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竹林

根据心理学的说法，积极、乐观、健康、自信、自律的人带有正能量。正能量强大的人能吸引并增强小的正能量磁场，甚至在遇到较强的负能量时，也能起到中和甚至纠正的作用。

在浙二眼科中心副主任徐雯看来，姚克教授——也就是她跟随了20多年的师父——就是这样的能量场。

“眼疼”需手稳

家住杭州笕桥的杨老先生年轻时患有800度的高度近视，一直靠戴眼镜矫正视力。十几年前从单位退休后，双眼均患上了白内障，几年后双眼几近全盲。杨老先生因此来到浙二眼科中心，在姚克教授处接受了左眼的“同轴1.8mm微切口超声乳化手术”以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后第二天，这位在混沌中生活了多年的老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惊喜——他的左眼视力达到0.8，并且不红不肿，看不出任何手术的痕迹。

某媒体曾形容姚克是“天生好手”——手很大，指骨有力，手掌整洁、温暖、沉稳、干燥——天生一双外科医生的“好手”。在和人握手的时候，会“主动伸出手，走到你身边，充分地握住你的手，然后稳稳地摇两下”。

年前浙江省“两会”期间，我去会场专访了姚克，果然从这小小动作中，感受到了这双手所展现出来的稳重有礼。然而，对像杨老先生这样患有严重眼疾的人来，姚克这双手的重要性，则绝不在握手的礼节，而在于缔造光明、重塑生活的非凡意义了。

众所周知，姚克的这双手，做的眼科手术是非常漂亮的。他在白内障方面是国内第一人，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声望。

20世纪90年代，国内大多数医院的白内障手术仍沿袭200年来的大切口整体囊内摘除法，手术切口长达12mm。而国外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切口只有3mm左右，且勿需缝合，术后视力恢复好。

姚克学成回国后，一心想把这种先进的手术引进国内，但因为当时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如愿。姚克并不灰心，在争取创造条件开展“超乳”手术的同时，开始积极改进传统的白内障手术技术。

他首创了“手法切核小切口白内障手术”技术，将白内障晶体核一切为二，分两次摘除，从而将手术切口缩小至6mm，使手术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当时，这一技术在国内眼科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2005年，在终于引进的超声乳化技术基础上，姚克在国内率先开展了3mm切口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

在一般人眼里，3mm切口的白内障手术已经很神奇了，姚克却反复研究和实验了3年，又成功实践了“单手、微切口”技术，将手术切口突破性地缩小至1.8mm，完成了白内障手术的三次“技术革命”，在国际上保持先进水平。媒体以“头一天开刀，第二天上班”来形容手术之神奇。

从12mm到1.8mm，这度量尺上微小的一段，却是眼疾患者们莫大的福音。姚克用了近30年，亲手推动了三次眼科革命中新仪器的应用、新技术的开发，开展了数万例的眼科手术。他却谦虚地对记者说：“做手术的手，要沉稳、干燥、灵活，而我很幸运。”

幸运可不能概括全部。

看过姚克做手术的人都会叹服：手术刀拿在姚克的手中，沉稳、利落、干脆，绝无多余动作。那赞叹的口气，简直是在惊叹古龙小说中的绝世刀客。

正是这样的手，握着这样的刀，才拥有了让病人心安的“魔力”。每当遇上焦躁不安的手术病人，姚克把手往病人头上轻轻一放，说： “我是姚医师，我来给你开刀了。”顿时，病人就安静下来了。

医学需气稳

姚克教授除了自己亲手使数万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外，还奔走于全国各地，足迹遍及30多个省市，通过学术讲座、手术示范等形式积极推广和传授白内障手术技术，并编写出版了白内障手术视频教材，为全国广大基层医院眼科医生掌握白内障超乳手术技术提供了直观的影像资料，受益医生数以万计。

姚克出身于眼科世家，其父亲姚老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眼科专家。受父亲的影响，少年时代的姚克就立下了从医的志向。20岁时，姚克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眼科医生。后来，姚克赴瑞士巴塞尔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进行了正常眼压性青光眼的可能发生机制的系统研究，获得了瑞士眼科学界的最高荣誉Alfred-Vogt奖——姚克成为了该奖项设立迄今60年来唯一的一名亚洲获奖人。

1990年，姚克结束在瑞士的博士后工作，婉谢了恩师Flammer教授的盛情挽留，踏上了回国归程。他说：“我的眼科事业在国内，国外再优厚的薪水和待遇都无法给我带来成就感和自豪感，我要将年轻时的梦想坚持到底……”

如愿学医，如愿成医，姚克厚积而薄发。

除了完成三次白内障眼科手术的技术革命，姚克还发表了众多在国内外眼科界都具有创新性领先优势的科研成果。

例如，对人工晶状体的制材和形状进行了数次改良，有效改善了白内障术后的炎症反应，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历时16年，对白内障发病的相关机制与防治进行研究，为劳动防护、药物防治白内障的临床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历时8年，和科研团队证实长时间接受低强度微波（例如手机电磁波）辐射，会对人体特别是对人眼晶状体产生不可逆的损伤，为国际微波辐射安全标准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

姚克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一项项科研成果，科研、教学、临床齐头并进，这种不慌不忙又孜孜不倦的气场，令无数行内外人士折服。

去年刚毕业到眼科中心的倪爽，祖母和父亲都是医生，他又在母亲支持下到浙大医学院读到博士后。

“毕业后就直接到这里了。读书时就是姚主任做的导师，毕业后二话不说就过来了。没有任何犹豫，除了眼科中心的氛围很好，当然是姚主任的个人魅力使然，他对我们这些学生的科研规划非常严谨……能学到很多东西。”

“能学到很多东西，是因为师父对我们的科研规划很严谨，在教授我们技能上也不遗余力。”徐雯在采访中难掩自豪。

作为浙江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姚克十分注重科研人才的培养和人才梯队的建设，他组建的科研团队，老、中、青三代人才的配置非常合理，为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断与人分享自己的科研成果，是姚克很大的乐趣。这些年来，他有了越来越大的“名气”，却从没有大牌专家的“傲气”。每年全国各地的眼科同行前来观摩，姚克总将自己的技术倾囊相授，还一边手术一边讲解操作要领。

姚克的“气”稳得很。

“中国老话说，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我可丝毫不担心这个。医学技术的进步永无止境，我不怕被人偷拳头，因为当你学会的时候，我已经走在更加前沿的路上。当别人学会使用‘超声乳化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应用‘飞秒激光了。”

链接：飞秒激光是使用激光脉冲瞬间实施角膜切口、撕囊、碎核，使得白内障手术实现“无刀化”操作，并且使精确程度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手术前后不过几分钟，手术时患者完全清醒，患者在上午接受手术，下午即可戴着墨镜出院，晚上就能清晰地看电视了。

人生需心稳

2010年姚克在人民大会堂开全国政协大会，韩红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座位就在姚克后两排错开一个位子。经朋友介绍，两人相识了，而且聊起了他们共同热衷的话题——公益。韩红说要组织一次西藏家乡公益行，姚克当即表示：我和你一起去！随后，韩红亲赴杭州协商相关事宜。初来乍到、杂事缠身，在机场被媒体包围的韩红显得有些烦躁不安，但当她一眼看见前来接机的姚克时，就情不自禁地跑过去抓住他的手臂说：“看见你，我的心就稳了。”

几十年来，姚克的职务和地位不断变化，但他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普通医者。作为连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提交的许多提案和建议都是与百姓的生存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反复提议“切实加强基层预防保健工作，扶助弱势群体”，避免广大农民“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

有一年，姚克教授随省残联组织的专家组赴浙西山区进行“防盲治盲”普查，看到一位居住在山上的老人，70多岁了，双眼白内障几近失明，老人平时只能靠系在山道两旁树枝上的一只只白色塑料袋为标识，摸摸索索地上下山，生活极不方便。但由于贫困无钱医治，老人已在昏暗中生活了许多年。这一幕对姚克触动很大，他萌生了建一辆汽车眼科医院，上山下乡为贫困、孤老患者“送光明”的想法。当他的想法在人大会议上得到与会代表的支持和资助后，他也捐出了自己所得的国际大奖奖金买了仪器，全国首家“汽车眼科医院”创立了。

“当我给那位70多岁的五保户老人做完白内障手术后，重见光明的老人哇哇乱叫、四处奔跑。”姚克微笑着形容当时的震撼场景，“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喜悦让我感到欣慰的了。”

自那时起，浙二眼科“汽车眼科医院”多次开赴浙江的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偏远海岛和城镇乡村，累计免费接诊2万余人次，免费为贫困患者施行复明手术4000余例。

然后，便是2010年和韩红“恰逢其会”，共同宣布开启“韩红爱心西藏家乡公益行”活动，并得到了姚明、章子怡等明星的响应。

2011年，姚克带领“赴藏医疗队”开进了西藏昌都，亲手为藏民免费进行了第一台微切口超乳白内障手术。在那种高原烈日之下，当他进人手术室更衣时，呼吸已感局促，一旁的韩红也开始吸氧。然而，当接受手术的藏区老人被扶上手术床，姚克又恢复了平日手术的状态：侧切口、黏弹剂、主切口制作、劈核，直到人工晶体在老人的眼睛里缓缓撑开……

那次进藏，由浙医二院6位眼科医生组成的治疗小组在短短两三天时间内成功完成了107例白内障复明手术。至今4年，浙二眼科中心又与“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合作，开展了“百人援蒙”“百人援疆”和“百人援青”边疆系列公益行。

“我不迷信，但我相信做善事会有好报。”姚克如此表述这几年跋山涉水的边疆之行。

然而，去一趟边疆，是一个很费时间和精力的工程，除了协调好和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关系，还有和老龄委的长年合作，更直接涉及到整个眼科中心的工作、人员配置。

“长年‘非营利的工程，是很不容易的，大家都是在无条件的地付出，每一次出去都会忙得人仰马翻。”眼科中心一位护士感慨， “但姚主任就是有这样的心力，不动声色地把这些事情全部处理好。”

姚克很忙。他既是眼科学科带头人，除了日常的医疗、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他还担任着许多社会工作、10多本专业眼科杂志的编委和审稿工作。但无论怎么忙，他似乎都能认真稳妥、举重若轻，留给患者的时间却雷打不动，每周保证2天门诊、2天手术。偶然因政务或者学术交流而赶不回来的，必让护士通知病人改天补上。例如在采访的“两会”期间，姚克在早上七点半进手术室，做完两台手术再赶去开会，十二点钟会议结束又赶回来继续手术，直到把当天预约的手术全部完成。如果遇上要给研究生们改论文，姚克会在晚上抽时间，把学生们的文章一点点改好，把要作的讲座书写成稿。

采访札记：

“他哪像个‘老人家，现在的工作量相比他三四十岁时，并没有什么差别，甚至有增无减。”作为关系最密切的同事和徒弟，徐雯最有感触，“医院的、政协的、农工党的、高校的、医学会的工作都要参与，周末几乎都在飞机上，因为周一上午的门诊号子已经等着了。

记者不禁好奇，姚克穿梭在这么多的“复合”角色中间，为何还那么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他靠什么来自我调整？

徐雯沉思了一会，回答说：“我想，这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有一个无比稳定的精神世界。”

拥有这样精神世界的人，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场，不但自我调节能力超强，还极大地影响着周围的人，不论是患者、同行还是学生。

很多和姚克相识的人都说，和他认识多年，几乎从未见过他流露过不耐烦，也没发过火。同事们也说，哪怕是遇到情绪很不好的病人，姚克照样沉沉稳稳地耐着性子跟他说话，即使有一些难弄的要求，他也是能帮人做到就做到。

“做医生这一行，仅仅靠外在的一些东西做支撑，是不长远的。”不论是从医二十载的徐雯，还是三代学医的倪爽，在采访中观念一致，“想做一名良医，就得像师父（主任）这样的，把医生这个职业内化成一种荣誉和享受。”

这大约就是能量场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