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进

贵州省博物馆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批省区地志性博物馆，筹备于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伊始，书画征集、收藏、研究便列为业务工作的一大门类。

1953年初，贵州省文教厅将社会各界捐献的传世文物二千多件移交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处，其中古代书画五百余件，这是我馆的第一批藏品。同年，贵州知名学者柴晓莲先生将珍藏的文献古籍和名人字画捐献出来，为我馆首次接受的私人捐赠。除了接受捐赠，向社会广泛征集也是我馆扩充藏品的重要途径，流光亹亹，集腋成裘，书画藏品日益丰富。

再一点必须提及的就是在我馆长期从事书画鉴定和研究的李紫光、陈恒安、张心正、刘锦四位先生，他们学识渊博，对书画鉴赏尤为专业，使得我馆书画藏品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一些精品也让省内外专家赞赏不已。

1961年，全国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张珩专程来馆，经过数月工作，对馆藏古代书画给予较高评定。1989年和1991年，国家文物局分别委派全国书画鉴定专家组一行四人及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到馆工作，他们的评定与原始鉴定意见基本一致，充分肯定了我馆书画藏品的品质。

贵州省博物馆书画藏品以清代的为多，许多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的作品都有收藏，基本上能够反映其时代风貌。作为地志性博物馆，根据贵州文化特点及书画发展历史，在藏品的整理中比较侧重按地域来划允大致分为三类，即外省籍书画家作品、外省籍而又与贵州有一定联系的书画家作品，再一个就是本省籍书画家的作品。

贵州自古是多民族地区，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曾被中原视为化外之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自明代建省以后，中原文化大量进入，特别是到了清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贵州与外地的交流越来越广泛。从清代书画来讲，艺术成就较高的文人学士，很多人虽然从未与贵州有过任何联系，其艺术思想对贵州必定产生一定影响，他们的作品值得大力收藏。还有一些文人学士，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与贵州产生过联系，对贵州的文化发展起过一定作用，所以他们的作品更为我们关注。而贵州籍的书画家，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甚而老于斯，逝于斯，是贵州文化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其书画作品有着很深的乡土情结，广泛收集他们的作品，其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馆藏非贵州籍书画家的作品较为丰富，其中不乏国内少见的精品。例如，弘仁，号渐江，清初“四僧”之一，安徽歙县人，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又并称“海阳四家”，馆藏《长松羽士立幅》不仅是其用心之作，更难得的是有其好友查士标所题长跋，跋云：“渐江上人画名重一时，于邱壑竹树无不尽善，独人物不多见。此图作长松羽士，神韵幽闲，笔致皎洁，深得李时伯遗意。往曾为余作《系舟图》，一人危坐蓬底，意度潇洒，正与此同。余野人也，固宜赠以野人面目。口口先生深于此道者，乃无意而得此蓬瀛之客，岂天之所以赠金门曼倩，枉下老聃乎？辛未夏日，查士标题。”名家所绘，名人所评，相得益彰。而朱耷的《八哥诗画册页》字、画分页，亦是图文并茂。又如清初“四王”中王原祁弟子黄鼎的《秋山不老图轴》，纵180厘米，横IOZ厘米，尺幅较大。有人评其画“小幅精妙，大幅稍嫌不足”。但此幅布局严谨，气势雄奇。张珩先生品评：“真，很好。”陈恒安先生鉴定：“功力极深而创新较少，似不如晚年《卧游图》，具有一定的写实价值，但亦不失为中年最精心之作。”刘锦先生鉴定：“作者传世品以大幅画为少。此图技法纯熟，结构严谨，用笔苍劲秀逸，又系临王蒙之作，为平生所擅长，具有一定代表性。”又有“金陵八家”中樊圻《洞庭秋色横卷》、王概《五松图通景屏》等都是尺幅宽大之制。“扬州八怪”是清代独树一帜的写意画派，影响深远，这一画家群体馆藏有金农、黄慎、罗聘、郑燮、李方膺、闵贞、陈撰、华喦等人作品。“海派”中有赵之谦、虚谷、任薰、任熊、任预、任颐、吴昌硕、张熊、浦华、胡公寿等人作品。“岭南画派”有居廉、居巢、黎简等人画作。此外，高其佩的指画，费丹旭、改琦的人物画也有收藏。书法方面，清早期号称“北方四大家”的翁方纲、刘墉、永理、铁保以及在南方与之齐名的粱同书、王文治的作品都有，另外，笪重光、伊秉绶、汤贻汾、赵之谦、吴昌硕、翁同毹等名家的作品也有一定藏量。

非贵州籍而与贵州发生过联系的名人大家也是我馆的收藏重点，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到过贵州，有的甚至居住过较长时间。康熙四十三年（1704），陈亦禧任过石阡知府；张照雍正时以抚定苗疆大臣的身份来过贵州；乾隆时，钱维城两次到贵州公干，他的《苗寨图卷》《秋田绥顺图》都有黔地风情韵味；洪亮吉乾隆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792-1795）任贵州学正：阮元、林则徐先后任过云贵总督：吴荣光任过贵州按察使：何绍基当过贵州乡试主考官；翁同书任过贵州提学使……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名家以贵州题材创作的作品。黄向坚，字端木，苏州人。康熙初到云南寻找父亲，往来于贵州，以云贵山水绘有册页数本。馆藏《寻亲图册》共8页，均有题记款识。1.鸡足山俯视金沙江；2.历浪穹道苗民度索穿山：3.响水关土民设堡守险；4.过罗鬼甸；5.下凯楼坡：6.过龙泉县涉水借宿；7.过相见坡；8.冒雨度湘水。其中多有贵州景点。邹一桂《山水观我册》则更是珍贵，徐邦达先生鉴定：“邹一桂花卉多，山水不多，难得，也是地方文献，可出单行本，可定为乙级。”邹一桂，字原褒，号小山，清代著名花鸟画家。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六年（1735-1741）任贵州学正，赴任时多次游历湘黔山水，深有感触，绘有楚黔山水册页22帧，题额“山水观我”，绝大部分是贵州景点，每幅画上都题有诗文。咸丰时贵州经学大儒郑珍赏鉴后题诗跋附之。光绪时贵州大学者黎庶昌也大加赞赏：“自来名人能画，罕有及黔景者，实可宝贵。今归子振，以黔画而依黔人，物亦所得，冥冥中殆有护持之者。”（见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由此可见，这本画册作为反映贵州文化的资料，在历史上一直受到文人学士的珍视。经过一番曲折，最终入藏我馆。这些作品留存贵州，既增加了藏品的文化内涵，又对地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有清一代，贵州涌现许多才华横溢的书画家，他们自知贵州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故而尽可能地将眼光投向外界，毫无门派之见，博取众家之长，反倒使得贵州书画多姿多彩。有的书画家走出贵州，与同道切磋砥砺，赢得相当声誉，亦有跻身全国一流之列。

“沙滩文化”是较为突出的一个群体。大约在清中期以后，在今贵州省遵义市新舟镇沙滩村为中心的方圆十几公里内，出了几十名举人进士及一批学者，以郑、莫、黎三氏几代人为标志，在经史、诗文、音韵、训诂、地理、版本目录、金石书画、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令全国瞩目，郑珍、莫友芝被并称为西南大儒。书画虽只是其余绪，他们的艺术造诣却名声远播。郑珍书画兼得，颇受尊重。其书法草、行、篆、隶、楷各体咸备，令人赞叹。其绘画也别具逸趣，如《爪雪山樊图卷》，细笔写生山水画，为作者所居贵州遵义禹门寺山景，作于同治癸亥（1863），时值贵州咸同农民大起义时期，遵义烽烟四起，禹门山地势险峻，乡绅组织团练，修筑营盘与起义军对抗，郑珍亦以此为背景绘制。其题识云：“……乡人苦于湄贼，遂相率因山砌垒，聚居其中者几三千户，吾中妹黎湘佩县君旧家桃花溪上，避贼依母家亦作此山中人，其屋三间当太回之顶。余携家自郡城还东，将由此赴成都就浣花之约，妹以我无居，留此小住，兀坐悠然，念飞鸿指爪，一印丈师残雪，随笔涂染，庶他时谈山故者，爱而见我云。”图绘山峰数座，主峰雄险，营盘随山势而建，石垣蜿蜒环绕，内中房屋鳞次栉比，山顶数面红旗迎风招展，显其声势赫赫。这是一幅现实主义的历史画卷，尤显珍贵。莫友芝篆、隶、楷、印皆工，沙孟海评到：“学邓石如篆书的，莫友芝最好，赵之谦、吴熙载其次。”黄宾虹则说：“眲叟（莫友芝晚号）喜金石，工篆隶，所镌印章，使刀亦如使笔，波磔有法，纯任自然，于新安、西泠各派之外独开生面。”而黎庶昌，字莼斋，也是“沙滩文化”的杰出人物，先后出使日本、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其治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著述颇丰，与郑珍、莫友芝齐名，合称“郑、莫、黎”，是海内公认的黔中学术代表。其书法功底深厚，楷书从苏米，参以颜体。馆藏《求吾志斋横幅》是为友人所题室名，自作跋语附后。题字楷中带隶，结体宽博，字字端重俊逸：跋语骨力道劲，一气呵成。黎庶昌两次出使日本，以学识渊博而受日本朝野文士敬慕，他的书法在日本亦有较大影响。“沙滩文化”的丹青墨宝较多，已是我馆一大特色。

清前期黔中名士周渔璜，为土司后代。康熙三十三年（694）会试中试，殿试三甲。曾典试浙江，后又任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官，升詹事府詹事，参加编篡《康熙字典》。京师居官二十余年，以文采出众，诗书俱佳而负盛名。馆藏行书七言联“名传冀北三千里：地近蓬莱尺五天”，气势宏大。

黄辅辰、黄彭年、黄国瑾祖孙三代，世居贵阳，皆为进士，在外做官多年，走南闯北，擅书画，名闻海内。

陈法、陈潋兄弟，安平人（今平坝县），皆为进士，其遗墨前后多有文人学士题跋赞誉。

袁思辑，修文县人，能文工诗，书画齐名，时人评论：“同（治）光（绪）以来，黔之名书法者，必首推思韠。”

赵以炯，惠水青岩人，贵州首位状元。据闻，殿试中三甲文章难分伯仲，最后赵氏以书体工整取胜。传闻未必可信，但也可说明赵以炯的书法是很有功力的。

严寅亮，印江人，在京做官仅七品。光绪中，颐和园建成，遍召京师善书者题额，终选严氏所题，又受命书写园内殿堂楼阁牌匾18方，对联23副，名震京城。

贵州历史上还有许多杰出的书画艺术家，只是囿于当时贵州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他们的艺术成就不为世人知晓，致使长期湮没无闻。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亟待我们挖掘、宣传、利用，让它们重新焕发光彩。在此或可套用馆藏黔籍清末名宦丁保祯所书一副对联：“百年盛业应须立：盖世奇才莫久藏。”

经过六十多年的艰辛和漫长的积累，贵州省博物馆书画藏品已蔚为气象，成为贵州文化的一个亮点。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是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