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酉民

中国反腐的热浪以超越人们期待的力度劲吹。然而，刚刚有人感到官不好当了，似乎公务员也不那么诱人了（其实，健康的社会本应如此），就有不少官员开始担心，长此以往，政府人员工作热情难以调动了，积极性没了，创造性少了，甚至不少人怕担责任不推不动了，不想有作为了。

上述担忧一方面来自于自身权力被削弱的情感反应，另一方面则源于对政府作用和权力地位的过度认知，总担心如果政府撒手，会导致混乱或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只要法制健全、市场完善、服务到位，许多本不用政府操心的事情会发展得更好。许多发达国家，即使很小的政府，甚至短暂无政府，社会也并未陷入混乱，百姓也并未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各界已充分认识到政府无处不在的强力管控的弊端，然而，如果没有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把权力真正装进笼子，让权力自己革自己的命是很难的。李克强在征求社会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时明确表示，我个人不“以言代法”，但强调“政府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政府公共监管必须有硬措施，以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务院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简政放权，不断加大力度，甚至设立了指标，但我们听到的和感觉到的却是来自各部门的应对技巧和阻力，如有些部门将过去已放的权统统计算来应付放权指标的要求，不少部门在放的过程中，只挑那些鸡毛蒜皮的权放，实质性的权力依然牢牢坚守着。

中国道家先贤自古有“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一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

那些担心一放就乱的官员，轻视了老百姓的智力和创造性，中国人有极强的适应性和容错能力。

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控制着好像没乱，但却扼杀了发展的活力、民间的创造性、社会潜能释放的空间。放权之始，也许需要一段适应性，但百姓、企业、组织会照看好他们自己的事情，并会很快摸索出合适的道路，发展出恰当的模式。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在做好该做之事的基础上让大家做自己的事，以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关于无为有四种情况，对操权者（政府）而言，可无为，也可有为；对百姓而言，则有可为和不可为。如果百姓可为，操权者最好无为，否则操权者的有为常常会干预百姓的可为；如果百姓不可为，操权者的无为将窒息社会活力，此时，操权者最好以其为尽快让百姓可为，然后自己再退居为无为。

理论上讲，操权者的权力是百姓赋予的，操权者需要好好努力，该无为则无为，如大量放下手中那些本应属于市场、人民和组织的权力；该有为则真正有为，如受托做好公益、社会保障、环境和安全等服务。真正应该高度警惕的是，本该下放的权力不下放，百姓无法为，而政府还不为，拿着权不干事，百姓想干又不能干，从而使全社会陷入无为的僵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