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春义

明太祖朱元璋定鼎中原，只是推翻了蒙古在中原的统治，而远未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代元而立的明王朝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边境形势。其中，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退据大漠的元朝残余势力。除此之外，西北的扩廓帖木儿、辽东的纳哈出、云南的元梁王三股割据势力南北遥相呼应，对明政权构成了三路钳制的战略态势。由于经历了元末全面的政治危机和战乱，明初社会经济残破不堪，政权根基并不牢固。这就决定了明初治边问题，不仅与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战争相互交织，而且受到内部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局面的严重牵制。作为明朝的开国立制者，朱元璋励精图治二十余年，把北元政权压缩到漠北草原，连续用兵相继收复辽东和云南，有力回击东南沿海倭寇的袭扰，初步安定了边疆形势。在此基础上，朱元璋继承和借鉴历代封建统治者治边思想，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种手段，依据明初边疆的现实形势，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独具特色的边疆经略体系。

一、守在四夷，持重固边

朱元璋十分推崇中国古代 “以华为尊”的思想，把 “守在四夷”确定为治边方略的核心。他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冬十月丙寅。强调将国家划分为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和各民族生活的边疆区域，强调中心之地与边疆四夷的区分，重视对中心区域的治理，通过对中心区域的治理进而影响边缘区域。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朱元璋结合明初国家内外形势，明确提出 “御边之道，固当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②《明太祖实录》，卷七八，洪武六年春正月壬子。尤其是洪武五年明军出击北元失败后，朱元璋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蒙古问题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单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况且塞外作战，主要靠精骑，明朝起自江南，“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③《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洪武三十年六月庚寅。，全国 “可战之马，仅得十万”④《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洪武三十年六月庚寅。，尚无大规模骑兵作战条件。因而，朱元璋明确主张 “持重固边”，变主动出击为稳健防御，坚守既有疆土，不为扩大疆域而盲目用兵，以有效保持边疆地区的安定，为国家内部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朱元璋认为，“凡为国者贵有备，有备则无患。”⑤《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秋七月辛亥。洪武六年 （1373年），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等前往山西、北平练兵防边时谕之曰：“处太平之世，不可忘战；略荒裔之地，不如守边。……今无事之时，正宜往彼练习军士，修葺城池，严为守备。”①《明太祖实录》，卷七八，洪武六年正月壬子。这段话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朱元璋 “持重固边”的边防观。首先，强调居安思危、不可忘战。他常以 “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以为安而忘警戒”②《明太祖实录》，卷四〇，洪武二年三月己亥。，警示诸将要居安思危，不要以为天下已安定而忘记警戒，要 “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③《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三，洪武九年春正月癸未。。其次，对开疆拓土持保守态度。朱元璋把当时历经创伤的社会看作大病初愈之人，亟待恢复元气。因此，他认为，王朝初定，应以安养生息为要，不应擅自掠地，而要严密 “守边”，做到固守疆圉，防敌侵扰。在军事战略上反对轻率进攻，其军事力量主要用于守备，对敌人 “来则御之，去则勿追”。再次，务求加强守备。洪武九年，在派汤和前往延安防边时，朱元璋再次阐述了 “严守备”的重要性：“虏人聚散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④《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三，洪武九年春正月癸未。怎样才能实现 “严守备”呢？朱元璋主张 “修武备，谨边防”⑤《明史·兵志一》，卷八九。，要求边将 “坚垒壁，谨斥堠，以备不虞。”⑥《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一，洪武八年九月己未。重视建立军事据点和基地，围绕一个稳固的据点和基地，稳步向外发展和扩大，这实际上也是持重方针的一个延伸。

基于 “持重固边”的思想，朱元璋在经略边疆上不仅重守求稳，而且强调慎战。他非常厌恶历史上好大喜功、贪功生事和穷兵黩武的君主，常以隋炀帝远征高丽导致民穷财尽、元世祖攻打日本造成10万之众葬身大海为戒。他屡屡告诫将士：“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不以无疾而用药。国家未宁，用兵以戢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也。盖兵弭祸亦能召乱。……故为国者但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尔。”⑦《明太祖宝训·谕将士》，卷五。“兵以戢乱非为乱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不为也。”⑧《明太祖宝训·谕将士》，卷五。朱元璋强调慎战与其开疆拓土的相对保守态度密切联系，一再告诫臣下和子孙绝不无故征伐海外之国。同时，对于必要的出击行动，朱元璋则必定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充分准备，慎选时机，确保成功，这在后来平定东北和统一云南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二、置司设卫，武备御边

明初，朱元璋针对北元军事威胁严重、东南沿海倭寇袭扰频繁的实际，实行 “武备御边”的边防建设方针，以北部边疆为防御重点，兼顾其他各个方向，置卫所、设要塞、修城池、屯兵力，通过积极的防御措施，有效维护了边疆的安定。其中，卫所制度是朱元璋在经略边疆中的独特创造，是一种集北魏隋唐府兵制和元代军制的优点，与屯田制度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军事驻防制度。

在明朝的边防体系中，都司卫所是核心体制，城池关隘则是重要依托。卫所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因塞设防，备御边关。 《明史·兵制二》记载：“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如在北部边疆，设有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东与辽东都司，西与山西行都司互相应援，构成了北部边防的三大支撑。在北部边地沿线布设了许多卫所，其中辽东都司20卫，北平和山西北部12卫、6千户所，陕西都司30卫、2千户所，总计在北部沿边设有92卫、8千户所，占全国总卫数的1／4有余。又设辽东 （今辽宁北镇，后移辽阳）、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北平 （今北京）、宣府 （驻今宣化）、大同 （驻大同）、宁夏 （今宁夏银川）、甘肃 （今甘肃张掖）等重镇，派驻重兵守护要塞。这样就建立了以都司为框架，以重镇为结点，以卫所为网络的北边防御体系。在东部沿海，朱元璋也大力推行卫所制度，并通过发展水军和设置卫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初步形成了 “陆具步兵，水具战舰”，陆海结合、规模庞大，涵括了大部分沿海地区和漫长海岸线的海疆防御体系。除上述卫所外，朱元璋还开创了羁縻卫所制度。羁縻卫所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落实了朱元璋因俗而治的政策。明朝先后设了四百多羁縻卫所，主要分布在东北，其次是西北和青藏地区，最著名的有东北的兀良哈三卫和关西诸卫。羁縻卫所的设置，既安置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众，又加强了北部边防。

在设置都司卫所的同时，朱元璋先后征调大批民工和相当一部分卫所士兵，修缮北部边疆及沿海地区的城池关隘，特别是对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池进行了大规模增修和扩建。此外，朱元璋非常重视边防驻军的训练问题。他认为，一支训练有素、强悍善战的军队是边防的关键。因此，“屡命元勋宿将分道练兵”①《明史·兵志四》，卷九二。，选拔良将练兵备战，委派特使巡视边防。这些巡边特使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操练军马、训练士卒。在朱元璋常抓不懈地督促下，明军战斗力得到了保持和提高。

朱元璋精心构建的防御体系中，诸王守边以“屏藩王室”，是其重要一环。就明初的形势看，当时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北方，而国都又是建在长江以南的金陵，远离边塞数千里，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很难对边境实施有力控制，大有鞭长莫及之感。因此，朱元璋先后分封诸子为王，令他们控要害，掌军权，受封诸王在北部边疆形成了内外两线、层次分明的守边局面，对控扼边防，抵御北元的侵扰，维护明朝江山起了重要的屏护作用。

三、怀德柔远，睦邻安边

朱元璋关于天下秩序的基本观念是恢复春秋之大义，建立夷夏一体的传统朝贡体系，强调内华夏而外夷狄。尽管如此，但其在制定民族政策和外交方针上，却能够以初生的明政权长治久安为出发点，提倡恩德怀柔之法，从而达到内抚民外睦邻的安边目标。

朱元璋时常告诫臣下：“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以坐制。”②《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三，洪武九年春正月癸未。他认为治疆的重点是治理边疆少数民族，要坚持抚慰与威慑并举，倡导夷夏一体、因俗而治、布德施恩，通过安定少数民族达到安定边疆的目的。朱元璋常常提及：“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③《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戊寅。在保持军事威慑的同时，朱元璋对包括蒙古在内的各少数民族持有“华夷一家”的团结态度，发挥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采取招抚、封册、朝贡、互市等形形色色的恩抚手段，争取少数民族上层，抚慰少数民族百姓，强化少数民族民众对王朝的认同感，从而实现华夏的统一与安宁。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压迫是导致元亡的原因之一，多次宣布 “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④《明史·贵州土司》，卷三一六。，倡导 “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⑤《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力求妥善管理和安抚各少数民族。这种做法有效降低了军事对抗的程度和用兵的难度，使得明初对边地的战争 “大军勘定者少，先声归附者多”⑥《明史纪事本末·北伐中原》，卷八。。

朱元璋十分崇尚 “亲仁善邻”的儒家思想。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即派使赴周边国家宣告明朝的外交政策：“与遐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⑦《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他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但与他们建立和睦友好的关系，却能起到安定边疆的作用，因此制定了以睦邻友好促边疆稳定为主要设想的外交方针。洪武四年九月，朱元璋召集群臣，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唯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⑧《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与四邻相处时，朱元璋虽然也沿袭历代中国帝王的做法，向各国颁 “大统历”，使邻邦都遵用中国正朔，但更坚持 “礼从本俗，自为声教”的方针，政治上不加干涉，尤其反对军事上“恃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唯有其 “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如 “倭寇”等，则严阵以待，予以坚决回击。同时他还采取 “厚往薄来”之法，礼待来使，广事招徕，力图使各国感到有恩可怀，能主动归附，并且服从明朝的管辖和统治。每当例行朝贡时，朱元璋一再叮嘱礼部大臣：“彼既慕义来归，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⑨《明太祖实录》，卷八七，洪武七年春正月乙亥。。目的是通过这些柔服措施，促进睦邻关系和边疆地区的稳定。他深恐自己的子孙不能记取历史的教训，特别将睦邻安边的方针写入 《祖训》予以告诫，表明了明朝对海外实行的和平友好政策。因此，洪武年间，明朝与当时各邻国的关系，除日本外，始终是和平友好的。据不完全统计， “朱元璋在位31年，先后30次遣使访问周边12个国家，同时有17个邻国135次访问中国”①刘宏煊：《中国疆域史》，第四章，249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

四、茶马互市，屯田实边

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把经济政策作为边疆政策的组成部分，尤其作为军事政策的补充。自秦汉以来，为了巩固政权，不使民间经济与军事活动发生矛盾，一些开明的封建帝王都采取轻徭薄赋、兵食自给的政策。朱元璋也不例外，在军事征伐之外，针对边疆不同情况，着力推行屯田，分别用军屯、民屯、商屯等措施加强边防建设，注重以茶马互市之法搞活经济，以屯养军。朱元璋常历军戎，提出 “屯田以守要害，此驭夷狄之长策。”②《明太祖实录》，卷五〇，洪武三年三月丁酉。随着陆续设置卫所，朱元璋广泛展开屯田，给与驻边军士耕种工具，命令七分屯田，三分守御。为避免边军荒废屯政，还常派人巡视督促。朱元璋之所以对军屯异常重视，不仅仅在于它能解决当时粮饷供给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为边军后勤保障提供了一条长久途径。

早在夺取金陵之初，朱元璋便命诸将于南京龙江等处屯田生产，以资军备。洪武建元后，朱元璋更是在全国大力推行屯田之制。他对诸将说：“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若但使兵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藩镇诸将务在程督，使之尽力于耕作，以足边储。”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丁丑。他还说：“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且耕且战，……自今宜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国有所赖。”④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于是，明太祖确定了 “立法分屯，布列要害，远近相应。遇敌则战，寇去则耕”⑤吴树萱：《钦定续文献通考·兵二兵制》，卷一二二。的屯田政策，力图实现 “以屯养军”的目的。当时的屯田政策推广十分普遍，并对屯田之制有明确的规定，史载：“凡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耕作；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⑥龙文彬：《明会要》，卷五三 《食货志一屯田》。屯田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恢复了已经被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从而支援了塞外的军事活动、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的田赋征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达到了保障各地特别是边疆驻防军队供应的目的。

朱元璋非常重视发展汉藏传统的茶马贸易。互市贸易的开展和长期存在，首先是出于稳定边疆的需要，这是军事征伐之外又一种安定边疆的办法，其核心在于运用中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边疆民族进行影响。同时，借助茶马贸易，明王朝弥补了对抗北元战马不足的缺陷。

藏族聚居的地区，高山连绵，地势高峻，生产以畜牧业为主，农业则以青稞为主，“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⑦《明经世文编·王氏家藏文集·呈盛都宪公抚蜀七事》，卷一四九。，所以藏族人民特别需要内地的茶叶。而明朝在统一战争中特别是在对北方蒙元的斗争中，“兵力有余，惟以马为急”⑧《弇山堂别集·市马考》，卷八九。，非常需要藏区出产的大批良马，用以装备军队。以茶易马，既可满足双方的物质需要，又可以加强内地与藏区的联系。自洪武五年起，明廷陆续在川陕地区设立茶马司，负责茶马贸易。明初的茶马贸易分为茶马互市和马赋差发两种形式。茶马互市就是以茶易马之贸易。由于茶马互市必须是双方自愿，所市之马的数量尚不能满足明朝的需要，于是朱元璋又创设带有强制性质的马赋差发。洪武十六年正月，他敕谕松州卫指挥佥事耿忠说：“西番之民归附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共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出马一匹，定为土赋，庶使其知尊君亲上，奉朝廷之礼也。”⑨《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一，洪武十六年春正月辛酉。此令一出，当月到京师朝觐的各部首领，“悉献其所乘马，诏以钞偿之”⑩《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一，洪武十六年春正月己巳。。后来，明朝将偿钞改为给茶。这种马赋差发，具有征派赋役的性质，但付给一定数量的 “茶酬”或 “茶赏”，又兼有互市的某些特点，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明王朝通过茶马互市和马赋差发获得了大量马匹，其中大部分发送京军，用于作战或送各卫所驯养。明朝发展茶马贸易的政策，总体上顺应了汉藏两族人民经济上互相依存的客观需要，推动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藏区同中原王朝的联系。终明之世，西藏一直与内地保持着较稳定的关系。

五、朱元璋治边方略的消极影响

在朱元璋的苦心筹划经营之下，明初建立起了一个以都司卫所为核心，以城池关隘为主要依托，以屯田为军需保障，布以重兵，守以诸王的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为明代的边防奠定了基本格局和制度。但他战略上的求安偏稳导致保守化倾向，尤其是在经营海防过程中显现出消极的一面，制度建设上也存在重大缺陷。

一是求安偏稳导致了战略保守倾向。如前所述，洪武时期的治边方略核心是 “守在四夷”，边备是在 “持重”原则指导下逐步展开的。 “守在四夷”的理念虽然把实现边疆的统一和治理作为“大一统”的题中应有之义加以规范，但并未把边疆经营提高到应有的战略地位。“持重”战略遵循的是守备为本方针，追求的是稳固防守既有疆域，这种战略方针上的求安求稳，很容易导致保守化的倾向，致使对边疆的治理流于松散，不仅不能提升边疆治理的层次，还造成了边疆与内地的关系不时出现动荡。此外，过多地强调 “安边”而不是强边和发展边疆，无意于积极缩小边疆与内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从长远来看，于边疆发展和稳定并非长久之计，以牺牲边疆的发展为代价去换取安定，只能是低层次的安定，甚至不能从根本上求得边疆稳定，难以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而制定的招抚怀柔政策又多是以牺牲中央权威为代价的，包含着一种对现实的无奈让步和妥协。军事战略上的求稳偏安极易导致在军事上走向消极防御，片面追求稳定甚至是满足于一时的安定，往往只能造成边防空虚，不能未雨绸缪地主动解决 “边患”，一旦出现危机，则只能手忙脚乱地思考因应之策，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边疆经营上的被动。

二是海禁措施开启了闭关锁国大门。海禁政策的实施是明初求稳偏安保守化战略最为消极的表现。明代以前，海上安全较有保障，而到了明代，一方面遭遇到海上国内反抗势力的挑战，另一方面遭遇日本战国时期内乱的延伸影响，出现了严重的倭寇袭扰现象。治理海疆成为朱元璋面对的一个全新课题，没有成例可以援引，他理所当然地把陆疆防御的体系搬到沿海的防卫上，逐步推行了海禁政策。海禁政策最初只是在沿海地区采取的一种临时性军政措施，但在实施中逐渐升级成为阻止内外通商往来的闭关政策。本来的出发点是确保海疆防线安全，却因为政策制定者的种种担忧和对海防问题认识的先天不足，变为试图以割断内外联系以确保自身安全的保守手段。这种明显带有消极倾向的政策，非但无助于海防，反而演变成为阻碍沿海地区发展和海疆长远安全的枷锁。以损害沿海地区人民利益为代价的海疆政策，不可避免地给明朝海防和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后来的 “嘉靖倭患”就是海禁政策直接造成的一个恶果。更为严重的是，海禁的厉行，扼杀了自宋元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的海外贸易，抑制了中国商业资本的正常发展。清朝承袭明制，严格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最终陷于落后挨打的境地。

三是封藩制度埋下了国家动乱隐患。自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封藩制度已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并日益暴露出危害中央集权、妨碍国家统一、破坏社会安定的严重弊病。朱元璋在考虑封藩时，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但在新生的明王朝迫切需要巩固政权，并对边疆和全国各战略要地实施有效控制的情势面前，朱元璋认为封藩是最有效的措施。朱元璋分封诸子建国拥军的意图是使皇帝居于都城，诸王布列于塞上和内地各方，代表皇帝指挥军队，防御北元南下和加强对全国人民的统治，以解决都城远离前线，朝廷不便指挥的矛盾。因此，朱元璋虽然明白封藩有可能导致诸王拥兵自重以挟持朝廷的恶果，但他认为只要采取一定措施加以限制，就可以成为维护朱明天下的最佳方案。其所实行的限制措施主要包括：藩王不分封土地，不直接过问民事；王府设相傅官属，以教育和监督藩王；后又逐渐削减藩王护卫。朱元璋虽然对诸王的政治权力加以限制，但由于清除开国功臣之后，在军事上过分倚重诸王，守边和出征的任务大都交由镇守边地的诸王，导致诸王大都兵权在握，日益坐大，从而难以驾驭。后来的 “靖难之役”，证明了封藩之制最终还是重蹈了汉初、西晋王国之乱的覆辙，这是朱元璋封藩之时未曾预料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