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悦石

中国书画每以天趣称神妙，所谓鬼神使之非工力者。“天趣也，非得之于人，实受之于天”。所谓“天”者，契机也。融情、景、机、趣于—炉，赖人以发之：“趣”者，必先究其情，穷其性，牵其机，尽其态，八面来风，涉笔成趣，耐人寻味，曲尽其妙者也。情有不容己，趣有不自知，是不期然而然，物我两忘，自然流露。诗云：“松风涧响天然韵，抱得琴来不用弹”。此等境界非拘执于斧斤者可以梦见。陶渊明有句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物我交融，令人神往。

倘若技法纯熟，而终不能成透网之鳞，除障之法无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志行高洁之人为友，脱去胸中尘浊，自然丘壑内营，信手拈来，妙趣自生矣。此是法，亦是理，前人之述备矣。

画禅室论作书之法“在能收纵，又能攒捉”。须知“收纵”和“攒捉”极形象，极富神韵，乃耳提面命之语，一经开窍，终生受用。“收纵”和“攒捉”一语道破天机，执管之时，揣摩其度、其法、其神，可以豁然心胸。

又云忌“泛泛涂抹”。“泛泛”则不经意，无神采，非精神专注，亦非心神往之。病其浮、薄、软、滑、荒率之气也。泛泛日久，成为习气，则终生不得解脱。

东坡云：“天真烂漫是我师。”真书画之精髓也。道法自然，大道之行也。能天真则能以气行，当不乏烂漫。千年来能入此境界者数人而已。

“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思翁此论似过于简略，又不甚道地。无巧不成拙，拙而能巧，巧拙互用，方有奇趣。拙可医甜俗之病，倘若一味用拙，恐入板、结、刻、滞之病，此是思翁不能用拙，故于化境尚欠一步。

思翁云：“古人神气淋漓在翰墨间，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势。”此正一句丹髓，乃臻于化境之法。至于努笔而行，夸张态势，存揠苗助长之心，所谓朝学执笔而求暮合辙者，焉有体势可言？有神气则有态势，有淋漓之势则随心所欲，自有妙着。惜天下人不能淋漓，一淋漓便入江湖。神气淋漓与随心所欲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凡人终老不得其门而入。

“字须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思翁此论实为搔痒戳痛之语。人有自知，知有先后，知后能身体力行，而“时出新致”，何其难也！“故常”乃自我，一立面目便是新自我，时反“故常”则可时出“新致”。此关钮所在，为万古不移之秘法，学子当知。

“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古人真迹，不足与语此窍也。”思翁此语，正可纠正时人弊端。墨汁问世，省时省力，推广书画极为便当，亦有功于时代。然今人不以磨墨为乐，则无旷逸之心，无悠游之态。岂不知墨汁用淡则无活化之灵，用浓则无笔趣之变？笔墨生发在千磨万磨之中，中国书画不磨墨则不知其所以。近人林散之，行笔之中得水墨并行之法，亦得磨墨之趣，曾有话语传世，以教后人。

缶翁笔下酣畅淋漓，气使笔运，如长枪大戟，戛戛有声，胸中块垒齐出笔底，是书卷气，是金石气，是浩然气，是雄健气，是丈夫气。后之学者学养不够，气势不足，有学无创，笔力孱弱，努力而行，则失之枯梗。

墨须久研，浓后方可使用。散之老人所谓“熟”也，不熟不用，不熟无精光，无墨彩，不熟无晕化之妙。生熟之墨用过便知其妙。

书画虽小道，而小能通大。倘能“成教化，助人伦”，名德垂于丹青，固然可喜。若案头挥运，退以自娱。自娱娱人，亦不可作颓唐之笔。风骨照人，宜见正气。吾今日此言，非欲为高论。眼中之物烦杂，不得不开口耳。

包安吴曰：“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故拟与察皆形质中事也。”书画中之神妙不可名状，故日难名。书画中之能事可以历数，故日目遇可以辨析。

王右军作草如真，作真如草，观《兰亭》《十七》二帖可见端倪。包安吴云：“可为百世学书人立极。至若书写时用意飞腾跌宕，筋摇骨转，无一笔板刻，然其用锋洁净，又悉归平正。”此言浅意深，座右常记，当有裨益。

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所谓法者，求之于形，体现于道，形于一画，表象万端。知画者，见一画而知其人，是中国书画魅力所在。

有品则有格所谓格高句响，乃文艺之要义。沁人心脾，荡漾心胸，或日豁然心胸，都在一“心”字，亦都为一“心”字。

品格高下即可定生死，心知其意可以领传承，无源之流必不能人东海，无本之木绝难参青天。生活如此，学问如此，书画亦如此，故日吾道一以贯之。学书学画平常事也，由平常而起，终成不平常之功，水滴石穿，此是理法同源。

梁山舟论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杨守敬以为需增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前人此等论述极多，要言不烦，乃命脉所系，余拈出以为座右，与同好此道者共勉。

杨守敬论书云：“若郑板桥之行楷，金寿门之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后学师法则魔道也。”惺吾老人晚年语重心长，既说与时人，亦警醒后人。可惜后人不自醒，岂不冤哉？

习中国文化者如能养心，则一生受用不尽。平时能燕居静坐，读书品茗，养心调息，以使精光内敛，一旦用时则神采飞扬，精光四射矣。观名家之作，无不神完气足，异彩竞放，或有狂放之处，亦不过平生养心之故耳。

有清一代及民国书家学书者多宗王、赵，以宗王、赵则可楷、可行、可草。问其所以然，日：其转折无不提顿，出笔总在秀洁。王、赵虽相隔千年，然精神承接，亦自高古。非议之人多在少壮，史传傅青主则一例也，及到晚年则有体悟。赵之高迈不在皮相。余少年时学书，长者亦主学赵并授赵帖，十分关爱，不能忘却。

前人有以楷法作草者，所谓收而齐之即为楷，纵而省之即为草。以此授徒，谓不碍楷，亦不碍草，冀楷草并进，所谓善楷者必善草，此民国前之说法。今人以一味作草亦可成书家，要求不同，认识不同，更兼时代不同，或一时也，或一世也。喧闹者总归平静，此要时过境迂、水静河清之时，吾辈或已成土灰，方有分数。

相家有凡人信命、超人不信命，命有不足、修心补相之说。凡人命理，皆有某种不足，能知不足，能补不足，善莫大焉。千余年来，书画之道议论纷繁，第一被人称道者即人品，凡欲成大器者，莫不于此花费毕生之精力，力求进步。斤斤于技法甚夥，然最终鲜有所获。于求道者'乃志存高远，品性高洁，有眼光，有定性，能不为时风所动。虽一时寂寞，亦有益于大成，古来如此，今日亦不能逃此规律。达人知之，勿谓余言之不预也。

《淮南子》云：“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心者有形而神者无形。无形之于笔墨，在于形中有神。而神者，望之可得，触之无相。书画一道不在工拙，以得神为主。故名家作画放笔之时如有神助。神由气生，养气得气是为心法。前人之论如汪洋大海，然刘勰之“气以实志，志以定言”是为可学可用，至理名言。至于养气，余前曾著文论及，倘能调整身心，崇尚自然，心神合一，神行之境则油然生于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