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江洋

人们喜欢问“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于欧洲”，但在如此发问之前，须先行追问：古希腊哲学文化的兴起，或者说，发生于近代欧洲的科学革命，是不是纯粹的欧洲事件？单凭任何一种人类文化，能够独立导致近代科学革命这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吗？

近几十年来，科学文化研究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领域的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现阶段科学文化研究包含以下四方面的重要议题，其一，科学文化研究本身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问题；其二，科学文化的起源与纵向发展问题；其三，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如宗教文化、人文文化、政治文化、大众文化、经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及历史互动进程：其四，科学文化在启蒙运动、教育发展、工业化进程、文化改良乃至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中国学人而言，还存在着一个更值得关注的议题，即如何推进中国的科学文化研究与建设。由于旨趣有别，研究者们在上述每一个方面都难于形成全面的共识。笔者拟就上述议题做分类概述，陈述见解。

科学文化定义

不同研究者在谈及科学文化时常常有不同所指。默顿学派的研究者据之进行科学社会学经验调查的对象是战后美国的“学院科学”，但作为结果，默顿（R.K.Merton）所描绘出的是一幅有别于其研究原型的理想图景而非真实图景，这幅理想图景呈现的是只闪现于世界科学界的某些特殊场景中的科学或科学文化：另一方面，这幅图景又的确存在于许许多多的科学家的内心世界里并对他们的工作产生着影响。更多的研究者涉及的是运作于特定历史时空之中并与各种特定的本土文化价值系统关联在一起的科学或科学文化。

笔者认为，科学文化是人们关于科学的信仰、信念、观念以及相关的探索实践经由制度化或习俗化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其本质属性而言，科学文化是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理性文化。科学文化总是生存、运作于种种特定的本土文化之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真实存在的科学文化都是与特定社会一文化语境相关联的；另一方面，近代科学文化白兴起之时起，就注定要传播到人类文化的每一块疆域，其普遍性超越于任何一种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性文化：而且，科学文化之所以能够在相当宽阔的意义上赢得现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共同认同，是因为科学文化的核心传统之中凝聚着人类对求真的共同信念，以及对于一种大写的善的共同意愿。

文化的核心是传统，科学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传统。科学传统不仅包括诉诸求真的认识论传统，而且包括诉诸求善的价值论传统。科学传统不但哺育在其中成长的科学家，也能对社会公众产生强大的影响：因此，近代科学文化诞生之后，其作用范围不断扩大，从一种局域性的源于科学组织或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文化，逐渐成长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的文化。科学文化不单单涉及科学组织或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文化，它还涉及科学知识、方法、价值伦理观念在其他社会文化领域的广泛传播和应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现象。在此意义上，科学文化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科学家，还包括其他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认同科学文化之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并据之行动的人们。科学文化的全面形成过程就是科学家、技术工程人员、学者、政治家、商人以及普通公民对于科学传统的认知、认同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是在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动进程之中展开的。

科学文化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相互交错的层面上

其一，将科学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子文化类别来加以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讨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进而将之置于更大的文化系统之中予以分析，这类研究大多承认科学或科学文化具有相对自主性，具有普遍的理性主义特征和强大的社会一文化功能。17世纪的哲学家培根（F.Bacon）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建者（如玻意耳等人）即是这样看待科学及相关的科学文化；20世纪默顿科学社会学学派亦复如此。

其二，将科学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要素置于文化分析的总平台上予以解析，展开类似于帕森斯（T.Parsons）社会学巨理论研究的“科学的文化研究”，解析科学及科学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及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否认科学或科学文化具有相对自主性，如“后学院科学”概念的提出者宰曼（J.Ziman）以及具有后现代意识的S7S学者，如巴恩斯（B.Barnes）、布卢尔（D.Bloor）、夏平（S.Shapin）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少数学者试图以新的方式重塑知识社会蓝图，并在这种巨理论式的文化矩阵分析中部分承认科学和科学文化的相对自主性和普遍意义。科学文化的起源及其发生发展过程

科学革命发生于16、17世纪欧洲，这一事实促使众多研究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将近代科学及科学文化的兴起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关联在一起，将之视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内生事件。由此，关注的视线被引向了西方科学思维的发生、发展过程，引向了对西方社会从古代至近代早期所特有的宗教（基督教）、法律、政治及相关教育制度的独特性的揭示。在此方面，较著名的科学史工作有牛津科学史教授克龙比（C.Crombie）历时40余年完成的多卷本巨著《欧洲传统中科学思维的风格》（1994年），他详细论述了科学史上先后出现的六大类科学思维风格（styles）——假定一推理、实验论证、假说一演绎、系统分类、概率一统计、历史论说，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重要的风格均导源于欧洲，标志着欧洲人独特的智力特征。美国学者胡弗（T.E.Hoff）的《近代早期科学的兴起：伊斯兰、中国与西方世界》（1993年），对科学思维在伊斯兰、中国以及西方文明中的不同旅程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近代科学在西方诞生主要得益于欧洲文化所特有的三大思想基础：古希腊哲学、罗马法和基督教神学。该书中译本译者将书名转译作《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这一译法基本合乎作者全书的用意。高克罗格（S.Gaukroger）于2006年出版《科学文化的发生：科学与现代性的塑造1210-1685》，再一次对科学思维在基督教神学文化史上的旅程进行了详细探讨，他将近代科学的发生历程描述为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融合（fusion）”进程，勾勒了“自然哲学”和“自然哲学家”1250年以后在基督教神学知识传统中的合法化进程，指出这一融合促使自然哲学在西方文明中走上了迥异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关于科学在古代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的发育情况及过程。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李约瑟主持完成的多卷本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译名《中国科学技术史》）帮助世人了解，在公元1世纪到16世纪初的1500年中，古代中国人在“掌握和运用”“实用知识”方面居于世界先列，所以，他要追问，何以近代科学没有诞生于中国？席文（N.Sivin）指出李约瑟问题是逆事实设问。他否认逆事实设问有任何历史认知意义；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古代中国拥有灿烂的科学技术贡献，甚至认为中国在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后也曾有过一场本土意义上的“科学（天文学）革命”，然而，他却无力论证这场革命在世界科学史意义上也同样堪当“革命”之名。金观涛、刘青峰、樊洪业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进行了系统统计分析，描述了科技成果产出的历史趋势线，部分地印证了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走势的判断，与此同时，他们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工程成就远高于技术成就，而技术成就又远高于科学成就。

有阿拉伯血统的美国科学史家萨布拉（I.Sabra）曾长期致力于阿拉伯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他的工作打破了以往西方学者仅仅将“中世纪伊斯兰科学”视为古希腊与近代欧洲之间的科学中转站的传统看法，让世人承认中世纪伊斯兰科学不但有大翻译运动，也有众多富于创造力和革新性的成就。

然而，无论学者们如何强调古代中国和阿拉伯文化的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仍须承认基督教文化对近代科学兴起的决定性作用，承认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科学文化诞生于欧洲科学革命进程之中。当16、17世纪自然哲学家开始组建自己的学会之时，当他们开始将理性探究与经验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科学传统并据之探索自然之时，当他们开始据之提出他们自己的社会改良蓝图（最初的知识社会蓝图）之时，近代科学文化便与近代科学一道登上历史舞台。自然哲学家们对自然探索的内容、组织形式、研究方法、思维方式、评价准则、意义、用途乃至他们的道德立场所给出的定义和解说，连同他们的自然哲学实践及成就，就构成了当时的科学文化。这种科学文化在为近代科学的确立提供文化上的说明与辩护的同时，也为之创造适宜的社会一文化氛围；而且，它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求真的文化，它对社会、对人类文化怀有这样的承诺：“发展自然知识，以此颂扬上帝并造福于人类之安逸”（英国皇家学会宪章）。

我们当然要问，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发生于欧洲？但是，在此之前，须先行追问：近代科学及科学文化的兴起，或者说，发生于近代欧洲的科学革命。是不是纯粹的欧洲事件？尽管欧洲人历来以古希腊一罗马文化的传承者自居，但是，古希腊哲学文化的兴起是纯粹的欧洲事件或西方事件吗？同时，我们还需要反问的是，单凭某种西方文化，或者说，单凭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如伊斯兰文化以及李约瑟问题中的中国古代文化），能够独立导致近代科学革命这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吗？

在笔者看来，古希腊哲学文化就拥有世界性起源，欧洲文化独特论从一开始就遭遇希腊文化的世界性起源问题的驳难；同样，对于李约瑟问题以及类似的伊斯兰科学发展问题，其提问方式本身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并不在于逆事实设问，而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不合人类文化共生共变共同进化的基本规则。

从长时段的世界科学史视角来看，科学革命，或者说，近代科学及科学文化的兴起，就其影响和得以发生的根源而言，均是全球性事件，是东西方文化在此前两千年中不断汇聚的结果；地中海沿岸之所以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地，恰恰是因为它在过去两千年中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所！科学文化的产生，是此前两千年来东西方文化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而展开的漫长的互渗互动进程的结果，而且，这种极具普遍主义精神的科学文化注定要揭开人类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一切形式的新文化建设所必须倚重的文化资源，成为一切民族文化发生现代化转型的枢纽。

在科学文化的起源和流变中，世界上各大古文明几乎都对其有所影响。古希腊文化正是通过与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波斯文明乃至古印度文化的交流、冲突，以及对其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与改造，才产生了最早的自然哲学与理性主义传统。基督教文化兴起初期曾对古希腊文化与学术遗产大肆破坏，但最终还是吸收了其中大部分内容，开启了自然哲学的基督教化与基督教神学的理性化进程，形成了基督教的神学知识体系，这一神学知识体系有一个重要的、合法的、受宗教制度化发展支撑的研究维度，在此可以用“基督教神学<=>自然神学<=>自然哲学”这种以自然神学为中介的三元互动结构来表示。每当自然神学兴盛，神学与自然哲学则处于相容状态，两者均得到迅速发展；相反每当处于中介地域的自然神学凋零，则神学与自然哲学迎头相撞，其间爆发激烈冲突。近代科学传统——皇家学会的实验哲学传统正是孕育于这种神学知识传统之中。而启蒙运动以后，这种近代科学传统经历了“去宗教化”进程，其背后的基督教神学世界图景被撤除，最终嬗变为现代科学传统。在此，可以用“科学价值论<=>科学方法论<=>科学”予以表述。

此外。伊斯兰文化在其鼎盛时期凭借学术上的开明政策与文化上的开放态度，抢救和保护了大批古希腊学术遗产，并在物理、数学、炼金术等领域有很大发展，这些成果最终回流欧洲，成为引发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引发了科学的伊斯兰教化进程，却未能充分开启伊斯兰教的科学化或者说理性化进程。伊斯兰教义下的自然神学未能持续充分发展。终致它不足以为自然哲学持续长久发展提供充足辩护。虽然在伊斯兰传统下，也曾出现过穆尔太齐赖派、法尔萨法派等倡导理性精神，主张通过研究自然科学知识去认识真理、理解真主的教派，但这些教派最终在与正统教派的竞争中失败并消亡，未能像基督教自然神学那样为自然哲学的发展提供长久支持。

最后，还要看到，尽管远离欧洲，中国古代也有很多优秀的技术成就（如印刷术与火药等）通过各种渠道西传，也在欧洲近代化和科学文化兴起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的确，基督教文化对近代科学兴起有着卓越的贡献，但应该看到：其一，古希腊哲学文化本身即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绝非单纯的“西方文化”；其二，通过漫长的东西方文化互动互渗进程，东方文化也曾以它自己的方式贡献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运动；其三，即使科学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旅程中的确是通过与基督教“融合”的途径而获得最初的合法地位和发展契机的，那么它在后来所走过的“去基督教化”进程也同样表明。科学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本身即是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的理性文化，而且终将复归于此种文化。

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历史互动进程

自韦伯（M.Weber）著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断言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存在一致性，默顿继之以“清教论题”阐述17世纪英格兰科学迅速发展的一大动因，一改此前学者在解释科学与宗教之关系时所采用的血与火的冲突模式。天主教对科学的作用亦得到对清教论题感到不满的天主教护教士和学者的关注。霍伊卡（R.H00ykaas）出版于1973年的《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这就是“科学的基督教化”，他认为，源于古希腊的科学种子通过基督教化在基督教文化中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空间。林德伯格（David C.lindberg）和努姆伯斯（Ronald LNumbers）共同主编的论文集《当科学遭遇宗教》则阐述了在科学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交界面上所发生的多方面的历史互动（包括和谐与冲突两方面）过程和重要事件。

一般说来，在传统的科学史叙事中，早期的作者往往聚焦于现代科学兴起过程中科学与传统宗教势力间的对立，强调宗教顽固势力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以及科学的革命色彩。而近几十年来随着对科学革命研究的深入，科学史家开始较多地强调基督教在现代科学产生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淡化了对于后来发生的去宗教化进程的研究，甚至有学者将基督教制度夸大为发展现代科学的必由之路。这两种叙事都是不完整的。

在科学的去宗教化进程中，启蒙运动是一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社会运动。从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Voltaire）、孔多塞（N.de Condorcet）等人的著作可以看出，正是当时新兴的科学，特别是牛顿的工作，给予他们启发和信心，让他们高举起科学和理性的大旗，反对愚昧、反对封建神权。而以狄德罗（D.Diderot）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学派更试图通过普及和传播科学技术来改造社会。启蒙运动的完成标志着科学和科学文化不仅完成了去宗教化，而且成长为一股可以与宗教和宗教文化分庭抗礼，更具吸引力的文化样式，被人文学者用作向宗教神权发起冲击的投枪和匕首。

在学术话语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18世纪中期，西方就有人文学者对数学与科学将成为主流学术感到担心。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在刚刚引入科学与民主概念之时，就曾发生过一场科玄论战。1950年代末，斯诺（C.P.Snow）以尖锐的形式发表其著名的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说，使得科学与人文的分野与对垒变得更加引人注目。20世纪末美国又发生一场白热化的科学战。所有这些，似乎使得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成为成对出现，在本质上相互对立，而且离开了对方无法定义的概念。其实不然。

可以用下述方式解析人文知识传统：“人文价值论<=>人文方法论<=>人文学科”，人文价值论可细分为重情感、重意志与重理智这三大类。因时代不同，科学传统与人文传统彼此之间可能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历史互动关系。以重理智的人文价值论为特征的人文文化，始现于古希腊文化尤其是见之于其哲学、历史、伦理学以及美学原则之中。譬如，柏拉图从情感、理智与意志这三方面来归结人的基本禀赋，归结人性，并且认为当且仅当人的理智居于支配地位时，才能说人处于正义状态。

西方近代以降，首先崛起的是以重情感的人文价值论为特征的人文主义，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主流即是这样一种人文主义，此时，文学与艺术成为这个时代的学术标记。继之而起的是从科学革命时期至启蒙运动时代的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流人文文化，这种人文文化与同时期的科学文化在价值论取向上完全一致。以自由意志为主要价值论特征的人文文化，则更多见之于19世纪后期以来的西方社会里，它可能与以理性主义为价值论特征的科学文化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如康德所述，是介于“头顶上的星空”与“人类内心的自由律”之间的冲突。

科学文化的发展历来与政治文化密切关联。科学文化在寄附于宗教文化之时的际遇，也远高于它遭遇政治文化之今世。是否允许科学文化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是判断一种政治文化是否处于正义状态的一个参考指标。在今日之中国，追求和实现科学文化的独立地位和重要社会文化价值，并将科学文化建设视为提升中华民族的民族理性的必由之径而加以推进，对于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笔者看来，科学文化的传播（如通常所说的“科普”）进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传播过程，而是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不断发生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不同类型文化的地位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均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或重置。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文化作用场的概念，以文化作用场视角理解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历史互动关系，并由此理解文化进化的动力、机制和走向，理解科学文化作为一种公有的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科学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虽然培根在17世纪就发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但总的说来，西方学者在论述科学与科学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变革作用时，更强调科学作为一种精神和文化而非仅仅作为一种物质力量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上，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在展现其内蕴的强大物质力量之先，首先释放出来的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它引导后世科学家以新的方式探索自然，发展自然知识。另一方面，要通过历史作品来揭示科学作为生产力影响社会生产的实际过程，会让许多学者觉得难以着墨，这需要将科学史、技术史以及大量的统计分析工作结合在一起展开综合研究才有可能给出有真正有效的论证。然而，这样的工作往往非单个研究者所能完成。如何系统撰写这类与“创造物”相关的科学史。如何表述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历史互动过程，仍然需要研究者不断展开思考和实践。

奥斯勒（M.J.Osler）的《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探讨了人类早期科学文化的形成过程。奥斯勒将欧洲人的文化区分为圣经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圣经文化强调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其意志不受限制；而古希腊文化则强调世界为非人格的统一和谐规则所支配，而不需要假设任何创世环节，也不受无所不能的上帝所支配。奥斯勒试图以圣经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碰撞、磨合过程来解释早期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以及近代欧洲文化的转型过程。

英国科学史家雅各布（M，C，Jacob）的《科学文化与工业化西方的产生》堪称是科学文化史研究方面的一部杰作，这本书探讨了英、法、德、荷兰这四个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产生和发展历程。通过对这四个国家的科学文化发展情形进行比较研究，雅各布对为何英国工业革命较之其他三个国家更为成功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与其以往其他著作一样，雅各布依然关注瓦特等工业革命的领袖，探讨他们的教育、社会文化背景，并借此诠释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科学文化在产生之初只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群体文化，其最初的发展与宗教文化和精英阶层的教育事业有至深关联。在启蒙运动中，科学文化突破科学家圈子和精英文化圈，向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延伸，展示了其社会影响力，但其最初的辐射对象仍然仅限于少数人文学者，对于社会大众，科学文化只是通过这些人文学者的宣传间接地产生影响。进入19世纪后，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文化才发生了爆炸性的扩张，开始大规模进入社会大众的生活，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公众科学实验、科幻小说的出现和风行，以及戴维、法拉第、爱迪生等科学明星的走红都是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工业革命对科学文化的大众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工业革命的成功使富含最新科学成果的工业品进入千家万户，塑造了社会大众对科学的最直观印象，也最直接、最有效地宣示了科学的强大力量。工业革命本身就是在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的互动过程中兴起的一场运动。以前对于科学发展与工业革命关系的论述往往过于宏观，我们需要通过对诸如伯明翰月光学社、美国富兰克林学会等由科学家、工程师与企业家共同参与的科学组织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以展示这一过程的细节，对历史上科学如何促进工业发展、科研成果如何实现转化提供洞见。

自科学革命以来，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与该国的政治、社会现代化进程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相互影响。以英国为例，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航海能力和军事实力，从而导致了英国国家目标和国家策略的根本变化，而英国的殖民政策和实践反过来又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知识素材和研究需求。19世纪后期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科学制度化进程全面步入国家化发展的轨道，科学开始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部门，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科学起到了左右战局的关键性作用，雷达、计算机、原子弹，这些威力强大的发明使各国认识到科学在现代社会所蕴含的左右一国国运的潜力，从而开始将科学政策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来审慎对待。与此同时，随着科学的发展，理论的复杂性与技术的难度不断提升，科学研究需要耗费的资金越来越多，这使得科学事业越来越依赖来自政府的资助。这两方面的发展开启了科学的国家化进程。无论是从科学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而言，还是从科学对资源的需求而言，科学的国家化在当代都已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在科学国家化发展阶段。旧版的科学进步观——科学进步将自动推进社会进步受到多方面的质疑，国家意志和利益被导人科学及其各门具体学科的价值论系统，进而促使以前确立起来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科学制度被彻底融入国家机器之中，开始形成一体化的科学-技术-工业-军事-教育-政治综合体。随着科学国家化进程的开启，在要求秩序、管理与顺从的政府文化与崇尚自由探索的科学文化之间，冲突会无可避免地发生。如何在要求科学共同体承担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与维护科学的自主性之间找出平衡点。成为当代国家科技政策决策与管理的关键。

从科学革命开始直到近代，中国至少有三次大规模接触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机会：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洋务运动以及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呼唤赛先生的高潮。这三次浪潮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成绩，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地让科学文化在中国扎根。新中国成立后，在科技决策方面，国家对早日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十分重视，长期奉行“任务带学科”、“大兵团作战”的科技战略战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对科学文化的培育一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从内在方面讲，科技决策紧盯“任务”的设置与执行，却疏于从长远发展出发考虑世界一流科学传统的移植和本土化问题；从外在方面讲，科学文化的社会传播也往往流于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如在实际工作中，科学家一般不关注科普工作（因为这不是其任务），科普工作者也通常采用简化版的科普三界面说来进行科普，即从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知识这三方面人手，分别归纳出数条至理名言或案例，然后传递给公众。我国科技战线当前面临的科研原始创新能力后继乏力、科研道德和学风方面弊病丛生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科学文化的缺位有关。甚至近年来谣言、伪科学盛行，封建迷信活动和极端主义势力死灰复燃，以及医闹、反“PX”、反转基因等诸多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也或多或少与科学文化不发达，公众缺乏对自然和科学的正确认识，没有构建起健全的社会理性有关。

近十年来，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部等均十分关注当代中国科学文化与创新文化建设工作。如中国科协设立多项大型滚动项目，开展对现当代中国科学、科学家群体乃至科学传统与科学文化发育状况的调查与研究工作。2012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科学文化_与创新文化的建设工作也被正式提上了工作日程。科学文化研究在今天不仅是一项综合性学术研究，而且是一项直接指向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社会实践。当前，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正日益步入深水区，要在21世纪国际科技创新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真正建立先进的科学文化理念并予以切实的制度表达。

关键词：科学文化 欧洲独特论 世界性起源 科学与人文 科学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