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昆

在我国电影发展史上，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默片艺术不断成熟并到达了历史高峰，同时有声片也在不断地探索与发展，寻求到了最佳的规范标准，并产生了一系列经典作品。这一时期的电影在题材选择上比较宽广，不再是一些单纯的神怪武侠和家庭恩怨电影，而是题材更加贴近现实，表现多彩的生活场景，传递民生。同时，这一时期的导演大多数都是在系统进行了系统化专业知识学习，并不断成长，以及国外众多流派及理论知识流传到中国，成长起来的导演更加重视电影特性的表达，自觉对比运用电影语言进行创作与思考，再加上有声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音响调节、镜头调度与画面造型有效结合成为了一种趋势，影片的展现角度进一步拓展，反映了电影综合艺术的造型效果。于是，《马路天使》《狂流》《十字街头》《神女》等大量典型影片逐渐出现，涌现出大量“贴近社会生活、蕴含人生哲理、洋溢着爱国情怀”的影片，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优秀电影作品涌现的高峰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作品在美学和历史意义上，明显超过了30年代之前的作品，深刻影响了后来甚至如今的中国电影，那个时期的电影在当代一次次被搬上荧幕。

电影《马路天使》剧照

一、多元竞争电影格局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文化领域还算比较自由，电影在这一时期是一个新颖的事物，更加开放自由。一些外来干涉确保了电影产业运营能够自主化，1923—1925年间，全国共设立了175家电影公司，其中140家便设立在上海，这么多的电影公司，由于专业知识的差异，其拍摄水平差异性较大，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分析得知，电影行业多元竞争格局不断形成。

适者生存便成为了这一时期只有竞争的必然结果。各大电影公司不断创新，从而在我国电影市场上迅速成长出一些独具特色的电影公司，例如这一时期比较出名的公司：“大中华百合”“明星”“天一”“长城”“神州”、上海影戏、南国戏剧社，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电影行业。各个电影公司都均有独特的经营理念，例如“天一”的传统保守形象、“大中华百合”的欧化色彩、“明星”的“营业主义加一点点良心”的“正剧”等等，进一步充实了30年代的影坛。[1]

显然，自由竞争有力地推动了电影市场的发展，但是，统一市场的干预使得市场恶性竞争和秩序混乱。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30年代后期武装神话剧同古装剧的非正当竞争，自由竞争的电影运行方式流于形式。

二、一元排他性电影思维的强化

20世纪30年代这一理念不是指从1930年开始，而是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时期，国民党采取一党独裁专政的时期开始。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采取强制的政治手腕来控制思想和文化，这是独裁专政的实质和基本做法，国民党便是如此。这一时期的官方电影观念处于统治地位，其采取经济、政治等方法有力地控制了电影市场。然而对电影核心地带——上海，国民党并未进行强制控制，在这个各国租界林立的地区，难以实现全密封的政治控制。

上海属于半殖民地，这里成为了左翼思想最理想的保护屏障，更是遵循艺术至上电影人的保障。对于官方的强力威胁，软性和左翼电影论者团结一致，然而电影史体现出来的依然是党同伐异。所以30年代的电影格局具有显著的特点。其不仅是多元的，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电影流派，然而其也是一元的，而且他们都承认自己是合理的，其他的流派都应该被取消。

三、静悄悄的共谋与合流

多元化电影的存在，一元化的极端思想，使得30年代的思维尤为独特。本来应该良性竞争、互相学习的电影却被相互排斥、粗暴的批判所替代。贼似的电影的生存的环境更加恶劣，相互不正常竞争和残杀的结果，导致了电影资源被大量浪费。然而假设把30年代的电影解释为泾渭分明的派别，又失去了真实性，相关流派之间纠葛不断，十分复杂。

从时代背景分析得知，我国电影面临着同世界电影交流，不断更新探讨话题。无论是国民党主流电影、软性电影或者是左翼电影，其都需要对时代课题进行回应，他们的思维都是文化的产物。

左翼同官方电影，在思想上存在很多共同点，30年代前的电影，各种流派纷纷出现，然而普遍的想都比较陈旧，依然受到传统道德封建思想的影响。相比于同时期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以来文学现代性思想，电影思想更新较慢。然而到了30年代，随着官方和左翼均高度重视电影，进一步拓展了关注视野，电影不断摆脱了传统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色彩。左翼同官方电影的重点均在于现实政治，其目的在于唤醒社会大众的革命意识，并且维护官方意识的正统性，然而工具论均是电影论的前提条件。

左翼与软性电影论者同样有着某种合流。在夏衍导演的电影中,刚开始他将茅盾的《春蚕》搬上电影银幕,由于电影艺术性的缺乏,结果遭到了软性电影论者的痛斥,如黄嘉谟就认为《春蚕》的演出最大的毛病便是“缺乏趣味的成分”,不仅缺少自然景物的美的成分,乡村男女的衣服也“实在欠洁净而又破旧”,这与赵家璧所认为的——“《春蚕》的演出是值得歌颂的,因为他是第一部新文艺小说被移入了开麦拉的镜头”——尖锐对立。[2]由此,也引发了左翼基于思想性和阶级性的批评模式与软性电影基于娱乐性的批评模式的尖锐对立。但很有历史意味的是,在一片火药味愈来愈浓的批评拼杀中,电影表现的渗透与融合却暗暗加强。

电影史便是如此地复杂，表面上相互竞争，实质上共谋合流。竞争成为了电影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助推力。虽然囿于政治与党见，30年代的的电影理念十分对立与尖锐，然而正是由于存在商业竞争，这种对比并未阻碍我国电影的发展，而是使得各个流派能够深刻反思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也渐渐意识到了（数日安当时不愿意公开承认）竞争对手的优点，因此静悄悄地合流与融合缺乏趣味味的成分便成为了电影艺术的必然发展趋势。30年代的电影业，在战争纷纷、国难当头时，依然创作出了很多经典作品，并且能够在国际上同其他电影进行交流，这便是对电影最深刻、最重要的启示。

[1]李永东.洋场趣味、左翼观念与政治诉求的纠缠——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女性形象组合模式[J].文艺研究,2012,03（10）：1130-1134.

[2]欧孟宏.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4(6)：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