来的博士学位的同等规格来培养，也不为过。后来，也是在田联韬、汪毓和等老师的努力下，得到了吴祖强、于润洋两位老院长的关心和支持，我终于如愿留在中央音乐学院，专职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和教学。为此，我既要感谢老师们为我们付出的艰辛和劳动，也要感谢中央音乐学院给了我们那样好的学习条件。我先后在音乐研究所、学报和音乐学系工作，如今已混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我们是否真正继承了当年的优秀学统？是否完成了老师、老院长们那沉甸甸的希望和嘱托？至今一直是个让我心中思索不已的事情。

音乐时空：在您转向民族音乐学研究后，第一位导师应该就是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田联韬先生，田先生对您的学术生涯一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杨民康教授：我做作曲学生时，田联韬先生是我的老师之一。我后来报考了研究生，田先生当时已经具有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方向硕士导师的资格，于是便成为我报考的最佳选择。田老师在作曲方面对我的教诲已无须多言，对于民族音乐学研究来说，从田老师领我入门，直到今天，我作为他的音乐学学生，可以说首先是继承、分享了先生在这一领域的丰富的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和学术事业，同时也收获了先生优良的学术品格、为人风尚对我的影响。这些，我在以前的几篇回忆文章里谈了很多，这里想重点说说他以自己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胸襟，在他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和教学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田老师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任教，主要从事作曲和作品分析教学，也进行民族音乐的田野考察和研究工作。在学术研究中，他不仅充分发挥自己的音乐研究特长，也非常注重吸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与众多杰出的民族学、语言学专家教授有密切的学术交往。前面说到过，我硕士研究生期间，到中央民族大学选修了多门民族学、语言学课程，那都是田老师极力主张和督促的结果。后来，当我在为立足本校还是赴香港中文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感到犹豫时，田老师又鼓励我选择了后者。要知道，由于诸多的复杂原因，当时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学校里是有很多人不理解，不被看好的。但在事后，当我利用在港所学的民族音乐学理论知识，在教学和科研上做出了某些成绩时，田老师又在不同的场合给予了赞许和肯定，说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这里所透露的一点信息是，田老师对于像民族音乐学这样的外来的学术思想，包括与之相随出现的，与国内固有俗见不尽相同的人和事，能够持有一种客观、豁达的是非标准和处理态度，既不简单地全盘接受，又能够对其中合理之处做出应有的选择和取舍。同样的见识、为人和处事态度，在前面所提及的许多老一辈学者身上都能够见到，但在后来更为年轻的中青年学者中，这样宽广的视野和胸襟似乎变得有些少见了。

音乐时空：您的博士学位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的，它与我们的中央音乐学院在民族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有哪些不同？

杨民康教授：在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那里的情况同中央音乐学院不完全一样。对于中央音乐学院传统音乐研究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来说，当时还没有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的理论性公共必修课，我指的并非民族音乐概论之类的通识课，而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论课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专业必修课里，仍然还没有针对本专业方向的课程内容，只是在《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音乐学分析》等整个音乐学系研究生都要上的必修课里，用几节课时间涉及一部分传统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内容。

香港中文大学是采用美国的教育模式，按西方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研究两大系列设置所有公共课程，这些课程又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必修课分公修课和专业必修课，选修课通常包含一些人数较少，开课方式较为灵活的专题讨论（Special Topic）或研讨课（Seminar）。当时该校音乐系民族音乐学方向的研究生，比我院传统音乐研究方向的人数要少，但也开设了几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比如J. Lawrence Witzleben教授开设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导论》（Research Methods in Ethnomusicology，上、下）、陈守仁教授的《田野考察方法》（Methods and Fieldwork），还有一门曹本冶教授开设的，涉及音乐记谱与分析的课程。从我2002年离校以来，十几年里这些主干课程一直没变。如今，在该校音乐系的研究生课表上，这些涉及民族音乐学的课程已经被进一步规范为4门主课：《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和理论》（History and Theory）， 《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方法》（Methods and Fieldwork），《民族音乐学的当代问题》（Current Issues）和《民族音乐学的实践问题》（Practical Issues）。选修课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曹本冶教授开设的《仪式音乐研究》（Seminar in Chinese Music： Ritual Music），由于这一届只招了我一名民族音乐学方向博士研究生，这门课上，从头到尾，只有我与老师一对一上课。

还有一门课程对我帮助很大的公修课，是由Harrison Ryker教授和J. Lawrence Witzleben教授开设的《文献书目与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 and Bibliography），教学内容涉及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以著名的《芝加哥手册》（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CMS）为教学蓝本，其中的一学期，围绕对两种涉及不同参考文献和注释格式（其中一种为西方民族音乐学期刊现行著录规范）及相关写作规范的分析和介绍，每位同学要自选题目，分别写作和完成两篇采用不同著录格式的英文论文。我在这门课上完成的一篇有关南传佛教音乐文献综述的论文，当年便作为香港高校研究生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在会上宣读。而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导论》和《仪式音乐研究》两门课上完成的两篇论文，前一篇用英文完成，涉及乐器分类学问题的论文，翻译为中文后，以《中西乐器和音乐分类法的多维关系比较研究》为名，发表于音乐刊物《黄钟》2006年第三期；后一篇中文论文名为《信仰、仪式与仪式音乐——宗教学、仪式学与仪式音乐民族志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发表于艺术人类学刊物《民族艺术》2003年第三期。

研究生第一年密集开课的好处，在于以高强度的训练，让学生尽快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达到“授人以渔”的效果，使学生真正获得自主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它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式研究生音乐教育方式的区别。同时，这种即使在理论课里也注重实际动手和写作实际能力的上课方式，实在是令人受益无穷。

音乐时空：能否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您开设的几门选修课？

杨民康教授：我2002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将自己在香港学到的相对前沿的学术理念带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十多年来一直开设《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这两门课，尽管至今仍属选修课，但我觉得我们民族音乐学（或传统音乐研究）的学生的确有必要学习，所以一直坚持，没有中断。在音乐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中，我们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2003年以来的几乎所有学生，中国传统音乐和世界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大部分学生，还有其他音乐美学、音乐史方向的相当一部分学生都上过这两门课程。但是，上这类课程目前已经存在一些困难。比如，为了保证研讨课的上课质量，我基本上一直坚持以音乐学研究生为主，采用小班至中班授课方式。而同样是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作为真正的研究型大学，该系研究生主要是音乐学方向，除了少量几门公修课能够多一点学生外，绝大部分是10人以下的小班课，这是国外研究型大学课程的主要呈现方式。相比之下，在中央音乐学院里，有些主要为音乐学研究生开设，同时对所有学生开放的数十人“大课”中，真正属音乐学方向，对该课内容有所需求的学生只占极少数。大部分选修的是表演专业的研究生，他们所以要选这些音乐学课程，只是因为学校规定他们必须选一部分专业选修课，但完全适合表演专业的这类选修课又太少，以致造成了老师和学生，主修和副修都不够满意的，表面繁荣的状况。

有的学者曾经指出，在西方的研究型大学里，一门专业课程选课的人数不能太多，超量便不能开。在国内是反过来，按现在很多学校（无论研究型或教学型院系）新的规定，多少人（一般10人左右）以下的课便开不了。那么，像中央音乐学院这样兼涉教学型、研究型专业和本、硕、博兼有的专业院校，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这类问题呢？以后，会不会因为上述原因，终于有一天这些专业研讨课就开不下去呢？对此，我将拭目以待。

音乐时空：谈谈您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曹本冶先生好吗？

杨民康教授：曹老师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论文辅导老师，在研究方法和撰写论文的思路方面给我影响很大。在我博士毕业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在跟他合作。由他领衔的仪式音乐研究计划里，有几个大课题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出版了十几卷书籍，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我现在还是他的学生。

音乐时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实践研究与国外有何不同？

杨民康教授：我认为，目前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和观念与国外有同有异，同大于异。尽管仍有部分学者坚持仅使用音乐学分析方法来研究传统音乐，但是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在中国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包括一直研究汉族传统音乐的学者，接受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也不在少数。

音乐时空：有些学者认为，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在中国不适用于汉族传统音乐，只适用于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若否，就汉族音乐而言，如何运用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进行研究？

杨民康教授：我不认同这种观点。由于早期西方民族音乐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针对“非欧民族”，也就是那些缺少历史和文字记载的，所谓的“原始民族”。因此也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汉族有自己的音乐传统（文献记载、乐器遗存等），便将其等同于西方艺术音乐，主张使用西方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汉族的传统音乐。事实上，当代西方民族音乐学家中，很多都是以汉族传统音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赵如兰（赵元任之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研究对象是唐宋音乐，她的学生荣鸿曾（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林萃青（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余少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等同样是民族音乐学家，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汉族传统音乐历史。可见，用“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更适用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观点，很难用来解释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之间的关系。另外，民族音乐学比较强调“异文化研究”。过去西方的音乐学里是不存在“异文化”概念的，属于“一元论”，所有的音乐都被采用同一种审美价值观去审视，那少数民族音乐就是“原始的、野蛮的”，应该是采用长于共时性研究的民族音乐学方法去研究。同样，这些误解也是以汉族学者为本位，将汉文化当作“本文化”“高文化”，而把少数民族音乐当作“异文化”“次文化”。其实，用当代民族音乐学观念看，我们的研究者们，就他们的生活圈子和教育背景来说，同他们的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对象——阿炳、梅兰芳等，有的不属于一个文化阶层，有的不属一个文化阵营，民族音乐学“异文化研究”的观念，在这里是同样适用的。

音乐时空：前几年由您发起，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我国第一次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会议，我们想知道，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在我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理论意义是什么？

杨民康教授：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之于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甚至传统音乐研究是一种拓展、衍生，并不意味着取代以往的研究。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侧重于局部，尤其是国境线两侧的跨界民族。从对象来讲，是从国内向国外的衍生和拓展。过去，我们只能考虑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现在我们还可以考虑它与境外民族的关系。过去，我们走不出国境线，就像玻璃鱼缸里的金鱼，透过玻璃看外界的事物，具有局限性。而现在，我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国外的民族，拓展了视野，有些现象我们曾误认为是中国少数民族独有的，走出去之后才发现国外同样存在。因此，从研究意义上看，这样的研究是有突破性意义的。当然，我们将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不代表我们不重视国内民族音乐研究，只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了更大的突破。

音乐时空：音乐民族志也是您的研究重点，书写一部音乐民族志与普通民族志有何不同？音乐在整部民族志中所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杨民康教授：在民族音乐学领域，音乐民族志比较偏重于实际研究，通常围绕田野考察所做出的结论就是一部音乐民族志。相对于一篇音乐形态方面的分析论文，音乐民族志多了一层文化的内涵，是对整体的音乐文化进行描述和阐释。现在中国的音乐民族志撰写，强调音乐本体分析与音乐文化阐述兼而有之，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截然分开，否则容易出现“两张皮”的状况。

音乐时空：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经常会出现音乐与文化研究“两张皮”的现象，对此，您有何看法？

杨民康教授：“两张皮”的出现不是音乐民族志的责任，也不是民族音乐学的责任，而是有些作者没有真正掌握民族音乐学方法论所导致的。应该注意到，国外也存在一些摒弃音乐本体的音乐文化研究，但其中很多是利用西方文化哲学或后现代的理论观点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是带有一定的学术目的性的，不同于传统概念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音乐时空：您最近几年田野调查研究的动向是什么？

杨民康教授：近几年，我主要在进行跨界族群音乐的研究，由于对云南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主要是围绕云南周边地区的一些国家进行田野考察，比如泰国、老挝、越南、缅甸、柬埔寨，都是近几年去过的地方。我的目的是越过国境边界，去看看同一民族，在东南亚国家的生存现状，再把两边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最近写的文章也以此作为主要内容，去年，《民族艺术》的编辑得知我在进行这个学术考察，便向我约稿，分6期连载了我的6篇文章，总计约10万字，就是这一时期田野考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音乐时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三十多年，有成就也有问题，您觉得主要问题是什么？

杨民康教授：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建立起完整、有效的教育和传承机制，所以在整个音乐学界，现在存在着人才断档，后劲不足的问题。说起成就，让我们回想起前十几年时间里，前面历数过的老一辈泰斗级、领军型学者都还很活跃，有不少中青年海归和有海外学习经历的人才作为学界的中坚力量，国外重量级的学者不断被请进来讲学，还有杨沐、郑苏这样的旅居西方的优秀学者愿意为国内的民族音乐学发展积极地进言和出谋划策。如今，上述这些改革开放的红利都已经逐渐消失，加上官本位和各种学术失范的现象泛滥成灾，导致了我们的开放办学和学生自主学习的条件在逐渐退化。表面上看，现在学术环境越来越宽松，资金和时间也越来越充裕，但是真正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却越来越少，人才培养质量也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

音乐时空：中国民族音乐学想要与世界接轨，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杨民康教授：你作为青年学者和编辑，能提出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在今天的民族音乐学学术界，大家都很忙，忙教书，忙生计，忙带孩子，忙写文章就是腾不出时间去考虑怎样提高自身学术水平，怎样搞好课程建设和学风建设，从根本上抓好教学质量。甚至在我们的领域里，希望与国内外人文社科及民族音乐学的前沿学科接轨也只是少数人的愿望。因此，我们要真正做到在教学研究的方法、观念上与世界接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音乐时空：您不仅自己做研究，同时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导师，那么，您对指导硕、博研究生有什么理念？

杨民康教授：我相信能够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他们能够通过去学习非常枯燥的知识来达到考学的目的，足以证明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但是，中国目前“严进宽出”的教育制度，让学生们误以为考进来后就万事大吉，就能顺利毕业。对此，我有我的不同观点。我很重视研究生的基础培养。他们入学以后，首要任务就是把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基础打好。我希望凡是能够坚持学完我开设的几门选修课的学生，都已经搭建好自身的学术思维和理论框架，具备了自己做研究的能力。我自己辅导的研究生，通常第一年的课程学习结束后，基本就要能够拿出自己的博士或硕论文写作方案，写出论文开题报告。有了这个做基础，后面的事就好办多了，导师也就能够按部就班，更多去把好写作关和起到一些监督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