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山

编者按：高=适先生是集诸多学问于一身的学者、诗人、书法家，章士钊先生曾以“天下一高吾许汝”“唯望书家噪一高”誉之。他昂扬、儒雅的书法之背后是深厚的学养和高尚的人格与创造的天才。其书法出古入今，于近代碑学风气之中，独以帖学为宗，诚难能可贵：其书学以章草筑基，参王羲之、孙过庭、杨凝式、宋克等诸家笔意，糅合大草、今草而自成一格，笔力矫健，草法精绝，直可超迈前贤。1965年，在与郭沫若论辨兰亭的真伪中'不顾“世人矢的，被人唾嗓”，独持己见，撰《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其不畏权势、坚持真理的学术精神与品格于此可见一斑。2015年5月9日至s月17日，中国美术馆主办了“适吾所适——高二适遗墨展”，向观众展示了高=适先生的大量珍贵资料。在中国美术馆的配合下，本期我们推出高二适先生书法专题，以展示其超迈古今之艺术，探源高=适先生高深渊博之学术，褒颂其磊落不阿之人格，发扬其坚持真理之精神。同时，在随笔部分的“艺林韵语”栏目还刊发了高=适先生诗作十余首，以飨读者。

20世纪的书法史上，高二适先生以其迥然于一般文人、书法家、画家的书法，脱尽寒酸、迂腐、阴柔与做作、浮滑，以其深厚之学养和昂扬之书风崭然于书坛，正像他的为人，耿介、爽直，超然于世俗，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确立了一代高峰。

书卷气、才气、骨气是形成高二适先生书法人格气象的重要因素，也是其书法具有创造性的根本所在。一代大师的成长，民族文化的积淀、扎实的功夫、个人的天性与才情以及创新的意识缺—不可。

书卷气

所谓民族文化的积淀，对艺术家而言表现为“书卷气”。书法家更应具备这种“气”。书法是一门抽象的艺术，它以文字为基础、为载体。因此，唯洞明文字生成中所蕴自然山川之地脉、宇宙变幻之天象，深谙文字之文化含量，执笔时才有底气，才能生发出意象、意念、意蕴、意境。否则无以到达深郁而豪放，凝重而飘逸之化境。

旧时文人，写毛笔字是常态，但多为“写字”。所谓写字，写出的往往是缺乏才情的功夫字，脱不开古帖的模式、程式，有古板、学究气，缺乏生气。当年陈独秀评价沈尹默的字是“其俗在骨”。这个俗，大概即如此。相对于写字的是“画字”，这在当今泛滥，已成风气。所谓“画字”，是指在书法本体上未下功夫，凭所谓的激情、感觉、形式而写，看似龙飞凤舞、水墨淋漓，实质轻、飘、滑、浮。所以书法太难了书法也太伟大了。熊秉明先生称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不无道理。

高二适先生对历代书法有深刻之研究，于文字学方面亦有极高之造诣。耗时十年，广搜《急就章》注校考异本、矫前人之误，著就《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存亡继绝，填补书史空白。力倡“章为草祖”论，提出“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对历代经典碑帖均读之、临之，或赞或批，高见迭出，不随流俗，妙句连珠。对书法结体、章法、笔法、墨法诸要素作入木之评述，实为书法学精辟之论。如在孙过庭《书谱》中手批：“此数行最为飞动有神。…‘包世臣所谓‘消息多方以下乃有思逸神飞之乐。”手批李治《大唐纪功颂》：“神明洞达，洒落飞扬。”手批王羲之《十七帖》：“此帖笔笔停顿，草法之上乘也。”“此帖最为奇峰兀立，他刻不及也。”在对个别字的点评中见“收而敛，精以澈…‘无一笔轻忽”“清气扑人”等。在读帖与临帖过程中常常情动于衷，兴致所致，以“神入妙出”“沉着痛快”“规模简古”“气象深远”等词句点评。既是总结，也是发现，为后世提供了新的审美意象，成为书法美学的精辟之论。在对书法艺术本体的建构和解读以及理论性阐述方面，不仅有卓见真知，且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为他本人作品的书卷之气、文气、古气的生成积累了广博而深厚的精神资源。

高先生对《易经》有精深的研究，在南京高二适纪念馆收藏有一幅他讲解《易经》的手稿，此稿不失为一件绝妙精微而又纵横大度的书法作品。据陆俨少回忆，他曾托宋文治请高老题画，高先生一眼就看出了陆俨少对《水经注》有研究。可见高老对自然和绘画的认识超越于感性层面，上升到哲学境界，故其作品弥漫着一股“仙气”“清气”。

高老是诗人，他眼中的自然是“诗化”的，如“树静欲眠风浩渺，舟回拍岸水涟漪”。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有：“山木苍苍烟雨歇，几时才见天地合。”诗中意境足可与石涛、黄宾虹之山水画媲美。高二适书法中的画意、审美意象直接感受于自然，缘自于诗性，也得益于哲学。高先生在他读的《杜诗镜铨》上有一段批语：“吾尝谓中国文化史中有三大宝物，即史迁之文，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他称：“读龙门，杜陵诗，临习王右军，胸中都有一种性灵所云神交造化者是也。”其诗高古沉雄，留存有诗辙等三百余首，尤得力于江西诗派。晚年所撰“读书多节慨，养气在吟哦”可作为其诗文气节一生写照。当然，诗的韵律也油然成为高先生书法潜在的节律，它暗合书法之法，神交诸体流变，畅通主体之情，虚浑圆融，自成一体。其阴、阳、顿、挫，以及飞动的线条和铿锵的运笔，在文化的时空唱和于杜子美、李谪仙、白乐天……

高二适先生尚古，在“古”中求新。这“古”是绵延的文脉，是历代的创造，是传统中那最具魅力的神韵。高先生在品评陆俨少画时曾用“古道盎然”四字。虽是评陆俨少，实质也反映了他的美学追求。这“古”乃古仁人之心，是雅士风范，是灵明、沉静、清逸的文心，是袭人心魄的文化气息。这“古”在书法上即是高老所倡章草之法。二适先生自言“一日无书则不能生”，可知他无一日不与古贤、圣哲对话，在精神世界与天地往还。

高先生是一介书生，更是学富五车、充满浓郁书卷气的高士。

才气

高老的才气，体现于他的创造性。创造性在于他以文化之，深谙诸体与百家，且信手拈来，于自然挥写之瞬间得众美之妙，仿佛深藏之甘泉濒濒溢出。

书法，要有法。先有法，后破法，再建法。高二适先生尚法，破法，但不建法。他的法是“无法”，随性而发，随性而书，自得气象浑穆，气贯古今，洋溢着高昂而势不可挡的人格精神。

从高先生读帖的批注“出入千数百年，纵横百数十家，取长补短，自得其环，而超乎象外”，可以更深了解先生对“法”与“无法”之关系的辩证阐述。

他还认为书法虽有法，但不能标准化，草书更不能规范于标准。是的，对于天才的创造，确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标准了，也就结壳了。

高二适先生书学以章草筑基，参王羲之、张旭、唐太宗、孙过庭、杨凝式、宋克诸家，笔意融大草、今草、狂草，于近代碑学风气之中，独以帖学为宗，出古人今，而自成一格，可超迈前贤。高先生在书法的构成上，奇险宕荡，纵横流畅，时而飞流直下，万钧雷电，时而清泉入爸万壑空寂。用笔忽如斧劈神砍，忽如游丝绵绵。高先生凭借吟哦所养之气，功深百炼之力，自信点划，一线横空，全仗性情所致，将书法的疏密节律对应于一瞬灵感，故幅幅皆殊，各美其美，予书法审美以多维空间。

由于高二适先生每日通过读书、临帖与古贤“对话”，故在他生活的虚拟世界里便与王羲之、张旭、怀素为师为友，在书法艺术上自然以他们为比肩对象，这正是他充满自信、矫矫不群、不随流俗的精神起点。在一幅自书的狂草手卷中，他自注：“细草如卷，雨丝风片，未知张旭长史能此否耶？”可想而知，他当时书就此卷时的心情，飞动激荡，自得新境。先生的“自言自语”穿越千年，真情与才情昭然若见。

在整幅章法、文字结体方面，高先生常常违反正常的书法规律，其书势如剑拔弩张，千钧一发。他下笔迅疾、果断、沉劲。林散之先生与高先生为挚友，他赞高先生‘不负千秋，风流独步”。但在书法上却常有不同见解。他虽认为高二适“书读得多、天赋好、勤奋渊博、有学问”，但对其书法则认为“实多虚太少，太挤，有迫塞之感，笔力很矫健”。林散老强调要“担夫让道”，要虚，其书法是追求优美的、完美的，如“山花春世界，云水小神仙”一般。而高老的这种迫塞是反习俗审美的，这正是高老的价值所在，他崇尚的是奇险与峻峭的美。深知高二适先生的章士钊先生在向毛泽东主席介绍高二适时，称其为“巍然一硕书也”。“硕书”一词出自柳宗元的文集，就是“顶级大书法家”。

高老的才气，还体现于他“出口成章”与“脱手千篇”的高度统一。他书写的内容绝大多数为自作诗，故内容与形式的“同构”形成情感与表现的流韵，一泻千里，纵横古今，真气弥满，具有文化的感召力量。高老的书法不易学，因为法度、程式皆隐蕴其间；更不易模仿，因为其形态字相皆随性而生。高老写的是气！是神！是魂！这需要天分、学问、才情、创造精神所养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取其意为：神之不存，形将焉附。

骨气

高二适先生最为世人熟知的亦让其名声大噪的乃是五十年前与郭沫若先生的兰亭真伪论辩。1965年，南京出土了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引发了郭沫若对东晋书法面貌的思考。6月l0、ll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文，认为《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东晋时期崇尚老庄思想相左，书体亦和上述新出土的墓志不类，因而断言，其文其书，应为王羲之七世孙、陈隋永兴寺僧智永所依托。此文一出，在全国书学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强烈震撼，一时间附和之声不断。然高二适读后，独持己见，撰写《<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文，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此文旨在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推倒郭沫若的“依托说”。“驳文”于当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全文刊登，《文物》第七期影印了高二适“驳文”全部手稿。随着“驳文”的发表，文史界、书法界立即掀起了自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学术争鸣，声震士林，影响深远。其不畏权势、坚持真理、“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高二适语）的学术精神和品格于此可见一斑。随着《毛泽东书信集》的出版，才知道，当年高先生文章发表乃毛主席一言助成。毛主席复章士钊信中云：“……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与此同时，毛主席在致郭沫若先生的信中指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以赞成高二适驳议文章发表。1972年，高先生针对郭先生重提兰亭争伪，又写下《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再驳议》，其中有一句极为精辟的话：“夫逸少（王羲之）书名之在吾土，大有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势，固无须谁毁与谁誉之。”由此可见，高先生对传统经典文化捍卫的拳拳之心。今天王羲之及其《兰亭序》在中国书法上的地位，经过那场“争辩”之后，似乎更加牢固，由是，我们更加佩服高先生的信念。要知道，当时高先生只是江苏文史馆馆员，与郭先生地位悬殊。他的这种精神被学界誉为“高二适精神”“硬骨头书家”。他的骨气显示在：

一、以其精深博厚的文化底蕴为背景，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他有号为“磨铁道人，敢磨铁者，何所畏惧？！

二、不求功名，他的学术只为真理，无欲则刚也。

三、骨气在书艺上表现为狼毫用笔，信笔直取，力度道劲，在他的昂扬、激荡的书法笔锋里折射着境界高，取法古，渗透着文人的儒雅，这是最为难得的。

昂扬与儒雅得以和同，正是其人格个性和文化涵养的圆融。

冯其庸先生在纪念高二适的一文中曾用“永远的高二适”作题。是的，高老是永远的，是历史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