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亮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

《鹿鼎记》市井文化论

张 亮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

《鹿鼎记》作为金庸封笔之作，超越了以往的作品，一直激发着人们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视野来审视金庸作品的意义。在《鹿鼎记》中,诸多典型共同构成了一幅市井文化风俗画。小说的故事背景正值康熙年间，朝廷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新生政权，新兴的市民阶层正在兴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要改变，整个社会愈来愈显露出向功利主义思维靠近的倾向。随着朝迁市变，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快，外族文化注入中原地区的市井文化，尤其是韦小宝身上的复杂性正体现了市井文化的兼容特性。将主人公韦小宝置身于当时的市井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他的金钱观、义气观、政治与人生观以及他所奉行的混世哲学，实现了“孔孟”与“庄禅”的统一,圆融和平衡了“义”“利”两者之间的关系，彰显了市井文化和健全人格的题中之义。

《鹿鼎记》；市井文化；性格

如果说金庸武侠小说是建立在“侠之大者”的追求之上，那么《鹿鼎记》显然颠覆了传统，具有明显的超越性。金庸曾说“《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小说的主角韦小宝出身卑微，混迹市井，历练了一身的狡黠与流氓气，与以往金庸小说中的“大侠”形象大相径庭。《鹿鼎记》在金庸武侠小说谱系中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激发着人们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视野来审视金庸及作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市井文化这一文化语境入手，探究金庸作品中市井文化厚重的历史感，从而丰富我们对金庸笔下价值观和正义感的认识。

一、研究综述

金庸的作品直到今日仍然很难说已经过时。在《鹿鼎记》问世之前，关于金庸及其作品的评述与研究可谓众说纷纭，例如陈洪洞察评论界急于将金庸作品经典化的趋势，在肯定金庸小说成功利用和超越“英雄传奇”的前提下，指出快餐式写作存在的问题，对评论界心态起到了一定的反拨。多年来，对于《鹿鼎记》的研究其实也从未间断。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主要立足文本，基本形成五条线索：一是对《鹿鼎记》英译样本的相关研究，从翻译观、翻译的实践活动、跨文化角度等方面阐述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问题；二是采用结构主义的批评模式，立足文本，对《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的形象、艺术特色及其思想艺术价值进行分析，例如孔庆东的《〈鹿鼎记〉的思想艺术价值》；三是对小说中的文化意象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深挖其背后的历史意蕴或精神文化；四是对《鹿鼎记》与《堂吉诃德》进行对比研究；五是解构批评，分析小说的后现代性，例如荒诞性。整体而言，上述研究大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互相交叠，研究成果各具风貌。但是，也存在一些空白，其中有一点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即在“文化研究”批评观念的指导下，一些边缘文化类型及其要素有望成为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小说被视为更大文化实践的一部分。《鹿鼎记》中的市民文化带有厚重的历史感，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出现得较早，但也较少，尤其近五年来鲜有代表性研究，着力点不够。

二、《鹿鼎记》与明末清初的市井文化

(一)市井风俗画：明末清初的市井文化概况

市井，乃商肆集中之地。市井味,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与气质。市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性文化,它的价值观势必导向“事功”，它以功利性为核心，以娱乐性极强的形式为市人提供赋闲与消遣。它一方面创造出大众参与、集体共享的种种活动模式，而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常常是一种精神的松懈、情感的释放等，而不是精神的追求与创造[1]。

明末清初的扬州园林、盐商、说书、唱戏、方言、美食、风情，都在《鹿鼎记》这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扬州至少从唐代起，就成了商业大都会，车马如梭，商贾如织。在依靠正当劳动谋生和致富的商民之外，衍生了一种专事坑蒙拐骗、说谎吊白、寻衅滋事、明抢暗偷的城市流氓，这一群体应运而生，躬逢其盛。韦小宝其人虽无历史可考，但是扬州的历史中确实伴随有韦小宝的身影。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后记》里说：“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小说主人公韦小宝从扬州一路北上至京，眼前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北京从古至今，市井中的生活状态和各种现象，始终受到广泛关注并形成特有的北京市井文化。这种市井文化有一个最直接的特征，便是市民文化丰富多彩的原始状态，这种特征历经沿革终于成为北京的市井文化[2]。例如，小说对北京天桥上卖冰糖葫芦的人就着重描写了一番。再如，韦小宝陪建宁公主出宫游玩，一路上所见所闻都是市井文化的写实，热闹的胡同、各式的买卖，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一幅市井文化风俗画。

(二)朝迁市变：市井文化风起云涌

明末的黑暗统治导致了政权的灭亡，新的统治集团已经建立。除了发型和着装需要改变之外，底层人民的生活质量实际并没有改变太多。但是，政权更迭却为市井小民带来了一些新鲜的话题，街谈巷议也能成为历史悬案，例如《建州宫词》影射的孝庄太后下嫁之事。

韦小宝生于扬州，远离波诡云谲的政治中心。多数百姓安于现状，注重享乐，这正是农耕经济长期熏染下的小市民心理。韦小宝喜欢听人说书，内容大多是朝迁市变涌现的英雄传奇，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这些直接影响了韦小宝的处世哲学，例如义字当头、对权力的仰慕。此外，朝代更迭还赋予了市民文化“大破大立”的品格，新兴市民阶层朝气蓬勃，整个社会上下一派生机。并且，为了巩固新政权而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商品经济得以繁荣发展，新的经济关系成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强大后盾。新兴市民阶层又决定了市井文化的相应显现，传统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观念逐步被新观念取代。还有一点，大清国一统河山，疆域辽阔，市民社区广泛而多元，市井文化便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情调，并相当丰富、繁杂。

自古以来，朝代更迭会滋生新的权力和利益，而且五行代德，这一切渗透浸淫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运行轨迹与终极目标均指向功利主义。如果从哲学层次来观照，功利主义是以满足人的现实利益和幸福作为活动的最高原则和价值衡量标准的学说，它主要从人类行为目的和效果去研究和估量行为的价值，突出事物对人的有用性，强调行为和活动的有利后果和最大价值。那么，在人与世界的价值关系上突出功利性，正是市井文化的显著特质。无须质疑，明末清初的这个阶段愈来愈露出向功利主义思维方式靠近的迹象[3]。

(三)民族融合：市井文化兼收并蓄

明末清初政治动荡。明朝灭亡，人口远远少于汉人的满洲人成为统治者。满洲人发源于关外东北地区，历史悠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于是新政权建立之初，满文化与汉文化必然存在冲突。例如，清军刚入关时，要求所有汉人更变发型。而汉文化自古都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说，头发是不可以随便剪掉的。然而大部分人还是妥协了。满洲人也开始学习汉文化，崇尚儒学，兴办学堂。在历史的长河中，满汉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彼此作出了妥协，满汉逐渐可以通婚，进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

民族文化融合，特别是满族文化的影响，对中原市井文化的繁荣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语言上。方言是市井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北京话是由明朝的北京话糅合满洲官话而形成的，其中夹杂了许多满族词汇，例如“爸爸”、“哈喇”、“各色”、“咕咚”、“妞妞”等，成为北京方言中的常用词。其次，满族的许多饮食习惯也进入了汉族人的生活。北京传统菜肴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甚至为北京人所喜爱的甜点“萨琪玛”也是满语的译词。另外，满族的服饰、礼节甚至“老鹰捉小鸡”等游戏也被汉族广泛接受。这些事实都广泛地说明了：外族文化的注入，使得中原地区的市井文化格外繁荣。韦小宝正是置身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并逐渐成长起来。其实，韦小宝本人就是一个来路不明的“杂种”，有人说他很可能是“五族共和”的产物，既有满汉血统，也不排除含有其他血统的可能。韦小宝身上的复杂性可能是因为融合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个性，例如满人的剽悍、汉人的智慧等。可能得益于先天的优势，他既与清朝的达官贵人交好，也不忘与明朝遗士的情谊，左右逢源，博取了双方的信任。这些都说明了市井文化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已经超越了民族之间的历史性恩怨。

三、市井文化视野下韦小宝的形象分析

(一)贪欲有艺：韦小宝的金钱观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促进市井文化繁荣的根本原因。韦小宝的金钱观是商品经济冲击封建小农经济的产物。明代末期，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瓦解、冲击着自然经济和封建制度，市井文化就这样渐渐兴盛起来。扬州“天高皇帝远”，受主流文化的钳制相对小一些。而且，扬州靠近运河，交通便利，人们见多识广，观念更为开放。上述这些对韦小宝的价值观念有着莫大的影响。

在《鹿鼎记》中，妓院和银票充当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装置”，在韦小宝的“发迹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日本，“文化装置”的分析是以自然与文化为媒介，物质与精神为媒介，把这一切作为广义的媒体来定义[4]。简单来说就是由工业文明创造出来的各种媒介以及网络体系，如货币、商场、监狱等，这些事物构成了我们的“文化”，作为生活的基本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里提到的“文化装置”不同于日本学者的观点，它是商品经济背景下的“文化装置”。同样地，借住妓院、银票这些“文化装置”，可以帮助理解市井文化的内涵。

首先，妓院对韦小宝的影响是较大的，他身上的市井气主要在此习得。妓院里成长的他饱尝人间冷暖，对世间苟且之事习焉不察，例如对男女之事的熟谙、对权力与金钱的追逐等。总之，妓院“家学”对韦小宝日后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次，韦小宝喜欢银票，是他发达的重要圣物。“有钱能使鬼推磨”，除了“江湖救急”，襄助朋友外，他的银票主要用于赌博。他不在乎输赢，只图尽兴。当韦小宝和银票同时出现时，就凸显了一个事实：与银票相连的近利主义或商品文化已经在市井生活中登上极其神圣而重要的地位，市民处于从金钱的奴隶向金钱的主人过渡的重要阶段。银票为新兴市民打造了一个“乌托邦”，银票等于一切，除了满足一己之欲，还可以领略“挥金如土”的快感。但是，银票并非人人都有，甚至还能有那么多。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市民阶层与底层穷困大众的生存与文化鸿沟悄然扩大而不是填平，银票编织的幻象诱惑着更多的人飞蛾扑火。这就使我们领略到金钱极其无情脆弱和虚幻冰冷的一面。小说第39、40回写韦小宝与他母亲的事儿，虽是游戏的笔墨，却也油然渗透着某种悲喜交织的意味。韦春芳没有料到儿子做了大官，所以仍旧称他“小王八蛋”，仍旧谆谆地用妓院行规教导他不许偷客人的钱，这里表现了底层人物温情善良的一面，隐喻着一个妓女的心灵可能比贪官还清白些。但是金庸巧施误会，韦春芳将小宝的银票视为不义之财，逼着小宝物归原主。可见，底层人物甚至不敢轻易地妄做发财梦。这又有点悲情的意味，也可见市井文化心理中怯懦、保守、本分的一面。所以，市井文化自带一股道德规诫的精神，并非是不加节制的、非理性的、欲壑难填的，它也奉劝人们循规蹈矩，无愧于心。此外，小说还写道索额图教小宝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后来韦小宝还教施琅行贿、向吴三桂索贿、到扬州公干“想贿赂收得多”。金庸运用讽刺的史笔说明了一个事实：小宝在索额图面前可谓“小巫见大巫”，说到贪财索额图之流才真是此中老手。身为朝廷官员的韦小宝比混迹市井的韦小宝坏，朝廷官府不比市井干净多少，市井文化并不比庙堂文化鄙陋多少。于是，市井文化反而因金钱(银票)的缘故而显出一种神圣与卑微并存的双重品格。更重要的是，钱对韦小宝来说，虽然很重要，却也不过是他享乐的工具。有人对金钱贪欲无义，但韦小宝却疏财重义，一旦朋友遇难肯定会慷慨解囊。可见，韦小宝的金钱观是有原则和底线的：既要懂享受，也得讲义气。金庸对韦小宝、韦春花这样的市井小民没有过分诘难，有意无意地表达了“人性本善”的观点，且市井文化不完全等于功利主义，这让我们看到了“潘多拉之盒”中的希望，体现着金庸对市井文化一种富于客观性的历史认识。

(二)疏财重义：韦小宝的义气观

毫无疑问，金庸吃透了“英雄传奇”这一文类的特性[5]。 “义”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义”也是把握市井文化的一大要素。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中写道：“中国人的重视人情与义气，使我们生活中平添不少温暖……在风波险恶的江湖上，义气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然而人情与义气讲到了不顾原则，许多恶习气相应而生。中国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轨道，与中国人太讲人情义气有直接关系……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6]金庸批评了“韦小宝作风”，但无可否认“义”仍可算做韦小宝身上比较可贵的一点。若同一阶层间讲求义气尚不足道的话，那么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里，无论是对康熙还是陈近南，韦小宝都很讲义气，这就远远超越了阶级性。

《鹿鼎记》第五十回有一段韦小宝的自白，阐明了他对“义气”的看法。“皇帝是好的，天地会众兄弟也是好的。皇帝要我去灭了天地会，我决计不干。天地会众兄弟要我去行刺皇帝，我也决计不干。”[7]178-179《论语·为政》篇有云“见义不为，无勇也”，可见韦小宝身上也延续了孔孟传统的血脉。尽管他的“义气”可能有一点小市民的狡黠气，与《天龙八部》里的阿朱，《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有类似之处。

其实，要全面理解韦氏“义气”还得从他的活动轨迹入手。他常说“好兄弟，讲义气”，可惜韦小宝每次卷入的都是中国最高层的政治漩涡：一边是幼主小玄子，一边是权臣鳌少保；一边是清王朝要巩固新生政权，一边是天地会要反清复明。每一次对立双方都是势成水火的敌人。韦小宝身处这种极其危险和对立的政治火山口上，多次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似乎懂得“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谁对韦小宝有恩他都会讲一把义气，好在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这主要归功于他“机会主义”式的“义气”，即保命要紧，见招拆招，以无原则为原则，“无招胜有招”，颇有庄禅之意，真率放任，并不拘囿于死套路。可是一旦陷于忠义两难全的境地时，他也不会背弃信义，而是选择归隐。在韦小宝的价值观中，生命是高居首位，“义”字紧随其后。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体认市井文化中“义气”的丰富内涵了。

(三)知而不争：韦小宝的政治与人生观

在政治仕途中，韦小宝虽谈不上蔑视权贵，但他骨子里对封妻荫子、光耀门楣的愿望却不是很强烈，反而在烦冗的礼法之中游戏穿梭，处处彰显着市井文化中“知而不争”的乐天精神。对他而言，皇帝是汉人还是满人都不重要，能做多大的官也无所谓，活命和享受才是人生的终极价值。能用眼睛来“看戏、看美女”，用耳朵来“听说书、听曲子”这才是好的。他五音不全不会唱戏，却不妨碍他溜进扬州的戏院看白戏；他出生在丽春院，满眼看到的都是扬州佳丽；他从未听全扬州评话，但他的全部知识几乎都来自书场；他根本不懂音乐，可是他也晓得坐在一边听人唱曲子是一种享受。

在第50回中，反清义士们盛情推举韦小宝出来做皇帝，但是韦小宝死活不肯。“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骂人赌钱……哪里还能做皇帝？这真命天子，是要天大福气的。我的八字不对。”可见韦小宝很有自知之明，对自身价值有着清楚的定位。

所谓“知而不争”，指的是他本来有机会可以“闻达于诸侯”，但他不敢争求忝列重臣之列；他或许有希望能够“笑傲江湖”，但他从不奢望登上总舵主之位。他只要懂得戏曲、美女、评书可以娱乐自己即可，又何必计较其中的宫商角羽是否少了“徵”音呢？“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热血洒宦海，知而不争，以退为进，“曲线救侠”，何乐不为？这正是市井文化“乐天知命”的养身之道，一种明哲保身的自知之明。儒学大家孔颖达曾说“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任自然之理，故不忧也”，莫非韦小宝也懂孔孟之道？韦小宝不识字，孔子与孟子所教导的道德，他从来没有听见过。显然这有可能是作者的价值取向。

在小说中，韦小宝共有两次“退隐江湖”的经历。虽然韦小宝的精神气质不能与令狐冲、张无忌、杨过、风清扬等人完全地相提并论，但是却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出世”情结。第一次是讲韦小宝领着建宁公主等七个老婆逃到距蛇岛不远的“通吃岛”，一住数年。第二次是韦小宝成为鹿鼎公和抚远大将军之后弃官而逃，隐姓埋名，杳无音信。不难看出，韦小宝在价值追求上，对待官场爵位和江湖地位更多的是持一种游戏心态，既不贪恋也不快意恩仇似地巧取豪夺；在日常行为方式上，大多时不顾诽誉，不拘小节；在情感状态上，虽然处处留情，实则也可以算得上真情率性。韦小宝没有盖世神功，姑且称为“痞子英雄”吧。总之，通过塑造韦小宝这一市井浪子形象，为市井文化着上了一层较为浓厚的老庄之意：极力张扬自然率性，洒脱而机智。

(四)混世哲学：国民劣根性

即便是康熙盛世也会到处充斥着不公平，这便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讽刺，蕴涵了对中国封建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揭露。而且不得否认，市井文化中趋利避祸、谙于世故、享乐主义等消极因素在韦小宝身上高度集中。韦小宝出身卑贱，一无所长，只一味地摇唇鼓舌，抓乖弄俏，投机钻营。一旦得到某些东西，他就马上不知天高地厚，不可一世。他为人处事向来是一无原则，二无器量，整天东蹦西窜，惹是生非，眼睛紧盯那一丁点儿利益。所以，韦小宝在本质上是个小市民，即便平乱有功，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官至鹿鼎公和抚远大将军，可惜终究不是“大侠”“名士”，只能在圈内落得个“小混混”的污名而已。他的伎俩实际上早就扎根于扬州的市井文化之中了，包括前文提到的“妓院”家学。倘若进一步将这些伎俩化零为整，这便是他的混世哲学了。

早先关于韦小宝性格的主要特征，金庸供给人们两条线索：一是适应环境，二是讲求义气。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竞争中挣扎并繁衍至今，大概主要由于我们的民族最善于适应环境。但最善于适应环境的人，可能最聪明却不一定最高尚。韦小宝既然不当英雄，对道德规范便可视若无睹，周旋于世，呼风唤雨，如鱼得水。

金庸说：“道德是文明的产物，野蛮人之间没有道德。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长大，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后来他进了皇宫，皇宫也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因此，就教养而言，韦小宝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为了求得生存和取得胜利，对于他是没有什么不可做的，偷抢拐骗，吹牛拍马，什么都干。做这些坏事，做来心安理得之至。”[8]总之，韦小宝的混世哲学主要来自于市井和江湖，市井和江湖是最具包容性的地方，难免“藏污纳垢”。因此，我们需要正视市井文化的另一面，努力剔除其糟粕。

四、结语

在当代文坛上，李瑞山指出金庸作品中隐含各层面的文化意义，并对文学史家、文学研究者发出了诸多提问，极富研讨价值。这提示我们：金庸的意义不能仅仅从文学史角度去考虑，而需要从更宽阔的文化语境视野——中国文化现代性去审视，同时为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提供范例。韦小宝以利义为巢，重利但不轻义，凭借一系列天人合一机遇，最终得以飞黄腾达，这不得不令人思考现代文化的尴尬困境，该如何在道义和利益之间取舍，又如何平衡、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市井文化中所包罗的“庄禅”与“孔孟”的现实意义又何在？总之，金庸为处于现代文化尴尬困境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认同模型。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整体上是趋于和平统一和和谐稳定的，胡斐式除暴安良的大侠以及郭靖式的“侠之大者”可能有些过时了，所以金庸用韦小宝来解构和超越传统正邪二元对立的模式。韦小宝虽是市井文化的畸形儿，却以幸运儿的姿态赫然耸现。韦小宝身上不仅体现了孔孟的“义”和担当，例如他帮助幼主康熙智擒鳌拜、平定三藩、签订《尼布楚条约》，俨然一位“民族英雄”，而且也带有老庄的“任意而为”“真情率性”。“为老人折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韦小宝如果在康熙和陈近南二人之间选择帮助任何一方都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他并未这样做。“孔孟”与“庄禅”在他身上合二为一，成为了解《鹿鼎记》中市井文化的两道重要法门。小说通过构建市井文化这一文化语境，使得人物形象更有厚度，性格更鲜明，有效地推动情节发展，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地领略到“义”和“利”二者之间的艺术张力。金庸通过刻画韦小宝这一角色提示我们：只有圆融、平衡“义”与“利”，才是市井文化和健全人格的题中之义。

[1]赵伯陶.市井文化刍议[J].学习与探索,1993(5).

[2]于启莹.京味·市井·小说——京味市民小说三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3]杨经健.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的时代投影[J].创作与评论,1994(3).

[4]川崎贤子.对产业社会“文化装置”的分析[J].世纪论评,1998(4).

[5]陈洪.关于金庸作品经典化及其他[J].南开学报,1999(6).

[6]韦明铧.扬州市井气与韦小宝作风[N].扬州日报,2007-05-30.

[7]金庸.鹿鼎记[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8]陈尚荣.韦小宝这小家伙——金庸小说人物评析之一[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责任编辑：郭德民】

2015-04-06

张亮(1991—)，男，山西阳泉人，博士，主要从事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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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600(2015)07-0082-05