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晋 李东朗 宗成康

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一、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陈晋】现在一般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所起的实际作用而言。而从名义上讲，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而是遭遇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的各种考验。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有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后明确 “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这个安排大体有这样一些考虑。第一，在非常时期，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只能做幅度不太大的调整，用原来的中央常委继续负责，大家容易接受。在此前的常委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唱了主角，周恩来也是此前的常委，而且是此前的决策核心 “三人团”的成员。一个掌党，一个掌军，比较合适。第二，张闻天和王明、博古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这样安排在共产国际和王明那里也容易通过，如果用此前 “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要打击的对立面 （毛泽东）来代替博古，变化太大，阻力也大，还涉及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看法，而这是当时很难去讨论的问题。第三，在长征途中，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战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所以，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张闻天（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虽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参与了军事指挥，但大家对他的地位和权威的认识仍然存在着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有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凯丰对毛泽东说，别人都说你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 《孙子兵法》打仗。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在土城失利，博古也曾嘲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第二个例子是1935年3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都主张去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唯有毛泽东不同意，他甚至提出，如果你们坚决要去打，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大家说，你要辞就辞，结果就真的举手通过了他的辞职。第三个例子是在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不满意毛泽东总是让部队走 “弓背”路的指挥方式，径直向中央发电报要求换彭德怀来直接指挥。第四个例子是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毛泽东提出过黄河东征的战略计划，决策层便争论得很厉害，多数人不赞成，原因是走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东征。东征战绩不错，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又回到了西边。从这四个例子看，在非常时期，在重大考验关头，领导层内部出现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个别人先于多数人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实属不可避免，但从中也看出，那时候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还需要一个通过实践来检验进而逐步认同和选择的过程。

到达陕北后，这个检验、认同、选择的过程持续了八年左右方尘埃落定。

1937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史称 “十二月会议”），作了专题报告，指责中共中央此前制定的抗战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认为自己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意见。正因如此，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普遍觉得王明的主张不可忽视、不好反对，多持赞成态度。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这个情况时说：“1937年12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随后，王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大有与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之势，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去开。在不断的摩擦中，直到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 “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才明确了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但职务并未明确。当时，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同意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全会以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

所谓时机还不成熟，是指当时中央领导层在对待 “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这个问题上，认识上还不一致，特别是王明，还继续坚持他的主张。除此以外，毛泽东还觉得整个中央领导层结构存在着问题，由此认为进行调整的时机没有成熟。还是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说道： “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指出的 “忍耐了多少年”的 “矛盾”，是指当时在中央起决策作用的“主要领导者”，是过去 “左”倾教条主义所排挤的人 （当然包括毛泽东自己），但中央领导层的整体班子 （“码头”），却是 “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形成的，因此还有不甚协调的地方。为此，必须在领导层当中彻底弄清是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从1941年9月起，开始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整风学习活动，这个活动随后在全党普遍展开。

经历逆境的毛泽东深知，要使党成熟，必须靠思想理论建设。一到陕北，他就发愤地读书学习和写作，先是写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类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著作，然后又在哲学方面发表 《矛盾论》和 《实践论》，军事战略上写出 《论持久战》，最重要的是 《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方法、对象以及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等等，在文化上还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著述，渐渐把中国革命的基本模样说得清晰起来。与此相应，通过整风学习运动，逐步弄清了土地革命时期以来的路线是非，毛泽东的权威地位也就逐步明确并在全党形成共识。

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成熟和建树，对中央领导层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内领导层对毛泽东的认识。比毛泽东那一代资格更老的革命家吴玉章，在其回忆录里的分析最为精辟到位。他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在这之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并不十分巩固”，“教条主义者们认为，毛泽东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1943年，终于水到渠成，在组织程序上巩固和确认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标志是这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说：“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 “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两个 “主席”职务的确定，标志着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也在组织上、体制上最终巩固和完成。

也是在1943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进一步巩固和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第一件事，是共产国际的解散，无疑更有利于中共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也有利于中央领导层更权威地发挥对全党的凝聚作用。第二件事，是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文中还称毛泽东是 “我党英明领袖”。第二天，刘少奇在延安 《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 “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这样，毛泽东不仅成为政治领袖，也是全党名副其实的思想领袖了。第三件事，是1943年9月到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多次会议，总结历史经验，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在思想认识上达成空前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央领导层纷纷表态，对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领袖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认可。9月，博古明确表示：武汉时期 （1938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10月6日，朱德说：毛泽东是一个 “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11月15日，周恩来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事实上，周恩来在8月2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就发表了一个演说，其中讲：“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之下，称病没有参加这期间政治局会议的王明，于12月1日由夫人孟庆树代笔写了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表示：“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 “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二、遵义会议与党的建设

【李东朗】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并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与此同时，它引发和促使党在组织、政治、思想、作风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成为毛泽东领导地位形成的重要起始点。会议决定 “取消三人团”，“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会后，中央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些决定的结果是，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全党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毛泽东由此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形成 “毛泽东—洛甫”领导体制。虽然毛泽东当时并未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由于当时党最重要最急迫的工作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是覆盖全党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对全党主要工作的领导。同时张闻天、周恩来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见，接受他的主张和建议，他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大大超出了他所担负的实际职务。从指导思想上讲，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决策，在党的各项决策中，他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从发挥的作用上讲，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实际上处于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因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开始形成 （其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3月12日，苟坝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 “三人团”，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8月19日，因周恩来病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从此，毛泽东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党的军事工作的重任。11月3日，在甘泉下寺湾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新成立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成为党在军事战线的最高领导人）。

李东朗，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民主革命教研室主任

而毛泽东的领导，不仅使党和红军突破了危局，转危为安，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而且从此使中国革命步入正确的轨道，在复杂艰险的环境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都和毛泽东的领导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曾就此作出高度概括的评论：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的辉煌成就和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变化，证明了毛泽东领导的巨大作用。而遵义会议是毛泽东领导地位形成的重要起始点，遵义会议的这一成果，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影响，尤为巨大和深远。

（二）恢复和加强了政治局决定党的大政方针的工作机制。在决定撤出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之后，“三人团处理一切 （博、李、周）”，“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权威和作用受到严重削弱，博古后来就此检讨说：“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途中，经过通道会议围绕红军前进方向的争论，黎平政治局会议决定转兵贵州。黎平会议实际上开始了纠正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能参与重大决策，基本上是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的少数人决策的现象。其后1935年1月1日在贵州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是专门针对李德个人擅权行为的，是对其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红军指挥的否决和批判，旨在强调和维护政治局的权威和最高决策权。遵义会议延续了猴场会议做出的这个规定，强调：“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虽然后来根据战争情况，成立新 “三人团”处理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但由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的原则从此确定了。以后如关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和变更，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行动方针，关于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关于奠基西北的重大行动，关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问题，等等，都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决定的。抗战全面爆发后，党中央继续延续了这个决策机制。也就是说，这个在遵义会议期间恢复和加强的党的最高决策机制从此一直延续了下去。它对党的事业、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三）推动党酝酿和实行政治路线的转变。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但需要强调的是，遵义会议对党实现政治路线的转变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破产。遵义会议在集中批评 “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过程中，实际上否决了其整个路线，包括其政治路线。毛泽东后来就此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这既为党探索和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创造了条件，也是现实需要对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提出的必然要求。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共中央，要领导中央红军走出危局，就必须在扬弃中纠正错误和前进，废止过去的路线，就必然要实行与之不同的新的路线 （虽然新路线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军事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和第一位的工作，它覆盖党的全部工作，统领军事斗争的军事路线就集中地体现党的政治路线，是政治路线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遵义会议对 “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的批评和否决，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阐述和肯定，取消 “三人团”，毛泽东补选为中央常委等决定，即解决军事领导和改变军事路线问题，其意义不仅局限在军事斗争方面，而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全局的政治问题，是党当时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因此，遵义会议关于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的改变，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政治路线改变的意义。正是由于遵义会议开始了这些转变，以此为基础，而在瓦窑堡会议上顺利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四）树立了党内民主的新风气。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为了强制推行错误的 “左”倾路线，对凡不积极执行和对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作法，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破坏了党内民主，使党内生活很不正常。这种严重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与第五次反 “围剿”的失败紧密相关。

长征途中，在危难关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为了挽救红军，挽救革命，与党内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实际上也是在向党内的不民主挑战，是在争取实行党内民主。遵义会议就是与错误进行斗争和争取民主的结果。遵义会议在与上级组织——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面对危局，通过党内民主，更换了领导，纠正了错误，其意义十分重大。遵义会议是党内民主的一个成功典范。但其作用还不仅如此，更深远的意义是新的中央领导层从此形成了民主的风气。在其后的长征中，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整个延安时期，以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党内民主一直得到了坚持和发扬。民主风气、民主决策，是党科学决策、夺取胜利的基本环节。从长远的角度观察遵义会议形成的这个风气，其无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五）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在党的决策中运用。遵义会议是为纠正错误、挽救危局而与党内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的会议，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遵义会议在纠正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彰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给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以很大的教育，启发和推动他们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特别是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形成，从指导思想上讲，毛泽东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成为党在决策中的指导思想，开始在党的决策中体现。关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就是最好的证明。博古、李德原定是去湘西。1934年12月黎平政治局会议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但后来又有川西北、云贵川、川西、川陕甘、陕甘等多次改变。当发现预想目的地的环境、条件和敌情不适宜建立根据地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拘泥于已定方案，及时调整、修改计划，从实际情况出发，重新选择、寻找适宜红军生存和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革命的落脚点。经过多次改变，党和红军最后选定西北苏区为落脚点。这样，粉碎了蒋介石一次次“围歼”计划，摆脱了一次次危险局面，避免了损失；同时又建立了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发展的战略基地，形成有利革命发展的战略态势。

（六）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和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开展工作，举凡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重大活动，大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是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进行的。长征途中，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中断，一方面逼迫党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来自共产国际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及其相应产生的各种教条主义的干扰没有了，有利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对红军长征的领导。遵义会议上，党的领导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做出了战略决策、改选了领导人。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的决定和选择是正确的。需要强调的是，遵义会议是在否定和排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情况下举行的，它特别凸显了党的领导人的独立自主的意识。

更为深远的影响是，由遵义会议启动的独立自主精神，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常态。在其后的长征途中，党的重大决策，都是党的领导人根据军事形势和面临的实际情况而独立做出的。经过一系列实践，党内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识进一步生发，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得到不断锻炼和提升。经过长征，随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党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优良作风。正因如此，毛泽东后来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独立自主的极端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遵义会议彰显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作用，深刻影响了全党，并逐渐使之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

三、遵义会议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加强

【宗成康】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不仅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它对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我们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探索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很有意义。

宗成康，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军事历史研究》主编

（一）遵义会议前党对领导军队的探索。应该指出，建军之初，我们党从大革命失败教训中已经认识到建立党的军队的重要性，党中央明确指出，在工农武装中，党应起中心作用，起核心的领导作用。但如何实现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直到遵义会议前，党还在艰难地探索。

当时，受苏联红军建军经验的影响和出于区别国民党 “以党治军”的心理，中共中央提出党不直接指挥军队，而由苏维埃政府派政治委员掌握军队的设想。1928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红军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中央主张，党经过苏维埃中的党团指导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遣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政治委员到红军中，赋予政治委员以较大的权力，代表党和政府掌握军队。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探索为建设党的军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29年9月1日陈毅在 《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中说： “四军未成立前，……各部队连上成立支部，营无营委只设直属小组，在营单独时颇感不便。……这时党在军队中不能起领导作用，军权高于党权。”1929年6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中也说，直到红4军建立初期，党在军中没有指挥权。1929年2月，红4军挺进赣南途中在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师。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谈到这次会师情景时说，红4军见到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毛泽东的话透露了三个信息：一是党对红4军绝对领导是1929年2月在李文林部队影响下建立的。二是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对军队实行“绝对的党领导”一说；三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核心内容是 “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

然而，红4军党内随即在党如何领导军队问题上爆发一场争论，毛泽东的主张也与中央提出的党不能直接指挥军队思想相悖。中央主张由苏维埃政府派政治委员掌握军队，但当时全国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建立，所以中央同意红4军暂时实行现行的党的制度。中央给红4军的九月来信说，红军的党委制目前是可以的，但到了几省苏维埃政权成立时，则必须由苏维埃政府公开指挥红军。12月，红4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但到了1930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用法规的形式确定了红军政委制。《条例草案》给予政治委员在本部队中的最高权力，决定红军只在连队设党支部，团设总支部，师以上各级设党务委员会。党组织没有决定本部队重大事务的权利。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撤销红军中党的各级委员会。

应该看到，在红军反 “围剿”斗争中，红军总部和中央也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要求。1932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的红军总政治部指示信中，作为红军总政治部第一次提出这一要求。1934年1月，正在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同时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也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要求。但必须指出，红军总部和中央所提出的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站在巩固政治委员制、保证红军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加强红军中的纪律角度上提出的，他们与毛泽东主张的党组织掌握和指挥部队是两回事。

（二）遵义会议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加强。遵义会议后，党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一系列正确主张，采取相应措施，纠正遵义会议前党在领导军队问题上的偏差，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

第一，重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过去党虽然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主张，但从没有明确提出红军在共产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的要求。遵义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这明确指出党中央是领导核心。红军分散在各个根据地，党提出的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是否真正为全国各路红军认识和把握，还需要经过实际的检验。过去中央认为党领导军队，但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党需要通过苏维埃政府派出的政治委员掌握军队，中央的意图是否如愿，要由实践回答。中央红军长征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就是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实际检验。张国焘分裂主义事件，是对遵义会议前中央主张的党不直接指挥军队，通过政治委员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的否定。1935年8月红军过草地前的中央沙窝会议决议明确地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更进一步地加强党中央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就将直接听从党中央的领导和指挥的命题，鲜明地提到了全体红军指战员面前。它纠正了遵义会议前党中央关于党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错误主张。

第二，重新定位政治委员，界定政治委员的权限。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期望通过学习苏联政治委员制，以政治委员个人的智慧和权威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1930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政治委员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政的权力；在政治方面有单独发布命令之权。如果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指挥员发生争执，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政治委员在发现该部一切人员包括同级军事指挥员以至战斗员有反革命或以破坏军队组织为目的的行动时，政治委员有执行革命法律之权。但是，由于各革命根据地远离中央，政治委员权限大，又缺乏党组织监督和制约，很容易导致脱离党的领导，滥用职权。1934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红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就表示了这样的忧虑：我们的政治委员负有保障上级命令执行的绝对责任，可惜得很，我们有些政治委员亦不执行命令，这是更坏的现象。应该说，这是对政委制的深刻反思和批评。鉴于身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分裂党的经验教训，红军长征结束后，总政治部在 “关于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的指示中提出，政治委员在红军中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在政治上保证上级意图之实现。军事指挥方面，在不违反上级意图的原则之下，应由军事指挥员决定，政治委员不应干涉军事指挥员的决心；如政治委员对军事指挥员的决心有不同意见时，可向上级申诉。这是对政治委员及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关系的正确定位。

第三，加强红军部队党组织建设，明晰个人与党组织的关系。过去，在政治委员制之下，政治委员游离于本部队的党组织之外。红军政工条例规定，团政委领导党的团总支和连队支部工作，团总支书记和连队党支部书记当选名单由团政委提出，团委会与连队支部干事会每六个月和三个月改选一次。团总支部和连支部不能干涉政治委员的指挥命令。政治委员有解散总支部和连支部的权利。遵义会议后这一状况逐步得到改变，党反对将个人置于组织之上，要求各级党员指挥员参加党的组织活动。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支部的一切决定，每个党员都要完全执行，特别是身为党员的指挥员，应成为执行支部决定的模范。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内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争论，但必须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下级服从上级，这是集中，不允许个人破坏中央全体的决议。恢复支部委员会，为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威信，由副指导员或副连长担任党支部书记，专门注意党的工作，提高支部的领导作用。团以上各级军政干部建立党的特别小组，确定各级政委为小组长，开展党的生活，并吸收军事指挥员过党的生活，加强军事干部对党的观念。为健全党的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中央决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这是党的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工作并向中央或上级军政委员会负责。军政委员会以该部之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组织之，其书记则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指定。

（三）遵义会议为军队党的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重要保证。遵义会议后所阐明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建立党的军队，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臆断。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孙中山，孙中山在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先是发动会党、新军举行反清起义，后又利用西南军阀开展反对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斗争，但革命屡起屡败。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从苏俄革命胜利的经验中，悟出一个道理，革命要成功，必须建立党的军队，孙中山称之为 “党军”。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建立党的军队的重要性。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党领导军队认识的深化。从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绝对的党领导的主张，到红军总部、中共中央接受并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要求；从中共中央反对党直接指挥军队，到遵义会议后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斗争中，强调党中央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告诉我们，党要领导人民军队，必须要能直接指挥军队。人民军队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就是要接受中共中央的绝对领导，做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证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得到完全地贯彻，保证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各种任务，特别是关键时刻的重大任务圆满完成。

遵义会议后所提出的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的要求，为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提供了科学的路径选择。80多年来，我军党的建设已形成稳固成熟的组织制度，并与军队建制紧密结合，实现了党的领导与军事行政领导的内在统一，是坚持和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体现了我军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些制度，我军在战争年代艰苦奋战而不溃散，不断发展壮大；和平时期历经考验而不变质，出色履行使命。实践证明，无论形势如何发展，任务如何变化，这些保证我军性质和战斗力的党的一系列制度，要一以贯之地加以坚持。同时，我们要按照党的先进性要求，从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高度，不断加强军队党的制度建设，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保持生机和活力，确保我军军魂永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