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君

高二适先生是20世纪一位书法大家，更是一位以铮铮风骨名垂青史的文人、学者。2015年5月13日，他的书法遗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我因另有活动在山西而未能参加，回京后，特专程到美术馆拜观了展览，并深深被老人家的作品所感动。有话在胸，如骨鲠于喉，不吐不快。

我以为高二适先生，是当代书法家内，用自己的诗文，并通过书法的形式，完美展现其人格精神和文人风骨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风格及其形成过程，极具美学解读的意义，而且对当今书法创作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高二适先生的文人风骨是有口皆碑的。1965年，郭沫若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提出《兰亭序》为唐人伪造的观点，高二适先生第一个站出来对郭论进行公开的反驳和批评，由此引发一场持久且影响巨大的兰亭论辩。按当时大背景，郭是文坛领袖，学术权威，而高二适先生却是华东水利学院一个退休在家的普通教师。身份地位之差，可谓悬殊。时至今天，有关《兰亭》论辩的基本结论早已尘埃落定，许多的历史事实和大量的学术文章已经证明，当年的高二适先生，虽然势单力薄，甚至他与郭沫若的第二篇驳论文章《兰亭序真伪的再驳议》都未能在生前发表（此文l982年发表于《书法研究》），但他站在真理的一边。由此可见，高二适先生书法眼界的高明，也足见他不畏权威、敢于直面真理的文人风骨。

文人风骨与气节，是一个文人安身立命之本，但在现实社会中，也是文人经受历练和考验最为严峻的地方。很多时候，文人往往因现实的诱惑或压力而丢失个人气节，和光同尘。高二适先生在《兰亭》论辩中表现出来的文人风骨，为当今文人做出了典范。拜观高二适先生遗作，我发现这种文人风骨，非常一致地反映在他的诗文书法之中，尤其他那不拘成法，生新倔敖、变化多端而风骨粼粼的书法，正是他胸中情怀和个性风格的集中体现。

高二适先生是诗学高手。他二十多岁即喜陈师道诗，学之既久后上追黄庭坚、杜甫，于江西诗派三位宗师用功达40年。他读《山谷诗集》“每夜阑灯昏，辄放声吟哦不休”。他甚至曾经产生“思以一手，重振江西”的愿望。高二适诗风沉雄浑朴、气象高古而风骨嶙峋。如其《同丁浩夫游玄武湖过林散之寓斋诗以自怡悦不寄元》一首云：“仲任对作谁能会，与汝同游咀诘盘。厌座黄花添麴蘖，填坑文不胜漪澜。武侯分有出师表，烟客终非据马鞍。老矣若为教献颂，只宜佳日一凭栏。”先生教人学诗谓：“当先熟读杜韩，继之以山谷、后山，才能立根柢。还有诗外功夫。然非毕三十年功能不克就。再，君子无一朝之忧而有终身之患。服尧舜之道，有颜曾之行，斯乃可为今之诗圣也已。”由此可见其于诗学取境之高远。高二适先生诗学内涵丰富，笔者目前所猎尚少，有志于此者当可作更加具体的探究。

高二适先生是一位对书法有着精深见解，并形成独立观念的大家。他“幼承先人余业，笃嗜临池，然草书无法，心中疚之。盘礴奇忧，不得已乃日取《唐本十七帖》《澄清堂帖》《淳化阁帖》及《淳熙秘阁续帖》之初本，初临钟太傅，继乃专攻右军，习之既久，遂得稍悟真草之书，非由草隶隶篆入门，不能得其正轨焉”。他数十年专致于草书的创作与研究。并对草书源头的章草一体，情有独钟，广取资料，深加考究，著为《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高二适草书结字奇崛，不落俗套，有时几近荒诞怪异，而细审之，皆合法度，所以往往令人叹赏不已。其用笔出入“二王”，尤于献之笔法得爽利秀俊之美，而其章法布局、气息神韵则于明贤，尤其宋克草书得滋养为多。高二适主张草书必兼章草之意，方为上乘，故其所作，多带以侧势行笔，追求“要使人看不出钩啄裹勒之势”。观高二适草书，有一股曲折蚤动、奔突不安之气，结字与线条也往往不循常轨，而给人以生新奇崛、卓尔不群之感。高二适说：“凡书要有荦确不平之气。”“得一拙字，斯为尽矣。”可见，他的书风是其审美思想的体现。

个性化的书法审美理念，是在自然审美理念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创作思维方式。此种模式，自宋代以来最为盛行，而其代表人物首推“自成一家”说的倡导和践行者北宋大家黄庭坚。（有关书法创作审美模式的分类，参见拙著《书法创作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纵观宋以后个性化审美创作，实际上存在着层次深浅和境界高下的区别。一部分作者，为了追求个人风格的独立，往往仅在笔墨形式上进行创意构思，很少顾及形式所包含的精神因素和文化内质。这方面的例子如宋徽宗的瘦金体、清郑板桥的六分半书、金农的漆书等都是。另一部分作者，则往往深入书法形式的内核，从笔墨所表现的格调、情趣以及深层次的文艺思想、人文品格以及审美理想上，通过深入前人书法经典，从中汲取营养的途径，营造自己的个性风格。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苏东坡、黄庭坚以下，历代书法造诣较高，具有重要影响的书法家，多属于这种类型。很明显，前一类个性风格的作品往往有较强的视觉特征，但这种特征，总是以其程式化、工艺性为手段，其代价则是作品往往比较肤浅，习气很重，其审美效果远不如后一类来得丰富而深刻。高二适先生的书法显然属于后面一类。所以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美学解读意义。笔者以为，高先生的书法是其清刚瘦硬的人生风骨的典型体现，而其内核则是其精神的丰富、倔敖，也很曲折地反映了他所处时代一位传统文人的思想纠结和人文关怀。 考察高二适先生的生平可知，他1958年（56岁）因病由华东水利学院退职，此后便没有再回单位工作，直到1977年（75岁）去世，一直赋闲在家。众所周知，高先生赋闲在家的20年，正是中国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动荡，中国文人经历残酷迫害、打击的特殊时期。高二适先生恰好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得以“自在身”而潜心诗书，成就自己的艺术人生。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高二适先生存世作品，绝大多数为师友亲人之间的私交往来信札、诗歌酬唱之作，还有就是大量的读书批注、题跋、著作手稿等，中堂、对联之类用于公开展示的作品相对较少。这实际上是高二适先生在那个特殊年代潜心于书法及相关学问的极好见证，也是反映其思想情怀、艺术见解和书法造诣的第一手材料。目前这些材料尚未全面、系统地整理出版，故笔者无从知其详情。但仅凭这次展览和笔者手中的《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高二适卷>（河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亦可看出，高先生的书法不仅立意很高，而且经过数十年潜心钻研，在广泛临习古人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艺术理念和审美趣向，最终形成具有生命意识的个性化书法风格。

与其诗学思想相统一，高二适的书法审美理想追求瘦劲朴拙，强调气格、法度，反对媚俗。他在自跋临《阁帖》王献之书后云：“作献之草，不宜肥重，此为第一要着。”“学小王，笔迹稍轻快，乃与右军近也。”“大令笔法是篆理，此右军似不逮也。”又他在临宋克草书后跋云：“笔力驰骤，力大于身，吾只于此见之耳。”“大草要有赫怒之气，如虎如貔如熊。”“六六年长夏临此，专取其瘦劲一派。”又其跋所临《升元帖》云：“书法无俊秀之气，不得谓为艺事，能于细致中求莽放尤难。”透过这些言论，我们便能理解高二适特殊的书法风格，决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他不像当今某些书家那样的笔墨游戏，不是简单的形式制作，而是一种具有美学根柢的书法审美追求。

处身“文革”期间的文人有太多的无奈和心灵伤痛，高二适先生隐退之后，可谓“躲进小楼成一统”。但他是一位具有刚毅正气，存生死大节的文人，所以对时风对政治不可能漠不关心。笔者以为，这也是他特殊书风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不妨从他的诗作中略窥此中消息：

坐卧百王吾未堪，别怀惆怅老吾蚕。

将诗欲问陶贞自，已蠹书鱼莫纵横。

——《为讯兰书七绝》

雪中送炭戴居士，暖得直身穷孟郊。

天下英豪尤好事，老人孤泪塞寒涛。

——《辰年寒雪中作》其一

瓠落声名往复还，读书识字每相关。

南竽滥吹堪搔首，庄梦藏身好驻颜。

我巳尘埃如野马，君真绰约比神仙。

杨州尽有二分月，余恨迷迷待子闲。

——《赠陶白》

湘娥清丽美人歌，那比巫阳云雨多。

楚泽含愁情僭恻，长洲搴莽泪滂沱。

澧兰沅苣思无既，鬓拂钗横镜未磨。

日晚苍梧云外宿，恍疑叫舜影婆娑。

——《写似》

书为心画，诗为心声。通过上面诗作中诸如“惆怅”“孤泪”“恨迷迷”“泪滂沱”等字眼，以及“老吾蚕”“穷孟郊”“天下英豪”“南竽”“庄梦”“舜”及“陶贞白”（陶弘景）等人物形象，我们不难想见作者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那种纠结、无奈乃至愤懑心理。由此便更深一层地理解高二适特殊书风的思想文化内涵，而这也是中国书法艺术最为深刻和奥妙之处。古往今来，进入这一境界的书法家总是绝对少数。高二适先生在那样一个文化被颠覆的年代，以其特殊的心力和数十年执著的追求而臻此境，实在令人景仰不已。

高二适先生博览群书，诗书之外，于经史之学也有独到见解。而这无疑也是滋养其书法，使之成为卓尔大家的必要条件。他曾说：“作字如只恃一副本领，而无随时、随地、随人变化转换之功，终非大家数也！”（题唐高宗书《大唐纪功颂>）而他在《杜诗镜铨》题注中则写道：

史迁之文，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而杜诗造法亦与史记、王书同具一幅机杼，转动回旋，强弱高下，无施而不可：而杜子声律之上，尤觉从容闲暇。虽史迁文章，奇傲不可尽与杜之五七言为比拟，然凡羲之书帖诸笔法，则杜律无不尽收之也。

能于书法、诗歌、历史，在人文精神的层面发表如此深刻见解的高二适先生，难怪他的书法那样骁骁不群，那样孤傲不驯，我从他的作品中读到了他的心灵，并为之感动，为之慨然。回视当代书法创作，营营苟且于形式笔墨之中，曾不知书法大道乃在审美境界的提升，乃在人文修养的练达，乃在人格精神的不朽。有关高二适先生的书法评论目前还不算很多，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加深对高二适书法的理解和推重，因为他的书法对当代书法创作提升境界、提高品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