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森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概括的可以讲两句话，一句是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另一句是国内的发展改革任务极为繁重

国内外的经济形势

从外部环境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整整6年，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保持了整体复苏的态势，但复苏之路曲折漫长。2014年以来，主要经济体的走势明显的分化，美国经济进入了稳步增长的轨道，房地产市场回暖，就业市场持续改善，失业率从危机爆发时候的两位数，已经下降到6.4%，金融市场稳中有升。从欧盟和日本情况看，2014年的经济转为迟滞，欧元区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和通缩的双重风险，在坚持量化宽松政策的同时，仅仅实现了零增长。特别像德国，德国这几年形势本来比较好，但是2014年也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失业率在欧盟高达11%，经济的停滞显得尤其的明显。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增长势头已经风光不再，2014年二、三季度的环比增长分别只有负1.8%和负0.5%，如果折年率相当于二季度经济负7.1%，三季度是负1.9%。日本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在2014年年中上调了一次消费税以后，决定本来是年底前再调一次消费税，把消费税从8%调到10%，但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被迫取消了这个计划，而且提前举行大选。

新兴经济体两年来一直承受着经济失速和通胀的双重压力，除了印度保持在5%左右的速度以外，金砖五国其他国家，像巴西、俄罗斯、南非都在零增长的边缘徘徊。所以，总的看世界经济的复苏艰难曲折，不确定因素较多，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分化，地缘政治冲突和石油价格暴跌，这些都是世界经济波动的重大风险来源。据国际货币基金的最新预测，2014年全球增长只有3.3%，比年初的预测下调了0.4个点。为什么讲国际经济形势呢？因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短期内还是难有实质性的改观。

从国内看，一方面，2014年以来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仍处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显现，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增加，财政金融的潜在风险增加，房地产等各种隐性的风险逐步的显化。虽然，风险总体可控，但是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我国经济的增速进入了一个换挡期，国内经济运行持续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这已经成为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主要的标志。

习总书记在经济工作会上专门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逻辑。他专门分析了进入新常态的九个趋势性变化。

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常态是什么？我想用点儿时间简单分析一下。概括起来，中国过去长期依赖的增长模式就是一种投资驱动、资源驱动、出口拉动的高速增长。从投资驱动来看，我国投资增长率每年都是在25%、30%，有的省投资增长率最高达到过将近50%，一个地区的投资和国民经济的产出相比较，有的超过100%，每年要投入的资金超过最后国民经济的总产出，这是一种难以为继的发展模式。所谓资源驱动，就是尽管中国资源存量已经很大，已经占到12.4%，但是我们消耗的钢是全球的46%，消耗的煤炭是全球50%，消耗的水泥是全球的63%。这也是不可持续的。所谓出口拉动，就是长期以来、改革以来外贸依存度逐渐增加，20世纪的后十年是平均40%，21世纪进入WTO以后，2005年最高的时候外贸依存度达到63%，这两年开始逐步的下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创造了经济的基本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比较典型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14.2%，其中投资占了6%，消费的贡献是5.6%，出口的贡献是2.6%，加在一起14.2%，这就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增长的模式。

但是，从2012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的经济已经下行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维持在7.3%～7.9%的区间。2014年的三季度是7.3%，是近年最低的增长速度。今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同时疲软乏力，都完不成预定的计划，2014年年初定的增长指标7.5%左右，靠的是投资要增长17.5%，实际运行情况可能不到16%；消费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定的年度指标14.5%，实际运行是12%；外贸出口定的指标是7.5%，前三季度是3.3%，后面的9月、10月，外贸有点快速的恢复增长，特别是出口，但是实践情况证明外贸出口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水分。

所以说，我国经济步入了一个新的常态，而且进入这个新的常态是一种被迫的新的战略性的转移，我们从过去的投资驱动、资源驱动、出口拉动的高速增长开始转入了市场驱动、创新驱动、消费拉动这样一种中速、稳定、平稳的增长时期。在这个新的阶段，更多的靠经济的提质增效、结构转型。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超过了投资的贡献，进出口对GDP贡献一直是负的，连续四年都是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表面讲，一般的解释是外需不振、内需萎靡，我们还要持续结构调整、产业化，但事实上是过去长期依赖的旧的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而新的增长模式是要市场驱动、创新驱动、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它的发育和成长还不够。所以，本质上是经济的内生动力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主要还是要靠深化改革。

2014年二季度、三季度开始国家出台了一些微刺激措施，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中国现在的经济不是靠扩大投资、靠一些刺激政策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靠结构调整、靠改革寻找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可以说，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意味着我们改革开放也要进入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重点任务也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倒逼机制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注重通过问题导向的改革，破除一切阻碍束缚生产力解放的体制机制，使中国经济改革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对于2015年经济增长，主要的研究机构一般都认为7%左右是比较实际的数字，这个速度考虑到了保就业和稳定市场预期的需要，也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相适应，同时可以为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留有一定的空间。

对2015年国内的形势，大家要关注的三个问题。一是一、二季度经济的走势。如果下行压力还增加，2015年的经济增速会不会在某一个季度突破7%，变成6打头。同时CPI、PPI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都是大家应该高度关注的。二是对于宏观政策的调整，大家要注意观察和跟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两句话，大家要很认真的理解，一句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要更加有效，也可能财政赤字会有进一步的增长。另一句话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对于这个松紧适度，大家感觉需要宽松的时候就要适当宽松一些，具体怎么操作，采取什么措施，需要进一步观察。第三个要注意的是，2015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十三五”规划和关于“十三五”规划的中央的建议都要在2015年做出来，“十三五”的发展的目标和关于“十三五”的一些发展的新思维，对于国家的宏观形势的走势非常重要。

未来改革的方向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还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15年的改革可以注重以下的几个问题。

一是要尽快提出统一市场准入制度。当前，各级政府正在陆续清理政府权力清单，但是对于企业和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负面清单，因为法无禁止皆可做，定了负面清单以后，其他就都可以开放了。上海浦东已经有了制定了负面清单的说法，如果真正取得经验，带有普遍性，就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国务院已经决定，天津、广东、福建先行一步，也建立上海浦东这样的自贸区，我想，在一定的区域内取得经验以后，尽快的全面推开，允许企业依法平等的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真正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

二是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势的行政性手段。资源性垄断领域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加强监管的原则加快改革，特别是加快开放石油、电力、天然气、电信这样垄断行业中的竞争性环节的业务。网络性的资源垄断环节一些特许经营，应该可以面向所有的各类的所有制主体开放，对长期以来民营经济难以进入的领域，要加大改革力度，要有大的改革动作。比如讲到的原油的进口管制问题，我们国家原油的外贸依存度60%，每年进口差不多3亿吨，但是控制在几个屈指可数的央企手里。过去我们长期讲，为什么原油的进口管制不能开放，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担心大家一拥而上，到时候国外把石油价格抬上来怎么办，怕恶性竞争。实际上可以设定一个门槛，但是总体要开放，国际油价已经从前几年的120美元一桶，现在掉到60美元一桶，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已经跌破了60美元，短短一年的时间，下降了50%。应该为我们的取消石油进口管制开创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窗口，我想，对于一些重大的改革，中央还是要下决心，稳中求进关键是要有稳中有为，有为才可能有进。这是一个正确的逻辑。习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强调，改革要有“三敢”的精神，敢于肯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

三是抓紧推进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涉及到竞争环节、竞争领域的价格政府管的越少越好，能放开的尽量放开。特别要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形成由市场决定能源的价格机制。像油价市场化定价机制前几年已经明确定下来了，只不过我们要走的三步只走了两步，最后一步没有放开。过去为什么迟迟的这一步走不出来，还是有一些人借口保护国有企业，“中石化、中石油就是共和国的‘长子，要是让市场定价就把它推到市场的第一线了”，这是借口，这个意见谁提的，谁就是我们党内最大的“老虎”，现在，中央已经对他进行了处理。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意见，迟滞了这方面改革的步伐。

四是全面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做法，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包括地方的优惠政策。2014年全面开展对于优惠的财税政策的清理，地方优惠财税政策包括零地价、负税收、直接行政补贴、财政补贴造成了一些地方的恶性竞争，破坏了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问题非常严重。当时财政部提出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底气不足，一个部门能不能做这么大的工作，各个省的政策都是省政府出的，都是省委支持的。最后明确了，国务院决定在2015年从全国来开展这项工作，这不是一个部门工作，是需要国务院、需要各个部门、需要全国各省都要统一思想，为了创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来做工作。

五是抓紧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积极开展反垄断法的执法检查，同时要探索全面取消预算资金对于竞争领域的补贴，清理过度干预微观活动的产业政策，我们的产业改革和企业发展委员会，要注意产业政策的变化，特别是产业政策新的走向。长期以来，我们产业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级政府对微观活动的一些干预。对这个问题，我想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总结。要通过清理一些不适当的产业政策，能够实行普惠的、竞争性的产业政策，用这样一些竞争政策来取代过去挑选赢家的产业政策，这样才能使各个企业处在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上，为我们市场体系的构建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只有加强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改革，我们中国的改革才能成功地跨越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中国的改革发展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摘编自作者在第二届中国产业改革发展年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